今年的一整個夏天，正是魯迅先生被病纏繞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光，許多愛護他的人，都為了這個消息著急。然而病狀有些好起來了。在那個時候，他說出一個夢：他走出去，看見兩旁埋伏著兩個人，打算給他攻擊。他想：你們要當著我生病的時候攻擊我嗎？不要緊！我身邊還有匕首呢，投出去擲在敵人身上。

夢后不久，病更減輕了。一切惡的征候都逐漸消滅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時，可以有力氣拔出身邊的匕首投向敵人，——用筆端沖倒一切，——還可以看看電影，生活生活。我們戰勝“死神”。在謳歌，在歡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個友朋的心坎中，每一個惠臨的愛護他的人的顏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樣。他與我們同在一起奮斗，向一切惡勢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還續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發表）一文的中段。（他沒有料到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壓在桌子上，預備稍緩再執筆。）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樓下，見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時外面正有些風，但他已決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難勸止的。不過我姑且留難他，我說：“衣裳穿夠了嗎？”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絨線背心。說：“夠了。”我又說：“車錢帶了沒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來天已不早了，隨便談談，傍晚時建人先生也來了。精神甚好，談至十一時，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時，我急急整理臥具。催促他，警告他，時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說：“我再抽一支煙，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來，看看鐘，已經一時了。二時他曾起來小解，人還好好的。再睡下，三時半，見他坐起來，我也坐起來。細察他呼吸有些異常，似氣喘初發的樣子。后來繼以咳嗆，咳嗽困難，兼之氣喘更加厲害。他告訴我：“兩點起來過就覺睡眠不好，做噩夢。”那時正在深夜，請醫生是不方便的，而且這回氣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覺得比前二次厲害。為了減輕痛苦起見，我把自己購置在家里的“忽蘇爾”氣喘藥拿出來看：說明書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臟性氣喘也可以服。并且說明急病每隔一二時可連服三次，所以三點四十分，我給他服藥一包。至五點四十分，服第三次藥，但病態并不見減輕。

從三時半病勢急變起，他就不能安寢，連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終夜屈曲著身子，雙手抱腿而坐。那種苦狀，我看了難過極了。在精神上雖然我分擔他的病苦，但在肉體上，是他獨自擔受一切的磨難。他的心臟跳動得很快，咚咚的聲響，我在旁也聽得十分清澈。那時天正在放亮，我見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脈門。脈跳得太快了，他是曉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點鐘去托內山先生打電話請醫生。我等到六點鐘就匆匆的盥洗起來，六點半左右就預備去。他坐到寫字桌前，要了紙筆，帶起眼鏡預備寫便條。我見他氣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寫了，由我親口托請內山先生好了，他不答應。無論什么事他都不肯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關頭，他也支撐起來，仍舊執筆，但是寫不成字，勉強寫起來，每個字改正又改正。寫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寫了，其余的由我口說好了。他聽了很不高興，放下筆，嘆一口氣，又拿起筆來續寫，許久才湊成了那條子。那最后執筆的可珍貴的遺墨，現時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紀念了。

清晨書店還沒有開門，走到內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來了，匆匆的托了他打電話，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內山先生也親自到來，親手給他藥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訴內山先生說苦得很，我們聽了都非常難受。

須藤醫生來了，給他注射。那時雙足冰冷，醫生命給他熱水袋暖腳，再包裹起來。兩手指甲發紫色大約是血壓變態的緣故。我見醫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嚴重了。但仍然坐在寫字桌前椅子上。

后來換到躺椅上坐。八點多鐘日報（十八日）到了。他問我：“報上有什么事體？”我說：“沒有什么，只有《譯文》的廣告。”我知道他要曉得更多些，我又說：“你的翻譯《死魂靈》登出來了，在頭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廣告還沒有。”

我為什么提起《作家》和《中流》呢？這也是他的脾氣。在往常，晚間撕日歷時，如果有什么和他有關系的書出版時——但敵人罵他的文章，他倒不急于要看，——他就愛提起：“明天什么書的廣告要出來了。”他懷著自己印好了一本好書出版時一樣的歡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報紙到手，就急急地披覽。如果報紙到得遲些，或者報紙上沒有照預定的登出廣告，那么，他很失望。虛擬出種種變故，直至廣告出來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當我告訴他《譯文》廣告出來了，《死魂靈》也登出了，別的也連帶知道，我以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說：“報紙給我，眼鏡拿來。”我把那有廣告的一張報給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細看《譯文》廣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來他是在關心別人的文字，雖然在這樣的苦惱狀況底下，他還記掛著別人。這，我沒有了解他，我不配崇仰他。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觸，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眾接觸。那一顆可愛可敬的心呀！讓他埋葬在大家伙的心之深處罷。

在躺椅上仍舊不能靠下來，我拿一張小桌子墊起枕頭給他伏著，還是在那里喘息。醫生又給他注射，但病狀并不輕減，后來躺到床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見了醫生似乎也在訴苦。

六點鐘左右看護婦來了，給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氣。

七點半鐘我送牛奶給他，他說：“不要吃。”過了些時，他又問：“是不是牛奶來了？”我說：“來了。”他說：“給我吃一些。”飲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實是吃不下去，不過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強吃的。到此刻為止，我推測他還是希望好起來。他并不希望輕易放下他的奮斗力的。

晚飯后，內山先生通知我（內山先生為他的病從早上忙至夜里，一天沒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來。我說：“日里我問過他，要不要見見建人先生，他說不要。所以沒有來。”內山先生說：“還是請他來好。”后來建人先生來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惱，連說話也不方便。看護和我在旁照料，給他揩汗。腿以上不時的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兩個熱水袋溫他。每隔兩小時注強心針，另外吸入氧氣。

十二點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護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兩點鐘注射時叫醒她。這時由我看護他，給他揩汗。不過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緊握我的手，而且好幾次如此。陪在旁邊，他就說：“時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說：“我不瞌睡。”為了使他滿意，我就對面的斜靠在床腳上。好幾次，他抬起頭來看我，我也照樣看他。有時我還陪笑的告訴他病似乎輕松些了。但他不說什么又躺下了。也許這時他有什么預感嗎？他沒有說。我是沒有想到問。后來連揩手汗時，他緊握我的手，我也沒有勇氣緊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難過，我裝做不知道。輕輕的放松他的手，給他蓋好棉被。后來回想：我不知道，應不應該也緊握他的手，甚至緊緊的擁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愛的人奪回來。如今是遲了！死神奏凱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從十二時至四時，中間飲過三次茶，起來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煩躁，有好多次推開棉被，我們怕他受冷，連忙蓋好。他一刻又推開，看護沒法子，大約告訴他心臟十分貧弱，不可亂動，他往后就不大推開了。

五時，喘息看來似乎輕減，然而看護婦不等到六時就又給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時她叫我托人請醫生，那時內山先生的店員終夜在客室守候，（內山先生和他的店員，這回是全體動員，營救魯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囑托他，建人先生也到樓上，看見他已頭稍朝內，呼吸輕微了。連打了幾針也不見好轉。

他們要我呼喚他，我千呼百喚也不見他應一聲。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烏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連戰斗了幾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醫生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沒有危險了。他就來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晝呀。而黑夜，那可詛咒的黑夜，我現在天天睜著眼睛瞪它，我將詛咒它直到我的末日來臨。十一月五日，記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

（選自《我與魯迅》，許廣平 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