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陜西的黨先生說，自己的奔馳車在7月1日凌晨被3個中學生偷走，報警時被告知車輛發生事故，已被交警拖走了。

事故還是挺嚴重的，車頭損毀嚴重，目前在未定損完的情況下，已經定了43萬多元。

偷車者是3名十幾歲的中學生，目前還沒有學生家長聯系他，保險公司還以未成年人駕駛為由拒絕理賠。

是誰，給了這3名中學生偷車的勇氣呢？

1

三名初中生能輕易偷走奔馳車，甚至在事故后棄車逃離，這種“膽量”并非天生，而是家庭教育長期缺位的產物。

規則意識的淡薄，是最危險的“啟蒙”。

許多家長認為“孩子還小，不懂事”，對偷竊、闖紅燈等行為采取“寬容”態度。

但心理學研究表明，12-15歲的青少年已具備明確的道德判斷能力。若家長不從小樹立規則底線，孩子會誤以為“突破規則”是獲取關注或證明自己的方式。

比如，有的家長自己闖紅燈、插隊，卻要求孩子“守規矩”；有的孩子損壞他人物品，家長以“他還是個孩子”為由拒絕賠償。

這種雙標，只會讓孩子對規則產生輕視——“既然大人都不守規則，我為什么要守？”

真正的規則意識，需要家長用孩子能理解的語言解釋“為什么不能做”。

比如，偷車不是“好玩”，而是“侵犯他人財產權，可能毀掉一個家庭”；

闖紅燈不是“省時間”，而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冒險”。

當孩子明白規則背后的“利他性”和“保護性”，才會真正敬畏規則。

2

即使家長試圖教育，青少年仍可能因生理和心理特點，無法準確預估行為后果。

這種失控，既是大腦發育的“不平衡”，也是家庭情感忽視的“放大”。

神經科學研究發現，青少年大腦的“獎賞系統”（追求刺激）發育較快，而“控制系統”（評估風險）發育較慢。

這種“不平衡”導致他們容易沖動行事，且更關注“當下的快感”，而非“未來的代價”。

例如，偷車時的刺激感遠大于“被抓的后果”；事故后的恐慌也遠大于“修車的費用”。

這種“現在爽了就行”的心態，正是青少年行為失控的生理基礎。

與此同時，家庭情感忽視的“共謀”不容忽視。

初中生正處于“心理斷乳期”，渴望被認同卻缺乏表達能力。若家庭中缺乏有效溝通，孩子可能通過極端行為尋求關注。

三名學生選擇偷車，或許正是為了在同伴中“刷存在感”——“我能開走豪車，你們行嗎？”

這種心理背后，是長期被忽視的情感需求。

有的家長忙于工作，每天與孩子對話不超過10分鐘；有的家長只關注成績，卻從未問過孩子“今天開心嗎”。

當孩子的情感容器長期空置，他們便會用“問題行為”填補——偷車、打架、沉迷游戲，都是變相的“求關注”。

3

黨先生的遭遇，是家庭教育的“警鐘”。要避免類似悲劇，需從“事后補救”轉向“事前預防”。

規則教育要“具體+可執行”。

避免“空洞說教”，不說“你要聽話”，而是“借同學東西必須先問對方同意，否則就是偷”；

家長以身作則，過馬路等紅燈、排隊不加塞，用行動告訴孩子“規則對所有人都公平”；

建立“后果體驗”，孩子損壞他人物品時，帶其一起道歉并賠償（如用零花錢購買新物品），讓其直觀感受“自己的行為會影響他人”。

情感溝通要“共情+引導”。

每天留出15分鐘“專屬時間”，放下手機聽孩子聊學校趣事、煩惱，哪怕只是“今天食堂的菜不好吃”；

犯錯時先共情，孩子偷車被抓住，別急著罵“丟人”，而是說“我知道你可能覺得好玩，但這樣做是違法的，我們一起來想辦法彌補”；

肯定努力而非結果，孩子成績進步5分，說“你最近每天多做一道題，這種堅持特別棒”，而非“怎么才考90分？”。

責任教育要“放手+陪伴”。

從“替他負責”到“讓他負責”，讓孩子自己管理零花錢，參與家庭決策（如周末安排）；

用“真實案例”替代“說教”，和孩子一起看法治節目，討論“如果是我，會怎么做？”“后果可能是什么？”；

建立“責任清單”，與孩子約定每周完成一件小事（如整理房間、幫鄰居奶奶倒垃圾），培養“責任=成就感”的認知。

一輛奔馳車的損毀，或許可以用金錢衡量；但三個孩子的未來，卻取決于家庭教育的質量。

家長需明白：孩子的“冒險”行為，不是“突然變壞”，而是長期教育缺位的“爆發”。

教育沒有“快捷鍵”，但有“方向鍵”——從今天起，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指責；多一份引導，少一份包辦。

唯有如此，才能讓孩子在成長的路上，既敢“探索世界”，也能“預估風險”，最終成為對自己、對他人負責的人。

最后，想對所有家長說：孩子的每一次“犯錯”，都是教育的“入口”；家庭的每一次“改變”，都是未來的“出口”。

愿我們都能成為孩子成長路上的“引路人”，而非“救火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