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董福祥，有人會想起大馬金刀、指點江山，也有人會咂舌他那股狠勁——到了西寧，為什么下手如此決絕，仿佛只有趕盡殺絕，才算一勞永逸？

剿撫兼施這種常見套路，他卻總是猶豫，甚至幾乎不用。但話又說回來，如果只看董福祥鎮壓西寧回亂那段血雨腥風，其實挺難用“簡單粗暴”這四個字解釋。

這一仗，不僅僅是兵與兵、城與城的對抗。西北那年頭，天干地旱、饑荒不斷，活著本身都挺難。可偏偏，河湟之亂、回民起事、各路清軍“進剿”，全攪在一起，一時誰是官、誰是匪、誰是真正的苦主，外人未必分得清楚。

而董福祥，就是在這種亂局中登場的。土里土氣的苦農出身，草莽氣息重，打仗全靠一股狠勁。最早起兵時，拉的是自家苦兄弟，后來混成半官半匪的地頭蛇，見風使舵。

等左宗棠來西北收拾局面，董福祥干脆投奔湘軍，被收編成“董字三營”。他混進了體制，手里的槍卻還是那幫老兄弟握著，野性一丁點沒丟。等熬出頭當了提督，真正讓他威名大震的，是回到甘青，平定那場轟轟烈烈的西寧回亂。

如果要說董福祥鎮壓回亂為什么如此狠辣，不妨先把時間軸拉回到1895年的河湟事變。那年初夏，河州、湟水一帶的回民教派之爭徹底爆發，短短幾個月，地方官軍被沖得七零八落。叛軍節節勝利，漢人城池危在旦夕，官軍潰敗一波接一波。

清廷這才真正慌了手腳——甘肅提督一換再換，左宗棠一走，鎮場子的硬茬不多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董福祥受命“督辦甘肅軍務”，陜甘提督都要聽他號令。

董福祥當時的心情，其實很復雜。手下兄弟都是一路打出來的，回族叛軍、流寇土匪、綠營老卒、地主豪紳，各自有盤算。董福祥自己最明白，官府這碗飯，說到底還是得靠“立功”吃飯。而且這次他帶的是新裝備——德國毛瑟槍、開花炮，火力算得上全西北最硬的一支隊伍。清廷給的壓力也大，“務必平亂，不可手軟”。話說到這份上，董福祥還有什么好含糊的？

其實一開局，他還是走了幾步“剿撫兼施”的棋。比如用回民裨將馬安良去勸降、用馬福祿誘降馬永琳、馬永瑞兄弟，試圖分化回軍。但很快他發現，這種溫吞水對大局根本沒用——一邊勸降，另一邊對方人頭攢動，隨時可能反噬。

在康家崖那一仗，董福祥終于下定決心，放棄溫情。憑借火力優勢，一口氣打下回堡，據史料記載“殲敵三千余”。打完之后，沒有招撫、沒有收編，直接大開殺戒。抓到的回軍頭目，全是凌遲、斬首，尸體掛在柳樹上示眾，氣氛之殘酷，連清軍老兵都覺得毛骨悚然。

很多人問，為何董福祥后來幾乎徹底放棄“剿撫兼施”？其實道理很現實。

這場回亂不是單一族群的起事，背后有教派之爭，有土地矛盾，還有數年饑荒、各路豪強渾水摸魚。董福祥說白了，根本沒法“分清敵我”，所謂“撫”，就算撫下來，誰也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再反。他心里很清楚，“今天安撫、明天造反”的事，甘青這片地太多見了。

從清廷的角度，這次平亂是“立威”，而不是溫和綏靖。此前數次官軍進剿屢屢失敗，搞得各地漢民惶惶不可終日。董福祥要是像左宗棠那樣還搞“分化瓦解”，恐怕根本壓不住局勢。清廷盼的，就是一個鐵血人物來“殺雞儆猴”。

再者，董福祥手里的兵，也不是那種紀律嚴明的精兵悍將。這些人多半出身草寇、饑民、亡命之徒，平時就靠燒殺搶掠混飯吃。一旦放他們上陣，不燒殺幾家，反倒“抑制不住”。董福祥如果一味寬容，不僅安撫不了叛軍，反而有可能被自家兄弟“看輕”。

所以，剿撫兼施這四個字，到董福祥手里，最后只剩下“剿”——趕盡殺絕，殺得叛軍膽寒，地方一時清凈，軍心才不會散。

當然了，這種做法的后果也極其嚴重。1895年下半年，董福祥大軍解圍河州，趁勝追擊西寧，一路上屠殺無數。史書里寫得很直接：“董軍作戰勇猛，軍紀極壞，燒殺劫掠，危害之大，甚至過于回軍。”

“善后”階段更讓人心驚。董福祥離開西寧回永登后，還想回頭再殺一波沒死絕的“頭目”。據《甘肅文史資料選輯》記載，馬安良、馬福祿在河州“善后”時，屠殺回民約五百余人，還榨取罰銀四十五萬兩。到了青海馬營一帶，每天殺人上百，血流成河，村里小孩夜哭都拿馬福祿嚇唬。

這種“趕盡殺絕”的政策，并不是董福祥一個人的狠毒。實際上，清末西北多次回亂，每次官軍來剿，都是屠殺先行。清廷的邏輯其實很簡單——“養寇自重”已經夠頭疼了，不能再留尾巴。而且，西北地方軍閥勢力錯綜復雜，一旦留活口，轉眼就可能反撲。

更別說，地方漢民受害極深，董福祥本來就要借“清君側”“報民怨”來立威。這層層壓力之下，他想走溫和路線，幾乎不可能。

再往深里說，董福祥的選擇，和他自身成長經歷息息相關。土匪出身的將領，最不信任“招撫”這種軟招。他相信拳頭、相信槍炮，也明白在這片苦寒之地，只有“狠”才能讓人服氣。

而且，董福祥早年也吃過“招撫”的虧。當年投奔左宗棠，能保住性命，實屬僥幸。可回頭看看身邊多少同類，剛投降沒兩年又被清廷處置，或被流放、或被砍頭。久而久之，這幫人對官府的承諾早就沒什么信心。董福祥自己打仗，全靠一群生死兄弟，如果一不留神，今天放過敵人，明天可能就被反噬。

你說董福祥心里沒有矛盾嗎？其實肯定有。有些老部下也曾勸他“撫降一批，收編點人馬”，這樣能壯大自己。可每次剛有這想法，前方就有被俘投降的回軍趁機造反，偷襲營地。那時候他就下定決心，寧愿挨罵狠辣，也不能再留活口。

說到底，董福祥“趕盡殺絕”的做法，不能簡單歸結為“天性殘暴”，也不能用“清廷下令”一句話糊弄過去。

但歷史總有反復。河湟之亂之后，清廷不是沒想過“寬大處理”。尤其到了“善后”階段，朝中有人覺得“太殺傷和氣”。可一層層上報，地方上又出現新一輪騷亂。最后連總督陶模都無奈，干脆把董福祥的黃馬褂褫奪，意思是“殺得差不多就行了”。但到了這一地步，已經是尸骨成山、血淚難收。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董福祥后來的甘軍，其實就是靠著鎮壓回亂發跡。等到民國初年，西北馬家軍崛起，這些人馬又成了新一代地方割據的種子。當初趕盡殺絕、壓服地方，換來的其實是“割據自重”的種子。歷史繞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點。

很多人會追問，董福祥如果當初多用一點“剿撫兼施”，是不是后面的屠殺和混亂可以避免？

其實放到今天來看，答案并不樂觀。

晚清西北的社會結構、族群關系、軍閥割據，遠比想象中復雜。官軍人手有限、信任鏈條脆弱，哪怕有心撫降，也沒人能“收得住”地方勢力。一旦招降，明天又造反，軍心民心全亂套。加上董福祥手下根本沒有“紀律隊伍”，一味寬容只會縱容屠殺、搶劫的蔓延。

也正是因為這樣，董福祥那種“趕盡殺絕”的冷酷，才成了西北一帶的“經驗法則”。即便有人說“太殘忍”，但只要亂局一開，終歸還是靠刀槍解決問題。

河湟之亂期間，西寧、河州、循化一帶，誰都想穩一穩，誰都希望明天不要再死人。可最后的現實是：不殺不行，殺了也沒完。

董福祥鎮壓回亂，留下無數爭議。后人評價他，有說是“草莽梟雄”，也有說是“民族劊子手”。可在那個年代，天災人禍、族群撕裂、軍閥混戰，誰敢說自己就有更高明的辦法？

很多時候，“剿撫兼施”只是勝利者書里的理想化詞匯。而董福祥，只是照著自己能掌控的那一套，把局面收拾到能向上交差、手下兄弟能活下去的程度。

至于人心、和解、長遠之治，留給后來的歷史學家、評論家慢慢評說吧。

參考文獻：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

《甘寧青史略正編》

鐵馬讀史頭條號公開歷史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