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verly Walker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Sight & Sound（1975年秋季刊）

導言：米洛斯·福爾曼在俄勒岡州立醫院拍攝了這部改編自肯·凱西同名經典小說的電影。 《視與聽》雜志訪問了片場，觀察到片中戲劇性的沖突開始蔓延到現實生活中，并采訪了導演關于他認為「只有蝸牛才有平等」的觀點。

關于精神疾病的定義、如何刻畫它以及對其應持有的正確態度，是米洛斯·福爾曼在改編肯·凱西1962年著名小說《飛越瘋人院》時面臨的最大挑戰。這部小說預示了末日般的青年叛亂，激發了一代人的想象力，而凱西比任何其他名人，包括艾倫·金斯伯格和蒂莫西·利里，都更能代表昔日反權威、迷幻藥濫用的亞文化。

《飛越瘋人院》（1975）

「花童世代」已然遠去，但凱西仍頻頻登上新聞頭條，而任何對原著的重大改動都將引發目標觀眾群的背叛之聲。然而，在隨后的歲月里，社會整體以及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某些精神治療方法都發生了變化。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謹慎處理。

簡而言之，《飛越瘋人院》的劇情圍繞麥克默菲展開，這位自由奔放的浪子在勞役農場假裝精神失常，迫使官員將他轉送到當地的精神病院。他認為在那里生活會更輕松，并完美利用自己的機智與厚顏無恥，開始接管他被分配到的病房。病人們喜歡他，管理者不喜歡他，這就是故事的梗概，其中涉及強制電擊治療、腦葉切除術和死亡，最終以悲劇收場。

由于《飛越瘋人院》項目歷時13年才得以開拍，有多項重要決策在福爾曼加入之前就塵埃落定。杰克·尼科爾森已確定出演麥克默菲一角，俄勒岡州立醫院將作為拍攝地點，且劇本已完成——實際上是兩個版本中的第二個。第一版劇本由凱西本人撰寫，但被制片人否決，認為其使得原著中存在的問題變本加厲。此后，凱西拒絕參與該片的任何制作工作。

福爾曼迅速接手，以最快速度趕往俄勒岡州立醫院。他在那里住了幾周，與年輕作家勞倫斯·奧邦合作完成了第三稿劇本。奧邦此前已獨自完成了兩稿。「我必須這么做來理清思緒，」福爾曼說。「當我同意執導這部電影時，善意的友人紛紛寄來精神病學方面的雜志。最終我拋開了所有這些，因為我越是深入研究，就越感到困惑。故事的挑戰之一在于，你需要刻畫一群在當時醫生們尚不清楚精神疾病真正含義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決定只專注于一個人的故事，并且親眼觀察患者的行為。我幾乎與他們同住，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如何走路、如何說話，但我不知道他們具體患的是什么病。我只能將『精神疾病』定義為無法在正常范圍內適應不斷變化的、未明言的規則的能力缺失。如果你無法做出這些持續的改變，這個環境就會稱你為瘋子。這當然表明精神疾病是一種社會疾病。而這就是原著的主題：它是對社會的隱喻。」

劇本的創作工作持續了數月，最終奧邦被第二位編劇博·古德曼替代。需要記住的是，福爾曼在捷克電影學院接受的是編劇訓練，而非導演。盡管他的電影看起來像是即興創作，但實際上經過了精心策劃，這種對形式的執著追求使他與多位美國編劇產生了沖突。（在拍攝1971年的《逃家》時，他更換了四五位編劇才滿意。）

福爾曼向來低調，從不承認與他人存在分歧，但奧邦則更為坦率。「我們的觀點確實存在明顯分歧，」他說。「我用對位音效營造出時間與空間的交織，如同游蕩在精神病院中。米洛斯不想要這些。他總是問，『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他希望一切按部就班；他主要關心的是這個故事如何進行。」

可信度是最大的障礙。凱西在創作這本書時受到了多種藥物的影響，主要是致幻藥和佩奧特堿，書中常常出現令人發笑、感人至深或令人震撼的偏執幻想；但整體效果在某些情況下就像一部迷幻卡通——而福爾曼認為，這種效果很難搬上大銀幕。在最終成為對凱西小說精妙再現的劇本中，最大的犧牲品是高大的印第安人布羅姆登酋長，他擔任故事的敘述者。

他是片名中的「那個人」（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最終飛越了瘋人院。如果麥克默菲象征著美國心理中叛逆、侵略性的一面，那么酋長就是受傷、脆弱、恐懼的一面——那個因為無人傾聽而停止說話的人。電影將他降格為邊緣角色。盡管這是一個合理的結構性決策（為了故事更容易被接受必須做出妥協），但印第安人的命運仍是美國最棘手的社會問題，人們不禁覺得，刪減了該角色個人歷史的幾乎所有細節是一個錯誤。

福爾曼不耐煩地回避了這個話題：「美國印第安人的歷史眾所周知。我從小就讀關于印第安人的書籍。酋長在電影中的地位與在書中一樣重要。我們無需深入他的腦細胞，就能了解關于這個人的一切。」

「……無需深入他的腦細胞，」這是理解福爾曼的關鍵，他極度反感心理分析或任何帶有懺悔意味的東西。他不會談論自己的個人歷史，縱然那段歷史充滿了悲劇。他不是一個喜歡花時間解釋自己的人。在片場，他站在中心之外，安靜地抽著煙斗——但像貓一樣觀察著一切。他提前將劇組帶到俄勒岡州，進行大量即興表演排練。「當我們最初開始排練時，他們的一切表現都過于夸張。于是，我讓他們上樓觀察真正的精神病人，許多人從中挑選出最微妙的行為習慣融入角色塑造。精神疾病患者最令人動容之處，在于他們多么渴望看起來正常。」

醫院目前僅有600名患者（過去曾有近3000名），因此醫院得以將整個病房區全部騰出，供劇組用于拍攝和行政辦公。在長達三個月的時間里，與該片制作相關的所有人，從聯合制片人邁克爾·道格拉斯和索爾·扎恩茲到道具師和秘書，都在醫院內度過了漫長的工時，幾乎與醫院融為一體。我聽說真正的患者、醫生和護士都參與了劇組工作，但從未想過自己無法將他們與演員區分開來。剛走進病房幾分鐘，我就完全迷失了。

尼科爾森正與一群衣著邋遢、穿著白色病號服的男人打臺球。當我向他打招呼時，他問：「比利怎么樣了？」就在那一刻，現實徹底顛倒了。后來，我從道格拉斯那里得知，我與比利·雷德菲爾德（譯者注：即威廉·雷德菲爾德）的妻子長得極為相似，而她當時正患病，但我們顯然不像雙胞胎，這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一種詭異的封閉感正籠罩著整個劇組。

攝影師哈斯克爾·韋克斯勒似乎是在走廊健步如飛而非漫步，但他認出了我，問：「你來這里做什么？」然后又匆匆離去。我發現福爾曼和他的剪輯師趙汝鉅在樓上，看起來有些精神恍惚。次日清晨，我得知韋克斯勒因「理念分歧」剛被解雇。（韋克斯勒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在其拍攝的眾多政治紀錄片及1969年電影《冷酷媒體》中已有體現，顯然他無法接受福爾曼對素材的夸張喜劇化處理，且無法掩飾自己的不滿。） 他是福爾曼個人的選擇，解雇他的決定顯然令人痛苦；他繼續參與了影片制作，直到比爾·巴特勒——這位后來還接替他掌鏡了《竊聽大陰謀》（1974）的攝影師——抵達。

劇本確定后，福爾曼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與演員的合作中。他花了一年時間挑選配角，最終從900多名接受面試和「測試」的演員中篩選出20人，這些測試是在模擬的團體治療課程中進行的。「每個人都必須瞬間可辨且獨一無二，」他告訴我，「但他們也必須作為一個整體協作。」我后來得知，圍在尼科爾森身邊的那些看起來陰森森的男人，其實都是經驗豐富的專業演員，他們頭骨上的腦葉切除術疤痕，都由一位技藝高超的化妝師打造。但他們完全可以被視為病人，因為這種情境的政治氛圍，與凱西小說中描述的，以及我在參觀醫院并旁聽團體治療課程時觀察到的，幾乎毫無二致。

尼科爾森是這個特定王國的王儲，正如他的角色掌控了病房，他也掌控了整部電影。他哄騙、開玩笑、魅力四射；他對每個人都彬彬有禮、樂于助人——而他總是如愿以償。當他默默離場時，即使是在房間中央，也沒有人敢靠近他。

從一開始，福爾曼就受到俄勒岡州官方的壓力，要求他美化凱西描繪的精神病院形象，而其中一個場景——福爾曼保留下來的——一名患者被拖進套房的場景，也遭到了反對。事實上，福爾曼的觀點在幾乎所有涉及精神疾病及其治療的描繪方面都占了上風，但他遇到了一個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那就是名為「大護士」（由路易絲·弗萊徹飾演的護士拉契特）的角色——這是病房中唯一的女性主要角色，也是病房中的絕對暴君。

她體現了凱西故事中的厭女癥，包括安妮·班克羅夫特和安吉拉·蘭斯伯瑞在內的六位女演員都拒絕了這個角色。自凱西創造出這個怪物般的人物以來，女性運動已經帶來了深刻的意識變革，她們不想參與其中。

福爾曼認為女演員們有些誤入歧途：「我并不相信女性解放運動所有高尚的努力能讓一切實現平等。看看自然界，那里始終存在不平等，有時有利于一方，有時有利于另一方。只有蝸牛才有平等……你看，如果你不得不接受愚蠢的命令，從男人那里接受比從女人那里接受更不屈辱。然而，凱西的書中有一個我討厭的夸張之處，是無法放進電影的。」因此，出于美學考慮，福爾曼稍微軟化了這個角色——只是稍微。

據福爾曼透露，當拍攝工作終于完成時，工作人員既感到如釋重負，又感到悲傷。「我從未見過演員們像在這部電影中那樣，在拍攝結束后仍沉浸在角色中，」他說，「每個人都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絲癲狂。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都必須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