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他來貧困縣——壽光縣當縣委書記的時候，正是我國解決溫飽問題后，探索怎么富起來，怎么讓老百姓的錢包鼓起來？他走馬上任的第一天，就暗下決心：“老百姓沒錢，咱得想辦法。”這個有擔當的縣委書記，就是后來被老百姓譽為“百姓書記”的王伯祥。

王伯祥不喜歡坐辦公室，他總是在走訪調研。在他的想法里，眼見為實更加心安。期間，他察覺到一個特殊的現象，在壽光縣的馬路邊會自發地形成蔬菜集散市場。簡單地說，老百姓擺攤的規模，已經像個大市場了。

老百姓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勝利油田工人每天蔬菜需求量大。因為油田的緣故，導致周圍不能種植莊稼。那三四十萬名工人，去哪里找吃的？這樣一來，擺攤規模變成了大型市場。

王伯祥決定以此為切入點，在壽光縣南部搞個大型蔬菜交易市場。為了吸引客流量，王伯祥下令修路，保證“村村連市場”。一時間，買菜的，賣菜的都擠在了這個市場。王伯祥見狀，大手一揮：“擴建”。隨著口號“四海集一市”的口號打出去，全國的小商小販都跑來了壽光縣。王伯祥見規模還不夠，便下令：“再擴建！”

經過3次大規模的擴建，從原來只有20畝地的交易市場，變成了600畝地。因為入駐的商家太多，后來還打開了出口外國市場，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家，都是該蔬菜交易市場的重要客戶。

1989年，壽光縣三元朱村的黨支部書記王樂義，帶隊搞出了冬暖式大棚。王伯祥找到王樂義，提出要把這一成功經驗，向全縣推廣。王伯祥在之前就想過，既然壽光縣打造出了大型蔬菜市場，那當地人種菜售賣豈不更加方便、賺錢？

當時，建造這個大棚，需要把剛抽穗的36畝玉米良田破壞掉。在那個時代，“無端砍伐玉米”，極有可能要吃牢飯。王伯祥給大家當靠山，他說：“就是天塌下來，我頂著！”

王伯祥下了任務，要求每個鄉鎮必須搞這個大棚。但是，村干部和村民積極性都不高，主要是沒資金，缺技術。為了使老百姓增收，王伯祥只好強制命令。從那時起，“冬暖式”蔬菜大棚就在壽光縣的各地，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了。

期間，有個鄉鎮黨委書記，為了表現一下，報了建造800個大棚的目標。結果，大棚建起來后，王伯祥帶著人去檢驗時發現，全部不過關。王伯祥發了大脾氣，他批評道：“我追求的是產量和效益，你給我個好看數字有啥用？別說800個大棚，就是8000個也等于零。”

在王伯祥的領導下，壽光縣南部已經開發地很好了。在蔬菜生產和交易，已經完全打通了。這時，發明這種“冬暖式”大棚的韓永山，突然要離開壽光縣了。王伯祥認為，韓永山的技術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壽光縣的“冬暖式”大棚必須由他“坐鎮”。

為了把韓永山留下來，王伯祥親自和韓永山談話，并承諾要獎勵他8萬元錢，一套120平米的住房，以及一輛掛1號牌照的吉普車。最令人誘惑的是，韓永山一家四口，全部農轉非。

而王伯祥和家人共5口，一直住在50年代就建造好的舊平房里。1991年，王伯祥搬家的時候，一輛小貨車就帶走了他全部的家當。

王伯祥雖然把壽光縣南部發展起來了，但壽光縣的北部，還有120萬畝難以開發地土地。如果不徹底解決鹽堿荒灘的面貌，南北兩邊將會出現極端貧富差距的現象。

于是，王伯祥就開始向壽光縣北部“難啃”的土地“宣戰”了。之后，王伯祥帶領20多萬群眾，連續搞了5年，在小推車、馬車、機動車來來往往的忙碌下，終于把荒地改造成了高標準的棉田、鹽田和養蝦塘。王伯祥不搞特殊化，在窩棚里一住就是40多天。他和民工們在一個鍋吃飯，從未開過小灶，中途他也沒有回過一次家。

那時候，王伯祥實在太忙了，左一個會，右一個會。會議的主導內容，就是宣傳種棉花、曬鹽和養蝦。

在王伯祥的領導下，壽光縣南北都富起來了。老百姓的口袋里有錢了，對王伯祥是相當的敬佩。由此，他還有個“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稱號。王伯祥把一個貧困縣，全縣60%是不毛之地的面貌，硬生生地打造成了“糧倉”。壽光縣逐步從貧困縣變成了全國百強縣。

后來，壽光縣的一家物資公司買了一輛豪華“皇冠”轎車，準備給縣領導用。但被王伯祥馬上拒絕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王伯祥沒有拿過不屬于他的一針一線。在他任上，退下來，均沒有人反映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王伯祥是個清潔廉明的好官！

王伯祥退下來后，走在大街上，老百姓見到他都予以熱情問候。老百姓的問候，就是好官的好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