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國大夫的漢學情緣

1926年，儒拉翻譯的《中國寓言》在米蘭首次出版，這是《聊齋志異》的首個意大利文節譯本。之后又推出了全譯本，是《聊齋志異》在整個西方世界的首部完整譯本。

今年正值中意建交55周年。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一代代開拓者用智慧與熱忱架起了東西方文明對話的橋梁。及至19世紀末，又一位意大利使者——儒拉（Ludovico Luigi Nicola di Giura，1868—1947）來到中國。他被人們親切稱為“意國大夫”，在華行醫三十余載，又將中國文學的瑰寶譯介至亞平寧半島，在中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儒拉譯《中國寓言》即《聊齋志異》節譯本（Mondadori，1926）

東方情結的緣起

1868年，儒拉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一個貴族家庭。他自幼便受到那不勒斯“中華學院”的影響，夢想著奔赴遠東，親身體驗那里的生活習俗與風土人情。中華學院是今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前身，其歷史可追溯到18世紀初，是西方第一所教授中文、傳播中華文化的教育機構。在當地人的口中，中華學院又稱圣家學院（Collegio di sacra famiglia），其創始人是清初來華意大利人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6）。1710至1723年，馬國賢以畫師、翻譯等身份在清廷服務。返回歐洲后，他創辦了中華學院，力圖培養真正融貫中西的跨文化人才，消弭語言藩籬與文化鴻溝，搭建文明互鑒的橋梁。

在成立之初，中華學院得到神圣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室的資助。借助學院培養的中文譯員，查理六世大力發展對華貿易，創辦了名為“皇家特許奧斯坦德”的貿易公司。憑借茶葉生意，奧斯坦德公司繁榮一時，成為英、荷等國的重要競爭對手。值得一提的是，中華學院培育了中國本土學生106人，他們來自直隸、順天、江蘇、四川、湖北、廣東、陜西、山西、福建、甘肅、山東、湖南、河南等十余個省份。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學成后選擇了歸國，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成為東西交往中的一段佳話。歷史上，中華學院存在了一個多世紀，成為啟蒙時代歐洲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

在那不勒斯街頭，年少的儒拉時常聽聞中華學院的種種傳說。這座歐洲首個漢學殿堂，其紅墻黛瓦間流轉的東方智慧，猶如一粒種子，在儒拉身上生根發芽。1891年，儒拉從那不勒斯皇家大學醫學與外科專業畢業，同年成為海軍軍事衛生部隊二級醫士。1894至1896年間，儒拉以隨軍醫官身份登上“克里斯托弗·哥倫布”號遠洋艦，開啟了環球旅行，他將此次航行的所見所聞詳實記錄，并整理成航海日記。這批珍貴的手稿后來得以出版，名為《皇家海軍“克里斯托弗·哥倫布”號環球航行記（1894—1896）》。在日記中，儒拉提到，“每當想起遙遠的東方，那片我親歷過的土地，便覺心靈歸于寧靜——仿佛有一束光照進我的生命，令我始終保持著平和與滿足”。

京城的意國大夫

儒拉醫生1900年被派駐北京，在華三十一年間，他以醫會友、廣結善緣。從清朝末年的皇族貴胄，到民國初年的軍政要員，再到魯迅、葉景葵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皆曾求診于這位“意國大夫”。就連素來“疑忌西醫”的守舊派遺老朱益藩也對“義國儒拉先生”青眼有加：“非君義心仁術，克孚眾望，孰能若是？”此外，儒拉還積極聯絡在華意大利僑民社群，并于1913至1922年間支持意大利工程師魯菲諾尼（Daniele Ruffinoni）籌建意國醫院。在這項歷時九年的醫療工程中，他不僅以醫學顧問身份參與規劃設計，更運用其在中國政商界的影響力，協助解決醫院建設過程中的種種問題。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326所西式醫院與244處西藥房共同構成了新興的醫療網絡。這些醫療機構共設有16737張病床，平均每家醫院51張，門診量突破了百萬規模。面對如此龐大的醫療服務需求，在華西醫們深切意識到，培養本地護士和助手已成為當務之急，醫學教育理應成為醫療實踐的重中之重。為此，儒拉親自編譯醫學教材，取名為《新譯病毒匯編》。這部以中文撰寫的專業著作，采用“外籍醫師口授——本土助手筆錄”的獨特編撰模式：儒拉先用意大利語講解傳染病學原理，再由通曉雙語的中國助手轉化為中文醫學表述，最終經他審定成書。

中國文化的譯介

自踏上中國土地起，儒拉便持續觀察清王朝局勢的劇烈嬗變。1905至1910年間，他成為意大利社會洞悉中國的重要窗口——通過在《新文選》（Nuova Antologia）發表的系列文章，這位意國大夫為西方讀者呈現了晚清社會的多重“病灶”。這些兼具現場感與學理性的報道，構成了歐洲漢學界研究晚清社會轉型的珍貴一手文獻。1927至1931年間，儒拉又以《新聞報》（La Stampa）特約記者的身份，發表了三十余篇中國專題報道。這些文章不僅敏銳捕捉了民國初年的政治風云與社會變革，更以醫者特有的細膩觀察，向意大利讀者系統介紹了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沿革與民間習俗。

在行醫之余，儒拉將全部熱忱傾注于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他系統研讀儒家經典，沉醉于唐詩意境，深入探究明清小說，并密切關注晚清民國的文學新作。這種全方位的文化浸潤，使他不僅精通漢語，更培養出深厚的漢學修養，因而被中國知識界以“西儒”之禮相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初的意大利，中國文學作品的傳播往往需要借道法語和英語世界，而儒拉通過直接閱讀中文原著，開辟了一條更為真切的認知中國文化的路徑。1926年，儒拉翻譯的《中國寓言》（Le Fiabe cinesi）在米蘭首次出版，這是《聊齋志異》的首個意大利文節譯本。盡管當時已有英譯本可供參考，儒拉仍堅持從中文直接翻譯，確保了譯文的準確性和文化的本真性。這一開創性工作為意大利讀者打開了了解中國志怪文學的大門。

此后，意大利著名出版商蒙達多利又推出了《聊齋志異》全譯本，這不僅是意大利的第一個全譯本，更是整個西方世界的首部完整譯本。該版本的問世，標志著中國古典文學在西方的傳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奠定了儒拉作為重要漢學翻譯家的地位。當然，儒拉在中國文學譯介領域的貢獻遠不止于此。他先后完成了多部具有開創意義的譯作，其中包括《李白之詩》（Poesie di Li-Può）、《論語選錄》（Scelta di massime confuciane），以及《紅樓夢》的部分詩詞，以《東方之花：譯自中文的詩詞》（Fiori Orientali: poesie tradotte dal cinese）出版。這些譯作同樣堅持從中文直譯的原則，延續了儒拉一貫嚴謹的治學態度。

1931年歸國后，儒拉在其故鄉建立了一座中國圖書館，館藏均來自其在華期間精心搜集的典籍。這批藏書不僅涵蓋醫學專著，更包含大量哲學、文學與藝術珍本，既見證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赤誠熱愛，又折射出這位意國大夫作為中意文化交流使者的畢生追求，尤其珍貴的是部分線裝書上保留的朱批眉注，字里行間記錄著對東方智慧的獨特詮釋。

作為20世紀上半葉意大利漢學研究的先驅，儒拉的學術貢獻正日益受到中意兩國學界的重視。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意大利歷史與文獻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