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美]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著《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自序，于歆硯譯，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6月版。感謝出版社授權發布。

這本書并非為專業人士所寫。它并不要求讀者了解漢語，甚至了解中國歷史。我寫這本書的目標，是讓它對聰穎的大眾讀者而言具有可讀性，并盡可能地有趣。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具有“通俗”書籍的性質。

然而，“通俗”這個詞有時會帶有的某些暗示并不適用于本書。這本書并非匆忙寫成，也絕非由二手資料整理而來。它總結了我對約公元前1400年至前600年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史的全面而集中的研究，這一研究耗時四年。我研究了那個時期幾乎所有的文獻資料，包括成千上萬件甲骨文和幾百份以前從未在這類研究中被使用過的青銅器銘文。所有對這些文獻的研究都是在它們現存最原始形式下進行的；銘文以原件或影印件的形式進行研究，而傳世文獻，如“四書五經”(the Classics)等，則以現存最古老且完善的版本——例如目前保存下來的熹平石經和其他類似文本——進行研究。我閱讀了所有的考古發掘報告—它們主要以中文寫成——以及中國學者不斷完成的大量評論著述中的很大一部分。我訪察了所有主要的考古遺址，包括周人征服的和其他類似事件所涉及的地區，并親自觸摸和檢視了近年來發掘出的成千上萬件來自這一時期的物品。在考古現場和其他地方，我與發掘者以及許多其他中國學者進行了無數次涉及各種問題的討論。

在寫作過程中，我把準確性視為最重要的。這并不表示這本書沒有錯誤——如此聲稱是荒謬的——但的確意味著它不會包含草率而粗心的概括。我在寫作這本書時所注人的心血，與為學術期刊撰寫記述最為精細的技術性文章時無異。每當我提到一份甲骨文或青銅器銘文時，原件的復制品都擺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引用中文書籍時，我會查閱現存的中文善本。平均下來，這本書的每一頁背后都包含著約25個我筆記中的單獨條目，在寫作時我都會查閱它們。

我的研究并不基于譯本。但當我想在本書中引用中文著作時，我會引用已有的權威英文譯本，前提是我的理解與譯者一致。如果不一致，我會完全自己進行翻譯或修改所引用的譯文。為了方便那些想要識別我的引用的讀者，我在注釋中提供了權威英文譯本中所引用段落的位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只是對譯文稍作修改，但對它的引用并不一定意味著完全復制了譯本的表達方式。我沒有花時間在注釋中引用沒有權威譯本的作品，因為它們只對漢學家才有用處。

選定的參考書目中包括一些涵蓋了石器時代內容的英文著作，因為該時期很多基礎考古工作由西方學者完成。對于稍晚的時期，除了少數翻譯著作外，我只列出了中文著作。不過，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章得以發表，尤其是關于商代考古發現的文章，其中既有通俗的也有嚴肅的。但這些文章并沒有列在參考書目之內，原因有兩點：首先，本書背后所倚賴的研究并未基于這些文章；其次，過去一年來的革命性發現需要我們對商文化的觀念進行徹底的重新定位，這使得所有以前以西方語言發表的文章，包括我的作品，都或多或少變得有些過時了。

在寫這樣一本書時，要在每個觀點上都給出完整的證據和證明而不令大眾讀者感到絕望、厭煩是不可能的。故此，在很多情況下，我不得不以隨意陳述的方式呈現一些論點，這些論點在該領域的專家眼中可能是令人震驚，甚至是不正確且無法證明的。例如，在討論人祭時，我同時提到了“羌”部落的名字和一個周朝貴族的姓氏“姜”,就好像它們是相同的字。事實上，從青銅器銘文和文獻證據來看，它們是同一個字的兩種寫法。但是，詳細討論這些證據將十分乏味，大多數讀者會對此興趣索然。那些希望了解本書所處理材料背后的充分證據和詳細文獻記載的專家們，可以參見我的專著《早期中國文化研究》(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第一卷業已完成，目前正在出版過程中。

本書所給出的有關周人的征服及其后續事件的解釋，與中國和西方歷史學家傳統的觀點相比，大相徑庭。部分觀點與當代中國歷史學家的解釋相符，另一部分則是由我本人獨創。這些解釋很大程度上基于文獻批評，而這些批評則有賴于我自己對甲骨文、青銅器銘文與傳世文獻進行的對比研究。這項研究的細節將見諸上面我提到的專著中。

哪怕只提及所有對這項研究有實質性幫助的人，也是不可能的。致謝中記錄了我的妻子在完成本書過程中所作的貢獻。我無法不提到已故的貝特霍爾德·勞費爾博士，盡管出于種種原因他在這項具體的工作中未能提供幫助和批評意見，但正是由于他的慷慨，我才得到了進行這項研究的機會。畢安祺先生在許多方面對我提供了幫助，尤其是他當面以及通過信件提出的指導與批評。

如果沒有許多中國學者的慷慨幫助，我肯定只能完成這項研究中的一小部分，在這些年里，是他們使得這項研究成為可能。這里應特別提及梅光迪教授和劉節教授，因為他們在過去兩年里都不求回報地花費了大量時間幫助我解決了許多問題。對于Chang Tsung-ch'ien先生，我的感激之情也難以言表。

史語所的人員在許多方面都給予我支持。我想特別感謝傅斯年博士、李濟博士、董作賓先生、梁思永先生、郭寶鈞先生和徐中舒先生的幫助。

其他許多中國學者也對我提供了極具實質性的幫助，他們包括陜西考古委員會委員長張鵬一先生、國立清華大學的陳寅恪教授、國立中央大學的胡光煒教授、燕京大學的容庚教授和顧頡剛教授、河南省博物館館長關百益先生、國立中央大學的李翊灼教授、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詒微先生、陜西考古委員會的Lo Mou-te先生、國立中央大學的繆風林教授、金陵大學的商承祚教授、《甲骨文編》的作者孫海波先生、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的唐蘭教授、國立北京大學的湯用彤教授、中國地質調查局的楊鐘健博士，以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

對于各種幫助，我還要感謝柏林和北平的奧托·布查德（OttoBurchard）博士、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 Societies）的莫蒂默·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先生、北京尊古齋的黃伯川先生、斯德哥爾摩東亞博物館(Museum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的奧瓦爾·卡爾貝克(Orvar Karlbeck)先生、瑞典王儲收藏品(H,R.H,the Crown Prince of Sweden’s Collections)管理員尼爾斯·帕姆格倫(Nils Palmgren)博士、堪薩斯城柔克義納爾遜藝術博物館(Wlliam Rockhill Nelson Galleryof Art)遠東藝術部主任史克門(Laurence C. S. Sickman)先生，以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博士。

向嘉樂恒(W. J. Calhoun)夫人、達格尼·卡特(Dagny Carter)夫人、沃爾特·斯科特·德賴斯代爾(Walter Scott Drysdale)上校及夫人、維爾特·斯圖爾特·鄧厄姆(With Stewart Dunham)夫人、美國駐華大使納爾遜·特魯斯勒·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先生，以及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先生致以我的謝意，感謝他們好心地閱讀手稿，并從不同角度提出批評。

感謝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和哈佛燕京學社授予我研究獎學金，使得這項研究得以實現。

顧立雅

北平

1935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