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歌第一人”穆旦的生活坎坷，獨自走完一條荊棘叢生、危險遍布的道路，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穆旦的情感世界，如他經歷般豐富，如他詩歌般深邃，他與幾位民國女大學生的情緣,交織成一部靈魂的史詩，成為理解穆旦人生一條隱秘而熾熱的線索。不僅塑造了他的生命軌跡，更在暗夜中點亮了他的創作火焰，品味到痛苦的豐富。正是痛苦使得穆旦行走在時代的荒原上，思想和人格閃現出雙重的光芒。

曾淑昭：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生

1945年5月3日，穆旦在重慶寫下《給M——》，M是Margaret的縮寫。Margaret（瑪格麗）正是穆旦的在中國航空公司重慶辦事處的同事曾淑昭，重慶豐都人。穆旦亦曾將《裂紋》抄寫給曾淑昭，

曾淑昭在重慶

曾淑昭1923年2月10日生于南京，1939年至1943年就讀于抗戰時搬遷到重慶的金陵女子大學英文系。1943年11月任職中國航空公司重慶辦事處，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轉至中航印度加爾各答辦事處，1946年至1949年5月至中航上海辦事處。其后移居中國臺灣、美國。

曾淑昭與穆旦因對詩歌的共同熱愛而結緣，兩人對詩的欣賞一致，穆旦甚至將一些照片和詩信手稿托付給曾淑昭，可見他對她的信任。然而，這段感情從一開始就籠罩在陰影之下。穆旦在《贈別》中寫道：“你的美繁復，你的心變冷”“我徒然渴望擁有”，字里行間滿是無奈與失落。

穆旦曾在信中對曾淑昭充滿期待地低語：“只要時機好一點，什么都可以實現了。” 但現實卻殘酷地打破了他的幻想，時局的動蕩、身份的差距，讓這段感情逐漸走向破滅。

1949年10月曾淑昭與胡適的長子胡祖望在泰國曼谷成婚，胡祖望曾就讀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機械專業，以工程師終其身。他們婚后育有一子胡復，胡復生來殘疾，終生未婚，更沒生養。晚年的曾淑昭，將珍藏六十余年的穆旦詩作、信件手跡和照片等完璧歸趙，也算是為這段無疾而終的感情畫上了一個別樣的句號

梁再冰：北京大學學生

1947年春天，穆旦經由王佐良、周玨良的介紹，踏入了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家，在這里，他結識了當時十八歲、正在北京大學西語系讀一年級的梁再冰。

梁思成與林徽因之女梁再冰

梁再冰熱愛詩歌，早已讀過穆旦的作品，對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充滿了敬意。穆旦也被梁再冰身上的文學氣質所吸引，兩人由此開始了頻繁的通信。在信中，他們或許暢談詩歌創作，分享讀書心得，也或許傾訴生活中的點滴感悟。

穆旦對梁再冰懷有一份朦朧的向往，他多次前往北大與她見面。“戴白草帽，著短褲，說話的語音誠摯而簡單”“年輕、秀氣而溫文”的形象，或許正是他為了見梁再冰而精心準備的模樣。

關于穆旦一再來北大，梁再冰本人也并不否認詩人對她有好感，她在一九五五年特殊時期寫下回憶，她說她“只把他當作一個‘詩人’看待”。這話背后的意思，卻也坦承了穆旦并不把她當作普通讀者看待的事實。后來，在一段“參加革命工作履歷”需要填寫證明人的時候，穆旦認真地填上了梁再冰的名字。

梁再冰后擔任新華社記者，曾與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國、澳大利亞和香港作為新華社駐外記者工作多年，1991年退休。今年95歲，與兒子、女兒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鄭敏：西南聯大畢業生

1947年、1948年穆旦在南京的那兩年，先在國際糧農組織上班，辦公地點在“新都大戲院”（現為勝利電影院），對面就是現在的福昌飯店。后經楊憲益（楊苡的哥哥）介紹到美國新聞處工作。

穆旦從上海過來的，借住在學長劉世沐那里。劉世沐是清華外文系畢業的，比穆旦高幾級，在中央大學外文系任教，住中大教工宿舍。他因為是講師，房子寬敞點，又因家眷不在身邊，一個人住，穆旦去借宿，比較方便。

詩人鄭敏

大概是穆旦住在劉世沐處的那段時間，劉世沐曾經想把鄭敏和穆旦撮合到一起。鄭敏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讀哲學系，1943年畢業。在西南聯大就讀期間開始詩歌創作，“九葉派”的重要詩人。鄭敏和穆旦、杜運燮一起被譽為“西南聯大詩人中的三星”。

他是覺得穆旦一個人在南京，沒家沒室，之前戀愛上又很不順，窮愁潦倒的，應該幫幫他。那時候穆旦和周與良好像還沒開始談戀愛。他在戀愛上一直不順，前面有萬衛芳，后來有曾淑昭，都是對方棄他而去，這方面他挺灰心的。

鄭敏是聯大哲學系的，畢業后是她繼父（姨夫鄭禮明，鄭敏過繼給姨媽，由王改姓鄭）安排她進了南京的中央通訊社。在聯大時和穆旦并不認識，但肯定讀過他的詩（后來她發表過評論）。

他們是在中山東路上的一處挺高級的酒家見的面，穆旦、鄭敏之外，還有劉世沐、左登金，趙瑞蕻和楊苡。晚餐時間以后，大家坐在大廳喝咖啡。

穆旦和平時一樣，不大說話，鄭敏話也不多。聊天聊到九、十點鐘散了，劉世沐對穆旦說，天晚了，你送送鄭小姐。鄭敏上班的中央通訊社很顯眼，是新蓋的大樓，在當時要算南京的最高建筑了，他們喝咖啡的地方就看得見。

第二天穆旦到楊苡家里坐了坐，昨天聊得怎么樣，有希望吧？他搖搖頭，說鄭敏說得很明白，他們之間是不可能的。鄭敏對他說得很含混，只說有個和她沾親帶故的人追求過她。過幾天楊苡又遇到鄭敏，是在新街口那一帶，就一起叫了輛三輪車。鄭敏下車前說了句，我們女的，輕易不能surrender（屈從）。

不久之后，鄭敏收到美國布朗大學的入學通知書。1948年冬，她越洋赴美，攻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在美國，半工半讀，十分辛苦。期間，她的第一本詩集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主編是巴金。

1951年，鄭敏到伊利諾亞州立大學申請博士預科，在此結識了童詩白（建筑大師童寯的長子，電子科學家），他也是畢業于西南聯大的留學生，二人在這一年的冬天于伊利諾亞州立大學的會堂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婚后，鄭敏隨丈夫移居紐約，在朱麗葉音樂學院自費學習聲樂。1955年，夫婦二人從舊金山乘船回到祖國，鄭敏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從事英國文學研究。1960年，調入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任教。2022年1月3日，“九葉詩派”中的最后一位詩人，鄭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周與良：燕京大學研究生

1946年，穆旦主編的《新報》被封，促使他回到北平伺機南下，準備赴美留學。在清華工字廳認識了燕京大學生物系的研究生周與良，當時周與良常去清華園探望二哥，穆旦對周與良的關心逐漸加深。

周與良出生于名門望族和財富充盈的書香之家，父親周叔弢是著名的民族實業家、藏書家，新中國成立后曾出任天津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大哥周一良，被學術界認為是繼承陳寅恪學術衣缽的最得力人選。二哥周玨良是穆旦南開中學的同班同學、清華大學的同班同學，以及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同事。

周與良《永恒的回憶》中寫道：“我和良錚是1946年在清華園相識的。當時我二哥玨良是清華大學外文系講師，每逢周末我經常去二哥家玩，良錚是二哥的同學，他也常去。”

然后又是在1946年夏天，國民政府的公費考試上遇見。周與良是個學生物的理科女，但她愛看英文小說，這使詩人頗為驚喜。而在周與良眼中穆旦是“對母親非常孝順，對姐妹感情很深，責任心強，只是看上去沉默寡言，不易接近，相處久了，感覺他很熱情，能體貼人”是個慢熱型的文科男。一個非典理科女和一個非典文科男就這樣平淡地相戀了，沒有什么感天動地的情節。

燕京大學的校園里，周與良的身影時常伴隨著穆旦；寒暑假回家時，他也總會去探望。他們一起聊天、逛書店、看電影。穆旦給周與良留下的印象是：講話風趣、文靜內斂，對文學和寫詩有著獨到的見解，且外表俊朗。

他們就像他的愛情詩一樣，不是一味熱烈，而是充滿思辨與冷靜，浪漫而不激烈。周與良回憶，“我們初相識，他常問我看小說嗎，……常給我講一些游記或趣事……后來我們比較熟了，才向我談到他怎樣從野人山九死一生到了印度，又回到昆明……只是看上去沉默寡言，不易接近，相處久了，感覺他很熱情，能體貼人……當時良錚給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講話很風趣，很文靜，談起文學、寫詩很有見解，人也漂亮”。

1948年考取官費的周與良赴美留學，穆旦需要贍養母親與照顧妹妹，就沒有同她一起去。穆旦特地從南京趕來上海送行，臨行前穆旦送了周與良幾本書和一張自己的相片，在相片的背面寫了：

風暴，遠路，寂寞的夜晚，

丟失，記憶，永續的時間，

所有科學不能祛除的恐懼

讓我在你底懷里得到安憩

穆旦與周與良的結婚照

1949年8月，周與良給穆旦寄來了一張一千美金的支票，加上穆旦自己積攢了一千美金。于是，他得以赴美，在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四個月之后，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穆旦和周與良正式結婚，一直風雨同舟，相濡以沫。

1953年，周與良與穆旦回到中國，并在南開大學生物系執教，而穆旦則擔任了外文系副教授的職位。在祖國的懷抱中，將大部分精力投入俄語詩歌翻譯。他首先選擇了俄國詩人普希金的作品，普希金一生創作了八百多首抒情詩，查良錚翻譯了其中的半數，事業步入巔峰。

隨著政治運動的展開，穆旦與周與良遭遇了重大政治困境。隨著政治運動的展開，他的詩作被定為“毒草”，并在1958年底被法院判決為“歷史反革命”，判處管制三年并要求到圖書館進行“監督勞動”，甚至打掃廁所。周與良也因此受到牽連，被停職在家中協助丈夫。

文革中期，穆旦夫婦二人與南開大學一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河北省保定地區勞動改造，穆與周相隔幾十里地。最艱難的時候，這對夫婦把四個孩子托付給親戚，盡管遭遇困苦，周與良始終不離不棄，支持穆旦。

1969年冬天，穆旦被安排去澡堂當鍋爐工。每天凌晨四點就要起來燒水，凍僵的手指連火柴都劃不動。周與良悄悄把棉鞋塞進他的工具包，自己穿著露腳趾的膠鞋去南開大學實驗室。穆旦在鍋爐房里翻譯《唐璜》，蒸汽熏得稿紙發黃，周與良就在頁邊畫上笑臉：＂只要還能念雪萊的詩，黑暗就捂不熱咱們的心。”

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頸骨折，穆旦忍痛繼續從事普希金詩歌翻譯和詩作。在寫于1976年12月的《冬》中，每小節的結尾都寫著“人生本身就是一個嚴酷的冬天”收束。

1977年2月25日，穆旦突發心梗去世，年僅59歲。周與良悲痛欲絕，堅持不懈為穆旦平反。

1979年，物理學家李政道受邀回國講學，請求會面老同學周與良。他們曾在30年前共同在芝加哥大學深造。接到通知，周與良堅決回絕：“不可相見，他乃國家貴賓，我們家庭身份豈能相配？且家中有歷史反革命背景。”周與良拒見李政道后，事態受重視，問題隨之解決。穆旦逝世兩年后，終獲“無罪宣告”。。

1985年，穆旦的骨灰被莊重地安放在北京萬安公墓。在完成丈夫的遺愿后，周與良將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教學與科研之中，成為微生物學領域的杰出人物。

2002年，周與良赴美探親旅游，并在旅途中度過了生命的尾聲。次年，其骨灰回國，被安葬于穆旦墓旁，實現了與丈夫的合葬。

在戰火紛飛與政治動蕩的夾縫中，《呼嘯山莊》譯者楊苡見證了他精神成長的軌跡，巴金夫人蕭珊成為他終生隱秘的繆斯，而妻子周與良則以堅韌的守護為他筑起風雨中的港灣……

穆旦對苦難無以倫比的承受程度，不只是久歷滄桑、看破生死之后的云淡風輕，更源于他本真的、不受玷污的靈魂和對生命的熱愛。

磨礪是生活中最好的調味品；充滿苦難的一生，在得道之人來看，是最完美的一生。

作者：東南一葉，工科出身，學術執業，偏好民國，無病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