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桂生

2024年6月29日，清華大學及北京大學雙聘教授劉桂生先生逝世，享年94歲。

劉桂生（1930-2024），國內知名且有國際影響的史學家，長期致力于中共黨史、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在學術思想上，他廣泛吸納中外學術傳承之精華，形成一套“入軌遵規，守正求精”的治學方法。著有《劉桂生學術文化隨筆》《史學·史識·文化——劉桂生史學論文集》。先后主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時代的錯位與理論的選擇》《嚴復思想新論》等。

文 | 劉 超，作者授權發布

6月30日清晨，我正在準備去西北出差的路上，意外地得知，劉桂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已于29日中午不幸仙逝。消息來得突然，令人難以釋懷。

如今，清華“史學四老”又走了一位，花果飄零。這無異于又一次的清華學術之殤。

大隱于市：身世不凡的史壇宿耆

猶記好些年前，清華曾云集著一批老清華出身的年高德劭的人文學者，僅歷史學科就有多位蜚聲世界的老前輩。這些前輩各具特點，各有專長。其中，何兆武、張豈之、李學勤等幾位都是從老清華畢（肄）業后于建國初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侯外廬先生麾下工作。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都已成為廣受矚目、各方寄予厚望的“諸青”之一，晚年又都從原單位離退休后被陸續聘回清華工作。而劉桂生先生則顯得是更純粹的“老清華”。他從畢業參加工作后，幾乎一直都在清華，迄今已有七十余年。這與錢遜先生的軌跡相若。及至改革開放之初，劉老先生就已成為清華史學的元老，作育了大批英才。他繼承和發揚了老清華史學的精義，貢獻了諸多學術力作。

老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外交流史（特別是中歐交流史）及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等。他對歷史理論、比較文明史等方面亦有涉獵并有出色表現，蜚聲遐邇。老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起就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法交流史料編纂、清華校史撰研等方面，都取得了標志性的成就，其中精品甚夥。這一系列精品的完成，使先生在圈內享有盛譽，有口皆碑。尤其是老先生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所做的一系列開風氣之先的工作（特別是對嚴復、梁啟超和陳寅恪等重要學者/思想家的研究）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老先生引領下，校內一批學者集中傾力于該領域，持續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論著。從上世紀90年代起，清華儼然成為蜚聲海內外的嚴復研究中心。老先生的研究，也形塑了清華近代史學科的總體思路和學術特色。以全球眼光觀照中國問題、在國際視野下開展深度的思想文化史和中外交流史的跨域研究，是改革開放以來清華史學極具特色的一部分。在學術祈向與治學風格上，注重“原料”、史論交融、科際整合、精確徹底、國際眼光，這些幾乎已成為清華近代史研究的“家法”。而這，也正是當年梁啟超、陳寅恪、蔣廷黻、張蔭麟、邵循正、周一良等前輩的一致追求。尤須一提的是，那些前輩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或已作古，或已離開清華，造成了清華人文社會科學的斷檔，而這一傳統之所以最終能得以接續和重光，無疑主要受益于老先生這批文科學人在80年代承上啟下的貢獻。是這樣一批前輩，在歷史的關鍵期、在清華文科復建的起步期，接續了老清華史學的根脈，恢復了老清華文科的獨特傳統。這是清華之幸，又何嘗不是學界之幸。

1952年9月，清華歷史系師生在大禮堂前合影，站立者第一排左起：孔繁霱、顧棟鑾、邵循正、何基、梁從誡、楊樹先、潘天恩，站立第二排左起：孫毓棠、曾爾慧、雷海宗、周一良、夏應元，最后一排右起：馮世五、耿捷忱、羅敬仁、丁則良、蘇天鈞、付培根、張寄謙、吳鶴鳴，前排蹲坐右起：洪肇龍、周益盛、吳乾兌、周承恩、李華翔、劉桂生、殷敘彝、徐壽坤（孔祥琮提供）

在人才培養工作中，老先生也貢獻卓著。早在改革開放初，老先生作為相關學科帶頭人之一，就響應教育部有關課程改革的指示，提出清華須以“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頭腦”為原則，持續充實、豐富“中國革命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課程的教學內容，并培訓教員，指導編寫新教材。此舉實施后，效果顯著，深受學生好評。在當時，這一系列探索都是極具遠見和膽識的。他能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不敢言，以智者的思想洞察力，洞悉世界大勢、時代潮流和國家的未來走向。有先見之明，方可捕獲先機；善順勢而為，才能開創新局。——可以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清華文科的重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效，是與這批學者的智慧和擔當分不開的。

20世紀80年代，北大中國近代史學科帶頭人陳慶華教授（20世紀40年代曾在老清華任陳寅恪先生的助手）逝世后，該學科的師資力量大受影響，出現了博士生指導教師的空缺。經兩校協商后，老先生于1993年應邀移席燕園，擔任博士生導師。先生由此成為此后數年間北大歷史學系和清華社科系在中國近代史學科領域唯一的博士生導師，成為北大清華的雙聘教授（可能也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文史領域唯一的北大清華雙聘教授），指導兩校研究生、博士后。1994-1996年，他在北大開設了“中國近代思想史專題”“中國近現代史學思想史”等課程，吸引北大、清華歷史學系研究生共同聽課，加強了兩系合作，形成了優良傳統。同時，老先生還指導了國內外一批優秀的訪問學者及外國留學生。這種角色正好是他的老師邵循正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扮演的角色。邵先生此間指導出了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等杰出學者，而在劉老先生的指導下則成長出了德國學者、維也納大學副校長魏格林教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及美國漢學家、中央華盛頓大學副校長林如蓮（Marilyn Levine）等，此外還若干來自意、韓等國的青年，他們日后也大都成為國外新一代漢學家。

及至北大近代史學科新一代的業務骨干成長起來后，老先生于1998年重返清華。此時老先生已年近古稀，隨后正式退休。此間，老先生還因其國內外矚目的成就，多次受邀出國交流、講學。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就應法國外交部之邀，赴該國多所名校和學術機構講學。在當時，這可謂是中國學術“走出去”的先行者。90年代，他又兩度受聘擔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并講授“中國古代思想史”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課程。此后，他又數次赴德講學。

老先生桃李滿天下。他是北大歷史學系實際招收中國近現代史博士生的第一位導師，同時主持北大最早的中國近現代史博士后流動站。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末之前在北大求學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生和博士后，大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劉桂生先生。而今，這批學者的相當一部分早已成為各單位的骨干，其中有許多就是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名校的名教授，內中就有首屆“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獲得者。當然，作為一個業務精湛、廣受推許的知名學者，先生注定要被賦予更多的責任，也注定要被安排一些職務。

余生也晚，素來孤陋寡聞，對學界掌故所知甚少。對此間的種種，是直到后來因種種機緣才于偶然間零星知悉的。老先生資歷深、成就大，但素來低調、不求聞達，故不為圈外所熟知。我在北大讀書時，在研究北大、清華文史學科發展史的時候，才開始注意到有這樣一位大隱于市的學界宿耆的存在。之后我又陸續研讀過先生的一些作品，這些作品往往非常精到，風格獨特。其中《李大釗早期政論試析》《近代學人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等論文，都極具功力，做出了突破性貢獻，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先生的作品多為專題論文或短章隨筆，鮮有專著，但大都極具有創見、鮮活有力。先生之文，要么干凈洗練，要么大氣磅礴、肆意汪洋，但無一例外地都是博貫中西、自成一體，相當老道。此等功夫，絕非一般學人所能企及的。這種學風和氣勢與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人的差異，不可以道里計。從中，我隱約能窺見老清華史學的豐姿和底蘊，也大致能體悟到清華近代史學科的文脈淵源，了解許多前輩的人格風范和學風文風何以如此。

讀其書，想見其為人。關于老先生，圈內曾有不少傳聞。老先生生在昆明，乃父曾是桂系軍閥中僅次于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之后的第四號人物。昆明劉家是當地負有盛名的望族，社會關系網極為龐大，在政學商界均有人脈。劉家與繆云臺家族交好。老先生來京工作后，也與梁啟超、李大釗等名流的后人關系密切。老先生的作品令人充滿遐想，至于那些文字背后的許多故事和風景，我們都只能間接耳聞。在很長時間里，對我們這些小輩而言，老先生一直是只存在于傳說中的人物。此后，我竟不期然間獲得機會與老先生接觸，并且是深入的接觸。而在這些年中，我與先生接觸愈多、了解愈深，對先生的道德文章就愈發欽仰、愈發感佩，不由感嘆文如其人。

1979年，在北京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和歷史系終身教授周策縱親切交談

讀研期間，我們的老師一輩，在談論治學方法和經驗時，也不止一次地引用了老先生的一些高論。記得業師曾說，老先生曾告誡大家，不要追求做“標題學者”，而要做“腳注學者”。也就是說，好的學者，絕不能熱衷于在大眾媒體上頻頻拋頭露面，而是要能坐住冷板凳，要出精品、完成經典性工作，用自己的專業成就做出實質性貢獻，成為同行研究中不可逾越的、因而必須經常出現于其腳注和參考文獻中的“腳注學者”。

業師常訓誡我們，學術研究是老實人的事業，容不得半點虛的。研究尖端科技、搞工程，需要嚴謹、精確；我們搞文科、做基礎研究，也同樣如此；否則，同樣會“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我們學術上最終能取得多大成就，就看你有多老實，看你是不是扎扎實實下苦功夫、研究真問題。——只有這樣，你們才能做真學問、活學問、大學問，才能立得住，才能在學術史上有一席之地！業師還常介紹老先生的治學追求，說為學須具“預流”思想和“一線”意識，要能勝任跨文化、跨語際、跨學科研究。此外，業師還結合自己的心得體會，積極鼓勵多學科、多語言、多國檔案并舉，認為唯此才能有大成就。此種箴言，讓我銘記至今。正是這批學者的指教，予我以豐富的啟示。

弘揚本來，吸收外來：學術志業的回顧與延承

從學術輩分上說，區區忝列為劉老先生的再傳弟子，這種淵源不能算疏。再者，愚曾長住于清華園，先生家住藍旗營，僅一墻之隔，空間距離亦在咫尺。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園子里十余年，但接觸的次數不算很多。然而，每次交流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開初幾年中，我對老先生的動態時有耳聞，但仍是僅聞其名、未見其人。后來，由于很偶然的一次機會，才開始真正接觸到老先生。2006年秋，《清華史學》創刊之際，需要請系內一批老前輩題字以示支持，其中有何兆武先生、張豈之先生、李學勤先生及劉桂生先生等。我受托負責接洽何兆武、張豈之、劉桂生等前輩。于是我設法與老先生取得了聯系。在交談中溝通，我提出我們的請求，老先生很愉快地答應了。那天下午，我按時來到先生在藍旗營的家里拜謁。進屋后，我發現老先生家的格局是藍旗營小區內的標配，目測超過一百平米。剛進門，就是一個開闊的大客廳。雖曰客廳，其實是一個大大的書房。其中兩側都立著接近天花板的大書柜，上面堆滿了各式圖籍資料。大廳過去是書房、工作間，里面也有辦公桌、書桌和書柜等。因此，感覺中，眼前這幾乎是一個小型的圖書館。先生之寓所盡管富有生活氣息，但依舊充滿書香。來到這里，如入芝蘭之室。

此次見面時，先生關切地問起系里的情況，特別是許多教師的工作情況和大學生研究生的學習情況和精神面貌。我都盡我所知如實稟報。我告辭時，老先還很客氣地表示歡迎以后聯系。這次接觸雖然時間不算很長，但很令人愉快。老先生也對我有了一定的印象。那時校內文科博士生仍不算多，很多系每年只招寥寥幾人（我們學科每年則只能招一名博士生），而且并非每個博士生都有機會接近距離接觸已離退休的老前輩，因此，先生當時接觸的年輕人不會太多，我算一個，所以先生很容易地就記住了我。

2008年夏，我受一個知名期刊委托，籌備對劉桂生先生進行學術訪談。為此，我提前做了些功課。我先通過電話與老先生預約時間。電話之前，我不無忐忑，畢竟先生年事已高，不知健康狀況如何；即便身體還好，也不見得思路清晰、思維活躍；即便思路清晰，也不見得愿意被打攪。如果那樣的話，我這訪談就難以開展了。讓我欣喜的是，老先生聽接電話時，聲音非常洪亮。老先生顯然對我有很清晰的印象，我剛說話，他就聽出了是我。他聽我介紹了相關思路后，隨即非常熱情愉快地答應了。

幾日后，我如約來到藍旗營。老先生見到我，非常高興，笑容和藹，非常歡迎。這是我第一次正式與老先生進行個別的深度交流。我見面就進一步展開談了一下來意和緣由，并說希望大家能隨性些，老先生不必拘束，只需圍繞大致主題放開談，不限于特定的議題和思路；接下來，我會根據這些交流內容整理成一個比較規范的學術訪談；如果這一次談下來還有什么不清楚、不到位的，后續可能還需要打攪一次，爭取再談得更深一些透一些。老先生也很愉快地點頭，表示沒問題。然而，老先生并沒有立即開始討論專業的學術問題，而是在簡要寒暄后，旋即話鋒一轉，開始痛詆當下學風浮躁的種種問題。老先生對形形色色庸俗、媚俗、浮夸、粗制濫造的現象難以容忍，說許多學界中人貪圖虛名實利、不重真才實學等。他對當下的學風和某些名校的文科水準極不以為然，溢于言表。

在談論學界這些現象的同時，老先生還鄭重地告誡道：你們年輕人要走正道，讀書人要有一點骨氣、正氣，要“脫俗諦之桎梏”，不能那么俗氣。做學問必須要老實、要踏踏實實下功夫；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絕不能人云亦云。要能“預流”，絕不能一天到晚跟在別人屁股后頭跑。他頓了頓，又瞬間提高聲調發問：“什么叫研究生？啊？你說！”還沒等我回應，他自己就繼續說下去了，“研究生就是以研究為‘生’、為學問而活。研究生和一般學生不同，研究生以后就是要做學問的。對研究生來說，研究就是天職，就是生活、生命，不做研究就不能生活下去！文科和搞技術、做工程的不一樣，你真正的價值，也就在于通過自己深入的研究進行獨立的思考，貢獻自己的思想。要是不踏踏實實做研究，你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他還說：“現在許多人，寫那么多東西，不出思想、不解決真正的難題，有什么用？！”顯然，老先生極為注重思考的獨立性和研究的原創性。他寧愿寫得很慢、很少，也要確保每篇作品的水準和貢獻，也不容許自己的筆下出現次品。可是，識者應知，這又何其難也？！在“發表為王、量產致勝”的導向下，真要做到這一點，何等不易。老先生還說，我們要有民族意識，也要有國際眼光，切不可坐井觀天、自以為是，更不可急功近利、熱衷浮名、沽名釣譽。

言談中，老先生還無意中提到一些中青年學者的學術工作，也談到了自己的同代人、老輩學者的情況。他說，在他這個圈子里，像他這個年齡段的歷史學者中，絕大多數人已基本上不再做研究，或者不正兒八經做研究了，只剩下他和劉家和先生等極少數幾位還算是在專心做真學問。說到這里，老先生還隱隱約約提及不久前應邀到某名校出任該校文科資深教授的評審專家一事。

稍后，我還與老先生圍繞清華校史做了交流，藉以了解許多前輩的教學風格、具體生活、個性和學術地位，希望聽到老先生提供的更新鮮的故事、素材和視角。我特地請老先生談談四五十年代在清華的雷海宗、邵循正、周一良等幾位學貫古今中西的學者，冀以更好地了解清華歷史和清華學術精神。那時我對邵循正先生比較感興趣，并正在撰寫相關文章，所以幾次向老先生打問邵先生的一些情況。不過老先生對此印象不深，在他印象中當時邵先生還只是一個青年教師（實際上已是教授）。老先生印象較深的是當時的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想，這或許是因為當時雷先生已是全系數一數二的資深學者，學貫古今中西，治學境界最令人神往。于是，我順勢請老先生將清華的雷海宗先生與燕京大學的齊思和先生進行比較，因為兩位都曾留學美國頭部名校、都有西洋史背景、都從事大跨度的綜合研究，且都擔任北平一流名校的史學系主任，年齡亦相去不遠。老先生說：“他們都是大學者。雷先生學問很好，水平是很高的。當然，齊先生的學問也是做得很好的。他也是學貫中西的，是大家。”

在交談中，老先生也談到了對清華校史書寫中的一些看法。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老先生二十余年前就是《清華大學校史稿》（中華書局版）的骨干作者之一。而這書正是我藉以扎入清華校史和西南聯大研究的啟蒙讀物和入門文獻，在之后的許多年間我也不時回顧重溫此書，從中受益匪淺。老先生在聊天中表示，那部校史稿限于時代條件，許多地方寫得不夠理想。言語間，似乎流露出某些遺憾之意。但他也表示，在當時的條件下，學術環境就是那樣，許多人就是那樣的認識水平，我們也沒有更多的空間。對于學界當前把早年的清華學校比附于美國社區學院的說法，老先生極不以為然。他認為，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從學制設計來說，多數清華高等科畢業生進入美國大學后一般就讀于三年級，美國社區學院畢業生升入大學后也是從三年級開始讀，二者的程度看似相當，但后者在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是處于最底端的，幾乎完全沒有科研功能，只是一個實用技術人才的培訓機構（“職業養成所”）；而清華在是中國教育體系中出類拔萃的存在，所選學生均為尖子生，辦學定位是志在培養國家棟梁。在增設國學院和大學部之前，清華就已有一定的科研功能，其科研水平雖不能和北大等老牌名校并駕齊驅，但校內已有一些研究機構和團社，并有為數不少的高水平學者。這是美國社區學院完全不可比擬的。在交流中，老先生還比較系統地向我介紹了同期西方的學術制度和教育體制，而這是我當時頗感興趣但了解不多的一個領域。由此，我也從中獲益不少。

這段時間，正好學術界頗負時譽的“喜馬拉雅學術文庫·閱讀中國系列”其中又有一本新書面世，在學界頗有影響，那就是歐洲漢學界新星施耐德（Axel Schneider）《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6月版）。此書出版未久，就已成為學界和讀書界的熱點。這是一部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領域的名作，尤其是在對“中國的蘭克”傅斯年的研究方面當屬不多見的力作。作者是魏格林的弟子，那也應該算老先生的再傳弟子。該書前面有兩篇序，居首的是劉桂生的《施耐德教授書序》，第二篇則是北大羅志田教授的《書前的話》（按，羅先生之文同期以《知人論世：陳寅恪、傅斯年的史學與現代中國》為題，在《讀書》雜志推出）。施耐德在書前的《鳴謝》中感謝了魏格林、劉桂生、余英時、王汎森等幾位學者，其中寫道：“北京清華大學的劉桂生教授。他在我安排去北京作短期研究的過程中幫了我很多忙。由于他諳熟陳寅恪的史學，他給予我的多方面提示，對于我進入陳寅恪的歷史研究頗有助益，尤其是對如何去了解那些呈現著歷史研究中的復雜史觀很有幫助。”老先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指導的留學生魏格林已成為歐洲的漢學研究權威，而魏格林的弟子施耐德也早已成為冉冉興起的學術明星，可見此學脈的厚實綿長，也足以體現出老先生培養后學的成就。這與當年老先生的恩師邵循正培養一批歐洲和蘇聯的著名學者一樣，堪稱佳話。此時，老先生也順便談到了羅志田教授的這篇序言及一眾學者的相關研究。

1950年6月，嶺南大學政治學會慶祝教師節暨歡送畢業同學攝影留念，前坐者為陳寅恪、唐筼夫婦，第二排中立者為劉桂生

按原計劃，我們交流的重點，主要是請老先生談學術經歷、若干專題研究及最新的學術思考，但沒曾想到老先生重點和我談錢談起了歷史理論和歷史哲學問題。這些議題的切入，令我有些意外，卻也深受教益。在此次交流中，老先生特地重點和我談到了西方歷史研究的語言轉向，并在訪談中談了陳述性語言和程序性語言的差異及二者在歷史編纂中的運用。在分析過程中，老先生顯得對歐美學術非常熟稔。先生對域外史學不陌生，對此我并不意外；令我深感意外的是，一位年近耄耋的長者，對當時多個領域最前沿的知識和學術潮流，竟如此熟悉、如此有獨到見解。這著實令人驚異。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主要從事實證史學研究的學者，老先生對史學理論和哲學問題如此，這的確異乎尋常。先生不僅對中國近代史、中外交流史極為熟稔，而且對西方教育史了若指掌，且諳熟中外大學的變遷。在此過程中，先生由中外思想史而旁及中外教育史和清華校史等相關議題。老先生特地提示道，晚清時期中國大學最初取法于近鄰日本，后來，大家意識到，日本在國際上并非最發達的國家，日本大學是德國大學的學生，如果中國再去學日本大學，那就成了“學孫”。中國大學對此不甚滿意，不甘做“學孫”，故直接越過日本開始借鑒德國經驗，做德國的學生，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在此次交流中，老先生的大部分時間主要是在談自己的學術思考，對自身的人生經歷極少涉及。我對此略感不解渴，因在我的學術興趣點中，學人與學術幾乎有同等分量。為此，我有意識地往這方面引導，希望老先生多談談，以便我們年輕人更好地了解這一代學人的人生歷程和心靈世界，并通過這代精英學者去理解一個時代的精神氣質和思想高度，也理解當今中國學術的過往和來龍去脈。——也許，通過回眸來時路，我們可以更好地看清未來的方向。

在我提出相關話題后，老先生很自然地接過話茬，欣然回顧起自己的人生歷程和學術道路。期間，老先生還談到了自己八九十年代活躍于中國學術界時的一系列活動和探索。多次在兄弟院校開會時，老先生的報告都掀起了熱烈反響，大家評價很高。有一次，在某兄弟院校開會時，先生的精彩報告引發了大家的強烈反響和一致推崇，大家一致表示，學會發展就是需要由這您這樣的高水平專家學者來引領，因此，大家都希望他參與這個學會的領導工作。老先生卻謙虛地表示，非常感謝大家的美意，自己實在是水平不夠，不足以擔此重任；不過，如果大家不介意的的話，自己可以先代清華接下這個職位，隨后請清華的其他相關學者來擔任該職。后來，此職位就由學校另一位學者擔任了。對此，老先生向我解釋道，自己對管理工作并沒有多少興趣，所以很自然地謝絕了這類邀請。確實，在幾十年學術生涯中，老先生基本沒有擔任太多行政工作，主要是潛心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在業務上做出更大成就。——當然，老先生終究還是被賦予了一定校內外兼職（如校務委員會委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位委員會主席，校外兼職則有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文史館館員、文化部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文獻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等）。對許多同行而言，這些或許都是值得向往的職位和殊榮，但老先生對此寵辱不驚，平常心以待。無論如何，擔任過不少要職的老先生，始終親切、隨和，沒有半點“官”氣，反而藹然有儒者之風。這是不多見的。

在交流中，我嘗試著與老先生有更多的“閑談”。我知道老先生祖籍云南，全面抗戰時期在昆明，昆明是戰時中國的學術中心和通向東南亞的橋頭堡。當時的西南聯大、同濟大學等名校就在昆明。老先生當時肯定對聯大等校的情況有所了解。——那段時間我最核心的學術興趣就是研究老北大、老清華和西南聯大。圍繞著聯大，除研讀了許多史料和研究論著外，我還在持續地采訪一大批聯大前輩，其中有何兆武、許淵沖、田余慶、趙寶煦、李凌等，并計劃訪問宗璞、張世英、黃楠森等聯大校友。我自然也期待能通過老先生對聯大獲得更多的了解，故有此一問。沒想到老先生居然也對此很感興趣，于是又一次拉開了話匣子。他說，當時西南聯大在昆明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機構，他們家聘請了西南聯大一些最優秀的高才生擔任家庭教師，其中就有后來大名鼎鼎的何兆武、趙寶煦等。老先生說，“何先生當時就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才子。他是史學系的畢業生，但是考外文系的研究生時考了第一名，成績比外文系本科畢業的同學還要好。——當然，何先生那時還不像今天這么大的名氣。”

我知道老先生大學時代曾直接聽過陳寅恪先生的課，于是就相關問題進行請教。老先生由此回憶起上世紀40年代他在廣州嶺南大學聆聽陳寅恪先生課程的情景。他說，他們通常是到陳先生家里去上課，接受老先生的直接指導，那時大家剛上大學，對學術的理解還很淺，只覺得老先生的識見和思想讓人深受震撼、高深莫測。老先生特地說，很多人對陳先生不夠了解，誤以為陳先生只是強調文化的作用，對經濟基礎關注不夠；但實際上，陳先生在學術研究的時候，歷來強調社會經濟的基礎性意義。他對思想文化的分析是扎根于物質條件和社會經濟基礎的，他一貫強調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是依賴于其經濟生活和現實利益的。在這點上，他是和唯物史觀有高度共識的。“陳先生當時在上課時就一直說，‘古人的這些觀念是和他們的物質經濟生活高度相關的’！我現在還記得他說這個問題的時候，手一直在那里不停地做著動作。”——老先生一邊說話，一邊模仿陳先生的樣子比劃著，右手有力地畫圈圈。老先生接著還表示：陳先生是對歷史有非常全面而深刻的理解的歷史學大家，他對社會學經濟學的理解也是遠遠超過一般人想象的，他是兼通多個學科領域的大家，遠遠超過許多研究者的認知水平。

何兆武與劉桂生在海德堡

我曾想，老先生與陳寅恪先生之間相映成趣。劉先生是陳寅恪先生晚年的弟子，他不曾有幸像乃師那樣在少小之年就長期游學海外、接受各國一流學府的熏陶，也未曾像乃師那樣在青壯之年就取得杰出成就、名滿天下。可惜的是，陳先生自中年起就趨近失明，極大地影響了日后的學術工作。相比之下，老先生是幸運的，他一直如此健康，即便經受了二三十年磨難，在蹉跎半生、年過半百之后，他仍能以極好的狀態不斷精進、貢獻自己的才華。也正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卓有成效的工作，才真正奠定了老先生的學術地位。

在交流中，差不多三個小時悄然而過。我該準備告辭了。在臨走時，老先生特地贈我送幾冊書。那是一位年輕學者關于俞樾的研究專著，其中正有曲園老人“花落春仍在”之句。曲園年少而博學，但早年仕途坎坷，直到官場受挫后才開始專情治學，文名鵲起。曾國藩有“李少荃拼命作官，俞蔭甫拼命著書”之語，盛傳一時。德清俞氏雖不及海寧查家的“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之煊赫，卻也足夠輝煌。其弟子中有章太炎等鴻儒，子弟中則有俞平伯等文壇名手（而太炎門生周作人又成為俞平伯之師），日籍學人前來從學者亦不在少數。此等人物無論如何值得后世深入研究和表彰。老先生對此亦深得其味。

“少而精”：精益求精的學術自覺

那日從藍旗營回來后，我以此次訪談為基礎，并結合老先生以前的相關作品，整理出了一篇萬余字的訪談稿，隨即發給老先生。老先生不日即反饋了修訂稿。稿子進行了通盤大改，從頭到尾幾乎都是全新的。隨后，老先生又就學術問題連續幾次與我進行深入交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全文。經過幾輪溝通和多輪修改后，訪談稿總算基本定稿。我將稿子發給雜志后，那邊反應極好，立即第一時間啟動了排印刊發流程。但老先生隨即告訴我，稿子還是不夠成熟，還需要再做幾輪修改后，才能交由刊物推出。無奈，我只好請雜志社暫緩后續編排流程。緊接著又是幾輪深入細致的修改，巨細靡遺，耗時甚多。甚至直到稿子最后付印的前兩三天，先生還在和我反復討論稿子的修改。稿子正式見刊、樣刊寄到后，老先生還覺得意猶未盡、不甚滿意，希望能夠再改，以更成熟的版本再推出，并將最新的修改稿又發給我。我理解老先生的心情，只是，從程序上說，后續的修改一般來說已不太可能了。所以，那篇訪談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應該說，這篇稿子的進程甚為艱辛，但也讓我深受教益。至今，猶記在紫荊公寓W樓前和老先生電話討論稿子的情景。那時我一邊接聽電話，一邊在草地上漫步。是時，正值盛夏時節，明亮的陽光透過樹梢瀉下，照在大地上，照在草場上，也照在我們身上。就這樣，我們沐浴在陽光下論究學術，探討理論。

訪談中，老先生一如既往地強調大學文化的獨立性和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強調文化上要有胸懷、有主見，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創造未來”。同年10月，刊物以《思想史研究的“本來”與“未來”》為題將訪談正式推出。題目是我和老先生一起商定的，源于陳寅恪1931年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的話：“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盡管老先生對此稿不無遺憾，但坊間對此評價很高，并多次轉載。我的這個系列訪談也受頗關注和認可。有的編輯朋友和學界同行還鼓勵我持續做下去，形成更完整的系列，以便日后結集出版。

——以上是我與老先生第一次真正的實質性的學術交流，也是我在這近二十年時間里與老先生最深入的一個回合。此次接觸，直接讓我深刻地感受到老前輩的大家氣度和大儒氣象。先生是望族出身、名門之后，舉手投足間，盡顯恢弘氣象，這是一般學者（尤其是中青年一代）所難以企及的，即便其后天刻意修煉，亦難望項背。通過這次接觸，我是算是真正領略了先生的為人為學的風格，印象深刻。由此，我也更真切地領略到那個時代出來的學者的氣象和境界。

在我體會，老先生對學術的執著、嚴謹、專注，不是有意識地努力或修煉所致，而是一種下意識的習慣甚至本能。先生立身處世治學為文非常謹嚴，對每一篇作品、哪怕是千字短文，也要竭盡全力，以搏命之勢去全力做到最好，完全不計時間成本（正如陳寅恪弟子、北大歷史學系老前輩鄧廣銘先生那樣，每篇作品的寫作，都是一次“搏斗”）。然而，人的時間是常數。這種治學態度和書寫方式，注定其作品不可能很多，所謂“著作等身”在他是不可能的。當然，先生本人也不以為意。老先生似乎從無“產量意識”，他反而極為強調精品意識，推崇“少而精”。這正是老清華的優良學風。它與當代的學術資本主義所強調的把“產出（output）/表現（performance）” 作為衡量學者的基本尺度迥然不同（后者是績效導向，強調“又多又好”、“看誰比誰生產更多”）。他從來沒有把成果數量（或其他所謂“業績”）作為評價學者的因素之一，而是注重他們實質性的思想貢獻和治學境界，關注他們理論上的原創性和思想上達到的高度。老先生的學術生涯長達70余年，除了早年關于留法勤工儉學的研究和關于嚴復、李大釗等人的研究外，正式印行的其他作品為數不多，但其中的力作實在不少，其中一冊《劉桂生學術文化隨筆》可圈可點。內中《史學偶語》一文理論性極強，充分彰顯了先生在史學理論方面的積累和造詣，尤其讓人印象深刻。老先生關于清華史學的一些論斷，也令人耳目一新。他歷來提倡老清華會通的學術范式，強調中西融會、古今貫通，推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互融互釋，并以“身、心、家、國、古、今、中、外”八字相通為要領，不斷修身治學，以成其大。老先生歷來主張將工具書、歷史年表、地理學、版本目錄、注釋等作為治史的幾把關鍵“鑰匙”，建議大家靈活運用，發揮其最大效能。

“世界文化”寓胸中：老樹生花，學思常青

老先生桃李芬芳，有多位弟子已是歐美漢學（中國學）界的權威學者。不過他本人對此極少提及。2009年五六月間，歐洲著名漢學家、時任維也納大學副校長魏格林應邀到來文北樓講座。那是在三樓的309會議室。講座前，老先生與魏格林及其他幾位學者在休息室休憩、會談。在隨后的講座中，魏格林教授分享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介紹了維也納大學東亞學院的中國研究專業和日本研究專業的微妙關系，并討論了當時東北亞形勢發展等問題。當時許多知名學者都參加了此次會議，系里除了近代史專業的師生外，還有來自世界史學、古代史等專業的許多師生亦踴躍參加。講座之后，老先生應邀進行了評議。他出口成章，大氣磅礴，聲音洪亮而激越，氣場強悍，旁人只能有仰望的份兒。一旁的魏格林教授也顯得非常謙遜。當時一般中國學者面對外國學者、特別是學術權威時，難免姿態較低，甚至伏低伏小，極少能像先生這樣從容自信、揮灑自如。

2009年秋，我在正仙臺時，接到了學校派給我的一項任務。當時清華正在籌備2011年的百年校慶活動，其中各院系學科都需要編纂自己的院系史或學科史。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也啟動了這一工作。相關的學科史內容主要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兩大模塊，各自撰成一本書，分頭出版。人文學部分由中文、歷史和哲學三系的學者分頭撰寫合成《清華大學文史哲譜系》一書，而社會科學方面則由本院的政治學系及經濟管理學院、法學院三院系的學者合撰《老清華的社會科學》一書。而我有幸參加由彭剛老師等學者牽頭的《清華大學文史哲譜系》一書的撰寫工作。我對清華史學的發展歷程不算陌生，也已發表過一些習作，在圈內略有影響，承擔此任務當不算太難。接到任務后，我在繁重的學習工作之余，用幾個月時間就順利完成了初稿，十余萬字。稿子交到清華大學出版社后，又進行了持續的修改。及至正式定稿時，史學部分已達百余頁、十六七萬字，幾乎是預定字數的兩倍，占全書篇幅的四成左右。此書正式出版時，已進入2012年，那時我早已博士畢業參加工作。

應當說，那時的我，對清華史學的基本史實和發展脈絡不陌生，對某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和學術風格我也有所了解，但對許多相關的學術內核和理論問題，我所知甚少、無法深入，更談不上在作品中彰顯理論意蘊和哲學韻味——而這正是當年陳寅恪、張蔭麟、雷海宗等清華史學前輩的看家本領。因此，每次念及此書，我都頗有感觸：一方面頗感欣慰，畢竟完成了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另一方面又頗有愧色，因為書中對許多問題的深度挖掘顯然還遠遠不夠，對相關理論問題也體悟粗淺，缺乏獨創性見解。

在2014年夏的一天，我去圖書館老館借好書后往外走，在入口處，邂逅了老先生。老先生剛登上臺階，從門口走進來。老先生笑容可掬，腳步穩健，眼光銳利。我還沒來得及開口，他已和我打招呼，臉上露著笑意。打過招呼，我準備繼續往前走的時候，老先生卻叫住我，說：你寫的那本書我看了，應該說，總體上寫得不錯，基本的事實梳理清楚了，但較真地說，這書目前對史學的神韻還沒有挖掘出來，“哲學味”也還不夠。我對老先生的垂閱和賜正表示了衷心感謝。老先生接著囑咐道：以后要好好讀一些理論方面的書，會有幫助的。我聽后，不禁深感慚愧。——老先生如此高齡，眼力還如此好，許久不見，還能第一眼認出是我；他還關注到我的研究，而且如此細讀了全書。拙著力有未逮而貽笑大方，怎么能入此等大家的法眼呢？！想到這，我甚感惶悚。老先生的話，此后一直鞭笞著我持續鉆研相關問題，有意識地加強歷史理論和哲學問題的研究，而這個領域當時正是系內另一位前輩何兆武先生的專長。

此后，我仍能時常看到老先生在圖書館查資料。在此后十來年間，除了繼續不定期地研讀老先生的舊作外，我還能不時看到先生的新作。這些新作，數量不多，但質量極高，皆屬上品。如此大家風范，堪稱“衰年變法”“老樹春深更著花”。其中發表的期刊不乏《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一流的專業名刊。老先生的思維如此活躍，學術生命力如此健旺，讓不明就里的讀者絕然想不到這樣富有沖擊力的作品，竟出自九旬老者之手。其剛健有為、老而彌堅，一至于此。

先生家住中關村學術圈的核心地段。藍旗營毗鄰萬圣書園，北靠清華園，西鄰燕東園，西南面則是中關園，南面還有幾家書店，四近文化氛圍極為濃厚，堪稱全國知識密度最高的黃金地段。先生愛書，愛讀書，愛買書，也愛藏書，自然也常常淘書、逛書店。其中最常去的是萬圣書園。他去書店時，通常會逛很久，買許多書，有時還請店家幫忙直接把書送到家里。如此耄耋長者，仍熱衷讀書、思考和寫作，可謂一道獨特風景。老先生如此高齡，又如此健康、淡泊，生活安定而愜意。這種狀態令人向往。自然，他還繼續保持極旺盛的精力投入在他所心愛的事業上。我們期待老先生能繼續貢獻更多的思想和智慧，相信老先生今后還能在學術道路上指導我們走得更遠、更長久。

2022年，在與一位教授朋友聊天時，我還聽聞老先生不久前曾應邀親自為清華的本科生、研究生授課，還有許多學者慕名前來，濟濟多士。老先生一口氣講了足足三小時，思想深邃、視野廣袤、邏輯縝密，且始終聲音洪亮，毫無倦意。在場師生莫不嘆止。我不曾在現場，但也可約略想象到現場的盛況。

最近幾年，由于自己工作異常繁忙，又考慮到老先生本人也有諸多安排，我便極少去煩勞先生，但依舊時時記掛藍旗營。

如今，先生長已矣。人類生活世界有如曠野，智識領域仿若叢林，其中的參天嘉木或曾偶有凋謝，但其余香仍綿延彌漫，香遠益清。先生的名山事業永在，先生思想的余脈，仍在“世界文化”與“全球政治”的大潮中永續流傳和生發。歷史長河奔騰不息，而思想的力量將共三光而永光。

花落春猶在，幽燕依舊枕寒流。荷塘望西風，尋夢前塵，慨何如之！

草于2024年7月底，8月21日改定

（附識：本文原載《書屋》2024年第12期，刊出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