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 本文摘編自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書籍

《丘吉爾傳》羅伊 ? 詹金斯 著

責編| 賈寧排版| 拾零

第 9052篇深度好文：4936字 | 13 分鐘閱讀

一、天賦覺醒者：

優秀的人，都懂得把失敗當燃料

一直在推動丘吉爾前行的是名聲，當時在他看來獲得名聲的最佳手段就是自己的文章。冒著相當大的風險寫出一些優秀作品令他感到開心，甚至激動。

他喜歡打破沉默，而不是保持沉默。在辯論中，他總是能夠引起對方的共鳴，甚至表現得才華橫溢。在最高層的會談中，如果沒有條件為所欲為，他也不太會悶悶不樂地做出不祥的表現。出于這些原因，他總是樂于在心里夸大首腦會晤實際取得的成果。

（圖源：電影《至暗時刻》）

與任何一位演說家一樣，丘吉爾知道自己什么時候與聽眾“情投意合”，什么時候與聽眾格格不入，什么時候講話遭到了失敗，什么時候講話取得了成功。與所有的演講人一樣，他喜歡成功，痛恨失敗。

但是，他有一個優點，即使面對慘敗他也絕不會任由自己在失敗的驅使下深陷困境中，順從于失敗的威脅，夾起尾巴做人，在接下來的一段日子里無法做任何事情，只能一心琢磨著自己的委屈和受到重創的自尊心。

二、野心家的頂級修養：

敢要、敢爭、敢敗而不餒

對首相的職位丘吉爾已經覬覦了很久，他也急不可耐地抓住了機會，但是他的上任至多只相當于一場倉促湊合的戰時婚姻。

他對兩位杰出的前輩首相陰郁的末世信仰做出了回應，但同時他并無意在地球尚未冷卻的時候就怠惰不前（兩位前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在書中他寫道：“野心是動力，他無力抵抗野心。”

丘吉爾絲毫沒有因此而遲疑，他在回信中婉言謝絕了對方的邀請，并且直截了當地提出由自己擔任海軍部或內政部大臣（并按照這樣的先后順序）的要求。他堅持要求得到二者中的一個，對于一個35歲的年輕人來說，他的態度過于大膽，毫不謙虛。

在下議院一年半的時間，他已經同另外4位有權有勢的青年保守黨議員建立了密切的交往，這幾位議員都比他年長3至5歲，不過在1902年，他們全都不滿34歲。

這封由一位年僅28歲、僅有兩年半議會經驗的后座議員親筆給首相寫下的長信，大膽得令人欽佩，或者說過于自以為是，但是無論怎樣，這封信都絕對體現出了丘吉爾一貫具有的希望直接與上層溝通的自信與決心。

丘吉爾寫給時任首相的張伯倫的信：

對于任何試圖改變這個國家自由貿易特性的觀點我都表示完全反對，我認為這個問題比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任何問題都更重要。即使是為了國家歲入我們必須納稅的物品，關稅特惠制度也是危險的、令人反感的。

當然，事情根本不可能到此為止，有人試圖說服我，讓我相信一旦開始實行，這項政策必然會催生出一套全面的保護體系，其中涉及商業災難、英國政策的美國化等問題……我想告訴您的是，如果您在保護自由貿易政策以及托利黨的特質方面采取行動，那么您的努力必將贏得我無限的忠誠。

我甚至能消滅6個軍團的敵人——如果這樣能改變現狀，所有小的分歧都能被消除的話。如若不然，您就得下定決心了，這將是一條不歸路，我也必須重新考慮我的政治立場。

三、極致準備：

丘吉爾一生堅持的卓越習慣

丘吉爾做了一場精彩的演講，時至今日這場演講仍舊沒有失色。他當然做了最精細的準備，將一部分演講詞默記在了心里。一個活力十足、野心勃勃的議員這么做并不罕見，真正不同尋常之處在于，接下來的歲月里丘吉爾在演講前總是做著這樣的準備工作。

實際上，在整個政治生涯中他一直堅持著如此一絲不茍的準備工作，盡管并不是每次都能將演講詞牢記在心里。

（圖源：電影《至暗時刻》）

每當讀到或者親眼看到能夠引起自己注意的事情時，丘吉爾都會毫不遲疑地口述一份備忘錄。沒有一位大臣或者作家比丘吉爾更需要一名速記員在身邊隨時待命。

從白天到深夜，他總是需要秘書們守在他的身邊，這種需求甚至超過了許多偉人對阿諛奉承的弄臣的需求。

四、“迫降又起飛”：

丘吉爾的冒險家基因

他沖動、自私，同時又有著貿然行事的勇氣，這三個特點在青年時代的丘吉爾的性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與生俱來的直覺的驅使下，只要是在伸手可及的范圍內，每一棵蘋果樹他都會搖一搖，盡可能地將樹上的果子搖下來。

丘吉爾加入自由黨的時候沒有政府工作經驗，但是他擁有名望和熱情的性格，以及一種天生的直覺。直覺告訴他，他不太可能加入將要失敗的陣營，雖然最后這一點不能完全算是對他的贊美。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最后這個特質，在職業生涯的這個階段，他的受歡迎程度遠遠不及他的名氣。

丘吉爾充滿斗志、堅定不移地促成了英國全國各地對更廣泛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場理性的討論）。盡管他的做法有些過分，樹了一些敵人，但是他提高了自己對自由黨的價值。

1919年6月（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丘吉爾在巴黎附近的巴赫機場經歷了一次緊急迫降。

他沒有因此怯陣，剛過了一個月便從陸軍部出發，從陸軍部在倫敦以南的克羅伊登小型機場起飛，試圖進行一個小時的夜間飛行訓練。他沒有在天上待那么久。猶猶豫豫地飛到90英尺的高度后，機械故障——或許人為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導致飛機一頭扎向了地面。

飛機嚴重受損，丘吉爾身上出現瘀傷，面部也有擦傷，飛行教官也受了一些輕傷。丘吉爾原本以為自己會在事故中喪生，結果他還能站起來，前去主持下議院為美國駐法國的指揮官潘興將軍舉行的宴會。

五、越挫越勇的終極樣本：

如何靠“行動力”殺回巔峰

盡管有時候丘吉爾會任由自己對事對人的看法走向偏激，但是相比勞合·喬治，他有著更為堅定的目標，他的政治信仰更為始終如一，換言之就是，他更堅持原則，少有投機主義傾向。

丘吉爾繼續毫不動搖地敦促著減稅方案的進展。這套方案基本上是他一個人的創造。除了赫斯特，財政部的官員們至少可以說反應冷淡。

他肩負著一個重要部門的職責，并且在充分參與當年夏天議會論戰核心的“議會法案”的工作之余，他還得擠出時間處理自己在不久前遺留的工作。可以說，這第三項工作證明了他有著十足旺盛的精力。

在海軍部的幾年里，他一直兢兢業業，發奮程度或許超過了他職業生涯中的任何一個階段，甚至超過1940至1941年的那段時間。

令人稱奇的是，在狂熱的著書撰稿過程中他還設法為議會工作擠出了時間，更不用說選區的工作了。按照當時的標準看，他在選區工作上表現出了驚人的勤勉，在1929年秋季中期的10天里，他在埃平選區各個區域至少8場的公開會議上發表了講話。

他是一個情緒陰晴不定、常常會陷入抑郁的人，但他又有著驚人而充沛的精力，考慮到這些特點，從某種角度而言，他在受挫后能夠卷土重來就如同他突然止步不前一樣令人吃驚。

無論經歷了怎樣的黑夜，丘吉爾在公開場合的表現絲毫不像一頭受傷的野獸，一心只想緩緩地爬進灌木叢、將自己隱藏起來。實際上，他熱衷于參加這樣的公共活動，仿佛這些事情依然由他負責似的。

不管怎么說，在被逐出海軍部的26個月后，在主動將自己從一個毫無意義的內閣職位上罷免的20個月后，丘吉爾又回來了。

六、從辯論高手到權力大師：

剛柔并濟的掌控力與人格魅力

丘吉爾在私下里尋求讓步，在公開場合虛張聲勢，如此對比鮮明的表現非常符合他的風格。他始終相信自己能夠從掌握大權的人那里獲得諒解。

但是，丘吉爾比羅斯福更健談，即使他有些裝腔作勢，他喜歡喧鬧的生活，喜歡身旁有人聚精會神地聽著他講話。

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還努力向對方的作息規律靠攏。晚上羅斯福會比平時熬得晚一些，丘吉爾也裝腔作勢地比平日早一些上床，不過上床后他還是會忙著指示不知疲倦的約翰·馬丁給倫敦方面發電報，或者就是與霍普金斯談話。

從形式上而言，一個部門內的所有事務在名義上都由主持本部門的大臣負責；從更為具體的角度來看，為了與第一海務大臣一起行使自己的操控權，丘吉爾有意創造了一種高度集權化的制度。

憑借著自己的辯論能力，甚至可以說有些好斗的辯論能力，在和別人單獨交鋒的情況下他幾乎戰無不勝。因此，在外界看來一戰爆發后的最初幾個月里，他對海軍部擁有了完全的控制權，幾乎是獨霸了這份權力。

七、多面人生：

從政客到文豪，常年堅持創作

寫作在丘吉爾的一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在當時只是為他的生活投下了一縷光芒。

在這個階段，丘吉爾的政治生命走上了下坡路，但是這位政治家卻留下了大量的肖像畫，而他大概也是20世紀的政治家里最杰出的一位風景畫家，當然也是最有價值的一位。

他非常喜歡在燦爛的陽光下過著奢華放松的生活，時不時地畫一會兒畫、整理一下書稿，為了這些事情他已經積累了一筆獨特的“財富”，這就是許多令他感到賓至如歸的度假別墅和住處。

（圖源：電影《至暗時刻》）

在7月初（1929）退出政府后，丘吉爾立即全身心撲在了為接下來一批作品商談合同的事情上（《后果》和《我的早年生活》之后的作品），隨后他便開始了寫作。

從戈林酒店搬回利茲酒店（很有可能是因為克萊門汀沒有與他同行）后，他在8月18日的上午設宴款待了一批研究員、出版人和秘書，這場招待會表明他的興趣轉移了。

盡管在初春的時候他產生了虛妄的幸福感，然而最終政治還是沒有給他帶來回報。文學，至少是賺錢的寫作和演講，看上去前途更為光明。

八、戰略遠見：

一個領袖的“預見力”

他將社會退步的起始年份定為1931年，這個時間點至少接近了希特勒的崛起。丘吉爾從一開始就準確地判斷出希特勒才是不可消除的核心威脅。

丘吉爾對這種觀點深惡痛絕，根據記錄，他曾在早期的一場內閣會議上說過：“在德國統治歐洲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實現和平與安全的。我們絕對不能接受這種情況。”

6月初的時候，丘吉爾就已經本能地意識到了法國會在本土遭到失敗。他拼命想要說服法國繼續戰斗下去，但是他的努力必須首先得到議會的批準并且需要維護這些外圍成分。

（圖源：電影《至暗時刻》）

在1941年12月過后，無論時局如何起起落落，丘吉爾都再也不曾懷疑過勝利終將屬于同盟國。當然，他也為美國海軍遭受的巨大損失感到惋惜，但是相比美國不可逆轉地加入他一直堅持的戰斗所能帶來的全部潛在價值，美國海軍的損失不足掛齒。

他充分認識到英國參與歐洲事業的重要性，同時也渴望在三大世界霸主中地位日趨下降的英國能夠盡可能地維持住自己的地位，他將這兩種想法結合了起來。

考慮到丘吉爾從敦刻爾克到波茨坦這幾年里所扮演的角色，他怎么可能不產生這樣的觀點？丘吉爾對歐洲主義非常堅定，在這個方面他非常具有遠見。

九、“全局思維”：

在至暗時刻，如何做出最清醒的抉擇？

終于，丘吉爾在65歲這一年成為首相，除了剛剛離職的前任，自坎貝爾-班納文之后他是初次坐上這個位置的人里最年長的，此時距離他首次當選為議員已經過去幾乎40年。

他在最兇險的情況下接受了這個位置，古往今來沒有一位首相在上任時面臨的處境比他面臨的更為嚴峻。他所面對的政治環境和軍事環境危險叢生，他不是國王選中的人選，也不是白廳的選擇，對于他所斷言的野蠻未來，白廳這部政治機器表現出了程度不一的驚愕和氣餒。

他也不是下議院多數黨的選擇，但是從某種不成熟的角度而言，他是——或者說不久便會成為——民眾和媒體心目中的國家捍衛者，從國王到常務秘書，一開始不愿接受他并對他充滿懷疑的人很快也會承認英國不能沒有他。

這場講話的主旨是：“我們只有一個目標，不可更改的唯一目標。我們要堅決消滅希特勒以及納粹政權的一切殘渣余孽。任何事情都無法改變我們的決心—什么事情都不行……反對納粹政權的任何人、任何國家都會得到我們的援助，與希特勒并肩作戰的任何人、任何國家都是我們的敵人……因此，接下來我要說的就是，我們將不遺余力地幫助俄國以及俄國人。”

人們不禁將敦刻爾克大撤退視為一場勝利，而不僅僅是一次營救行動。丘吉爾堅定地抵制住了這種誘惑，6月4日，他在下議院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不可能通過撤退贏得戰爭。”

珍珠港事件為1941年畫上了一個恰如其分的句號。就在這一年的年初，丘吉爾的注意力幾乎全都集中在了發展英美關系的工作上，這顯示出他能夠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并且也有能力集中精力處理本質問題，他的個人生活方式也體現出了這種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他在很多方面表現得都比較任性，但是他的生活始終與他的宏偉目標交織在一起并且服從于這些目標。

按照之前的設想，指揮“霸王”行動的最高司令應該是英國人，至少倫敦方面是這樣預計的，但是丘吉爾輕易地接受了羅斯福的觀點，認為讓美國部隊集結起來將會確保不久后美軍成為英國在法國的首要合作伙伴，這樣的合作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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