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7日凌晨，知名教育學者、歷史學者、作家傅國涌先生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59歲。

傅國涌1967年生于浙江樂清，生前長期關注教育、歷史話題，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傳》《百年尋夢》《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發現廿八都》等。

以下為傅國涌先生一篇舊文，原載為新浪微博。

文|傅國涌

新浪微博：@傅國涌

1936年11月18日，魯迅去世一個月，新月派女作家蘇雪林寫給胡適一封長信，稱魯迅為“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同時將她寫給蔡元培的信稿抄送胡適，更是大肆攻擊魯迅。12月14日，曾被魯迅罵為“焦大”的胡適回信責備了蘇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價值的，有些什么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于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之后（1937年），胡適為《魯迅全集》的出版盡了力也是不爭的事實。許廣平等曾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寫信給胡適，請他“鼎力設法”介紹給商務印書館。胡適“慨予俯允”，并在細心詢問了有無版權問題后，將他寫給王云五的親筆信交給許廣平、馬裕藻。正是有了胡適的引薦，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極愿盡力”。許廣平致信胡適，感謝他的“鼎力促成”、“功德無量”。

不是胡適忘記了魯迅生前對他的“狺狺攻擊”，但他有他的原則、風度這是魯迅所難以理解的。

更讓后人難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重要代表葉公超，居然在魯迅逝世后花幾個星期時間，把手邊能找到的所有魯迅作品重讀了一遍。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報》增刊發表《關于非戰士的魯迅》一文，充分肯定魯迅在小說史研究、小說創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對魯迅作為“非戰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12月8日，葉公超又寫下了一篇《魯迅》專論，對魯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評價，發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報》“文藝”副刊。葉認為“五四之后，國內最受歡迎的作者無疑的是魯迅。”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確是個很可貴的醞釀者，因為他有歷史上成功的醞釀者所需要的條件：鋒銳的諷刺，濃烈的大量的情感，動人的真摯與親切。但是，他絕對不是能做政治領袖的人，如史達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樣地要壓迫人的，要撲滅個人主義的，要取締言論自由的。魯迅在壓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壓迫’，究竟是反抗壓迫本身呢？抑或因壓迫者可恨而反抗壓迫呢？我們不敢妄論，也許二者兼而有之；不過我相信，假使請他來壓迫人，統治人，他還是如他自己所說：‘不夠刻毒’吧。”

他熱烈地稱贊“魯迅最成功的還是他的雜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摯，性情的倔強，智識的廣博都在他的雜感中表現的最明顯。……在這些雜感里，我們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悶與空虛，一面卻不能不感覺他的正面的熱情。他的思想里時而閃鑠著偉大的希望，時而凝固著韌性的反抗狂，在夢與怒之間是他文字最美滿的境界。”

胡適雖然批評了蘇雪林對待魯迅的態度，但讀了葉公超的文章，他還是“很不高興”，不無責怪地對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么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卻有另外一種想法：“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遙想當年，魯迅與“新月”派，左翼與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仿佛水火不容，作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曾與魯迅激烈論戰的梁實秋的摯友，葉公超在魯迅身后卻能作出如此客觀公允的論斷，說出這樣的公道話，更加難能可貴。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他是客觀、中立的，無論是對朋友，還是對論敵。在知人論世時，常常不以小圈子為重，能超越派別的局限，不存門戶之見。他強調的是魯迅“非戰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葉公超的論斷，但對一個向來只知黨同伐異的民族來說這無異是嶄新的啟示。即使在魯迅生前，作為其“論敵”，葉公超就對魯迅散文有過持平之論，他坦然地指出：“我覺得魯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魯迅身后持論公正，就一點也不值得奇怪了。

即使是被魯迅罵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實秋，他不僅早在1927年就對魯迅雜文、小說有過客觀的評價，即使在發生過“人性論”和“階級論”的激烈論戰之后，1934年，他在《現代文學論》中論及“散文的藝術”時也沒有回避、貶低魯迅。他說：“新文學運動以來，比較能寫優美的散文的，我以為首先應推胡適、徐志摩、周作人、魯迅、郭沫若五人。這五人各有各的好處。……魯迅的散文是惡辣，著名的‘刀筆’，用于諷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雜感是他的最大的收獲。”“沒有魯迅的老辣鋒利的性格，而要寫魯迅的諷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嘔！”在論及“現代的小說”時，他說：“魯迅先生的二十幾篇短篇小說，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傳，亦即因為在那一篇里較為有寫實的手腕的表現罷了。”

1941年11月，魯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慶《中央周刊》發表《魯迅與我》一文：“平心而論，魯迅先生的雜感是寫得極好，當代沒有人能及得他，老練潑辣，在這一類型中當然是應推獨步。但是做為真理的辯論看，我并不心服。”

事過境遷之后，再讀梁實秋的評論，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評價基本是中肯的。

20世紀30年代初，梁實秋在青島大學任教并兼任了圖書館主任的職務，于是在魯迅筆下便出現了“梁實秋教授充當什么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梁實秋教授掌青島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除。”這些捕風捉影的信息來自何處，今天已不可考，從“聽說”到坐實，在魯迅心中也不知是怎么完成的。其時在青島大學求學的臧克家后來回憶，“我想不會的，也是不可能的。”

梁實秋在魯迅身后寫過《關于魯迅》一文提及這段舊事，他回憶說他在青島大學圖書館曾注銷過數十冊“從前遺留下來的低級的黃色書刊”，“魯迅的若干冊作品并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報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地利用這一虛假情報，派做為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說：“我首先聲明，我個人并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泰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對于臺灣國民黨當局長期封禁魯迅的著作，梁實秋也是持反對態度的。

魯迅去世之后，作為他的“死敵”、對頭，從胡適、葉公超到梁實秋，這些沐浴過歐風美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想到的決不是幸災樂禍，不是彈冠相慶，胡適之所以批評蘇雪林、幫助出版《魯迅全集》，葉公超之所以連寫兩文，對魯迅“蓋棺定論”，以及梁實秋的公允之論，無非都印證了他們生平所服膺的伏爾泰格言：“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對他們而言，對不同意見的寬容，對異己的寬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們所追求和捍衛的。這些植根于他們靈魂深處的理想是與他們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開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長期熏陶的結果。葉公超晚年回憶，他當年在美國愛默思等學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他們曾為一個古老民族帶入一些異質的因子，重讀他們當年的文字，重溫舊事，彌足珍貴。無論他們也有多少缺點、不足，他們的那種氣質、風度、心態，他們的追求本身都足以繼續啟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