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一般不談社會熱點事件,除非這件事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
今天要談的是“南京紅姐”,后來改名為“南京紅大爺”事件。關于這件事有人惡意造謠,炮制所謂的“60歲大爺與千余人發生親密關系”等不實信息,官方已經辟謠,所謂“南京紅大爺”實際38歲,“與千余人發生親密關系”也屬不實信息。之后是否會對不實信息制造者責任,還需后續追查。
強烈建議簡單了解事情概述就行了,不要好奇心爆棚非得去了解具體細節,尤其不要試圖找所謂的照片、影像圖片,無論傳播者還是瀏覽者,都可能涉嫌違法;雖然從實務角度,一般不會追究法律責任,但這個世界有很多黑色、灰色的東西,最好別碰,不要高估了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切記“好奇心害死貓”。
當前最需要關注的是可能存在的疾病傳播風險。
有一個必須了解的基本事實,“男男”之間發生的性行為,是最高危的。1981年美國疾控中心第一次向全世界通報艾滋病,就是在男同性戀身上發現的,所以一度被全世界稱之為“同性戀瘟疫”。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的艾滋病防控上,“男男性接觸人群”被貼上了“高危人群”標簽大力干預。
不過事務也有兩面性,雖然當年的“艾滋病防治運動”對“男男性行為”嚴防死守,但也讓這一邊緣群體首次公開在全社會面前,推動社會的變革,隨著西方以“LGBT+”“酷兒”為代表的多元文化盛行,國內社會對“男同”的公開看法也大為改變。
但并不代表這一行為就安全。很簡單的道理,國內往往使用“避孕套”的稱呼而非“安全套”,更看重避孕而非安全作用,因為男性不會懷孕,導致嚴重忽略必需的安全措施。近些年來,男性尤其是年輕的男大學生,已經成為艾滋病感染的主力人群之一,之后又通過異性性傳播進一步擴散。
小鎮之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警告即將進入大學的年輕大學生們,尤其是男大學生務必提高警惕,不要覺得離開家長、學校的管控,就可以肆意嘗試某些危險行為,更要注意警惕某些學長和社會人員,不要覺得只有女性才需要擔心性安全;而女性更要注意,除了警惕被傳染,還要注意意外懷孕的風險,目前《》。
建議家長提前做好溝通,一定要講清楚,無論如何,做好安全措施,是最低的底線。
當前最緊迫的事情就說到這,目前疾控部門已經介入,相信能夠得到有效控制。
小鎮之所以覺得這件事有必要談,是因為從這起事件看到了當代的三個普遍問題:性匱乏、缺愛、對西方多元化的“葉公好龍”。
先說性匱乏。
雖然從某些數據來看,中國人的性開放度并不低,而且看似西方對性更加開放,但要注意,西方在開放的表層之下,是對性、關系、責任的正確認識基礎上。
在國外比如美國,的確有非常放縱的群體,但這種群體在美國也是少數分子,更多人在開放背后有一種秩序存在,那就是界限與責任,西方發達國家的性開放只是結果,實際是一套界限明確的感情階段與自我選擇,這是從前現代到現代再到后現代,一路走過來的。
而中國所謂的開放,倒不如說是性匱乏、性壓抑之下的性混亂。沒有經歷西方完整的性觀念演變過程,直接跨越到了西方后現代化的性理念,再加上中國性教育極度匱乏,甚至談性色變,義務教育階段正常的生殖介紹都能被家長舉報,又如何能掌握正確的理念?
高考之前還好,高考結束以后,一下子沒人管了,很容易產生劇烈的逆反心理,尤其嚴重匱乏與性相關的安全意識和知識,更難以區分性、愛、家庭與責任。
而與性教育同樣匱乏的,是愛的教育。
到底什么是愛?沒人教過,只能自己悟,往往是18歲前嚴防死守,18歲后恨不得要求趕緊結婚生娃,就把好奇、刺激、性、依賴等等誤以為是愛。
比如馬爾克斯所著《霍亂時期的愛情》就寫道“好奇心也是愛情的種種偽裝之一”,而如“跳江自殺的胖貓”則把付出和依賴誤以為是愛,至于把性和刺激誤以為是愛的就更多了,張愛玲還說“通往女人內心最短的距離是陰道”,而如“大同訂婚強奸案”,更是以為“生米煮成熟飯”就行了。這都是性教育、愛教育匱乏的表現,把性與愛混為一談。
近些年,網絡上性別矛盾加大,消費主義盛行,加之現代社會更忽略性別因素,出現“把男人當牲口用,把女人當男人用”,實際上也讓女性更難以提供男性渴望獲得的愛。
說一個暴論,僅僅是小鎮的一個不成熟的看法,當前中國,在談戀愛上,女性相比男性,更缺乏經驗、更不懂如何去愛對方,這與整個社會對男性的期待和規訓有關,比如消費主義總是強調“愛她就買”,很多社會規訓也強調男性要為女性提供情緒價值,但男性難道不需要情緒價值?
于是,相比女性,男性更缺愛。
所以懂得性別是平等、需要反饋的女性,往往更有婚戀競爭力。這些年,“綠茶”的口碑也開始逆轉,所謂“她是不是綠茶我能不知道?”,這就是男性對情緒價值、被愛的渴求。
總之,以上種種原因,就出現了“南京紅大爺”這起事件。
網上有很多嘲笑、不理解的聲音。覺得不過是很粗糙地穿個女裝,怎么這么多男性認不出來?又覺得這些男性是不是都是色魔,為何“饑不擇食”?更奇怪怎么還有看起來很帥氣的男大學生、健身教練也去搞這種事。
這些疑問,如果從性匱乏、缺愛的角度去分析,就很容易理解了。
正如當事人“南京紅大爺”發的一段話,他就提到“(那些人)不是饑不擇食,而是在他這里感受到前所未有被無條件照顧的感覺”。
因為性匱乏所以缺乏安全意識、盲目追求刺激,又因為缺愛所以選擇看似荒唐的行為。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必須正視這一事件背后代表的真正根源,要在義務教育和大學階段,強化全民性教育和愛教育。
而更需要關注的,是對男同等在內的LGBT+群體的關注。
中國傳統社會對同性戀一直保持寬容態度,古代也留下了“龍陽之好”等成語,《宋書·五行志》談及魏晉六朝時期,稱“男風大興,熾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但近代以來,出現了比較大的逆轉,但壓抑并不代表不存在,反而因為刻意的無視,導致一些問題變得更加危險。
比如中國到底有多少LGBT群體?
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一直說不清,也有一些學者曾經試圖搞清楚這個問題,但調查的重點基本聚焦男性或男同群體,較為忽視女性和跨性別群體。最全面的是潘綏銘教授,他也被稱為“中國性學第一人”,他的團隊從1991年到2015年進行了8次調查。
潘綏銘教授2016年發表了《同性之間發生了什么?》。
這篇文章匯總了潘綏銘教授2000年、2006年、2010年、2015年四次全國調查,這四次調查對象都是中國境內18到61歲、能識字的人群,采取了分層等概率隨機抽樣方法,直接等距抽樣到縣級,再抽取街道(鎮)、居委會(行政村),還考慮了當地居民和流動人口情況,樣本總計23147人,男女基本對半,高達91.7%現場作答,可以說很有代表性了。
有幾個結論,特別重要:
1、同性活動比重持續上升。
從2000年到2015年,潘綏銘教授選擇了四個同性行為進行調查,分別是“對同性有性欲”“認同為同性戀者”“與同性接過吻”“與同性有性生活”,全部呈上升趨勢,而且“認同為同性戀者”大概率最終“與同性有性生活”。
2015年調查時,被調查者中“對同性有性欲”的占5.1%,“認同為同性戀者”的占4.4%,“與同性接過吻”的占6.8%,“與同性有性生活”的占3.7%。
具體數據如下表:
2、男性較女性更傾向于同性。
同樣是上述四種行為,男性全部高于女性,而且是遠高于。比如2015年調查,在“認同為同性戀者”上,被調查的男性占5.8%,女性占2.8%;而在“與同性有性生活”上,男性是5.6%,女性只有1.7%;“對同性有性欲”上,男性7.4%,女性2.5%;就連“與同性接過吻”上,男性也以8%明顯高于女性的5.4%。
當然,無論多科學的隨機調研,都不能代表整體。而從調查上看,從2000年到2015年,被調查者中,同性行為占比繼續上升,但這可能是實際確實增加了,也可能僅僅是因為社會環境更加寬容,被調查者敢如實回答了。
無論是實際增加還是更敢于回答,相信如果2025年再做一次調查,肯定比2015年占比更高。
可以判斷:中國人尤其中國男性中,同性戀以及發生同性行為的人,其數量超越一般設想。
就算參考2015年調查,100個人中也有6人,2025年會不會接近10人?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很多人生活中很少感知周圍存在同性戀尤其男同呢?
注意,從新聞看到的不算。
自改革開放尤其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國擁抱全球化,美西方的多元文化也進入中國,背靠強大的西方,LGBT+等多元文化也成為先進的代表。人是不愿意承認自己是落后的,于是就開始附庸風雅,嘴上說接受多元化、接受性少數。
尤其是高校學生,有一些針對高校學生的調研,調研結果普遍顯示,高校大學生群體對同性戀群體的接納程度很高,也更包容“LGBT+群體”,極少有大學生在接受問卷調查時表示厭惡。很多大學生在被調查時,還表示能夠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
更有意思的是,調查結果顯示,接受女同性戀的占比遠高于男同性戀。但從潘綏銘教授的全國調查來看,男同遠超女同。
實際上,中國人對西方多元化這一套,不過是“葉公好龍”罷了,嘴上說支持、認可,但前提是只喜歡遠遠地觀望,只能籠統,不能具體。
而且對于所謂“男同”“女同”,往往默認年輕貌美。比如晉江等熱衷的“耽美文學”(現在改成“純愛文學”),其故事往往是美少年愛上另一個美少年,再不然一定是特別有魅力的大叔,無論是閱歷還是權力。
正如一提起“男同”,很多人腦海里想起來的是張國榮的《春光乍泄》,是李安的《斷背山》,是《搖滾芭比》《時時刻刻》。
同樣是同性概念。游戲“守望先鋒”里的獵空就可以接受,而“星鳴特工”就被玩家罵到暴死。
說白了,就是看顏值。
這種脫離實際的極度美化,本質就類似于“外國的月亮更圓”,幻想美國是所謂的“地上天國”“歷史的終結”,把人類關于美好的一切幻想,甚至是共產主義的特征,強加在美國身上,覺得美國一定是什么都好,只要移民到美國,哪怕是非法偷渡,一切也都會好起來。
但實際呢?
就如“南京紅大爺”,為什么非要從最開始的“南京紅姐”改名?
如果不是38歲長相一般的準中年男性,而是換成一個青春貌美的美少年,還會從“紅姐”改為“紅大爺”嗎?
網絡還會有這么多的惡意嗎?
小鎮之所以特別關注發生于2025年的“南京紅大爺”事件,就是因為戳破了“中國人崇尚多元化”的畫皮,也代表著:中國人真正開始直面后現代化,雖然僅僅是萌芽,但這是自發的,而非盲目追隨西方“多元化”。
也點明了,中國“同性”“男同”的真實情況。
很多中國人對“LGBT+”的友好態度,僅僅是出于想象,覺得一定都是俊男靚女,而這些群體的公開宣傳,一般也特別注意形象。
但現實中,又如何呢?
平時網絡上都說“多元化”、對“同性”寬容,實際碰到38歲的“紅大爺”,就喊打喊殺了,這算哪門子接受?
還不如官方,幾十年來對“男同”等性少數群體,態度始終如一,明確婚姻關系只承認異性一夫一妻,不承認同性婚姻,同時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和暴力,既不贊成、不反對、不歧視。
比如2015年,中方代表在聯合國上明確回應“中國并未將LGBTI視為一種精神疾病,不會要求對LGBTI人員進行強迫治療,更不會將他們關在精神病院。當然,LGBTI人員在社會上的接受度,以及他們在就業、教育、健康、家庭等方面遇到的一些現實問題,是一個需要認真注意的事項。”
什么時候,中國人能夠像接受美少年“耽美”一樣,接受38歲的“紅大爺”也可以是“男同”,而不是非得說跟“紅大爺”發生同性關系的,都是饑不擇食、看不出“紅大爺”是男性,這才算真正接受“多元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西方價值觀,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有限。比如國內很多經濟學家、金融圈人士,動不動談西方理論、西方價值、西方經驗,但仔細分析他們的話,說的基本是西方幾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東西,西方自己都已經反對了。
“南京紅大爺”事件反映了西方“多元化”在中國真實的接受度,這一事件的意義,并不亞于年初發生的“中美大對賬”戳破西方美好的假象。
也挺有趣的。
有些人一方面渴望西方的“自由”,但是碰到災害、問題的時候,又老覺得應該政府幫忙,但在自由的美國,政府沒有幫助國民、更沒有救災的義務,所以當美國德州洪水死了上百人,美國白宮發言人可以微笑著說“洪水凌晨來襲,大家都在睡覺,這是天意,不是政府的錯”。
同樣的,某些經濟學家、金融學者天天號稱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但這幾年卻總是要求政府通過下行政命令,強制要求去產能;總是要求政府加大刺激力度,人為干預經濟。
這到底是要政府,還是要市場?
或許,可以用這句話來形容:
你憑什么管我?你憑什么不管我?總之干啥都是錯。
最后,再次提醒:
由于中國目前極為匱乏的性教育,而同性性行為并沒有想象的低,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僅是個人安全,更要對他人安全、社會安全負責。尤其某些人,隱瞞自身情況,搞“形婚”,這更是高危行為,在這方面,女性相對而言是受害的重災區。
喜歡同性還是異性,這是個人的自由,應當被尊重;但不能隱瞞、不能危害他人、不能違法犯罪,這應該是做人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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