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在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道路上起了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對此進行研究，無疑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為此，本文回顧已有研究成果，進而提出一系列尚待解決的問題，以冀深化對七七事變的研究。

一、對七七事變研究的回顧:熱點與重點

有學者概括指出，學界關于七七事變的研究成果包括三個層面: “一是對七七事變本身‘知其然’的研究，包括 ‘第一槍’、 ‘失蹤士兵’等問題，相關成果已頗為細致而豐富; 二是對于七七事變前史 ‘知其所以然’的研究，包括近代日本大陸政策的演變、九一八事變之后的日本局部侵華史、華北事變的發生及戰前中日關系的演進等; 三是對七七事變發生后‘知其然后’的研究，包括中日雙方在當地的交涉與最高當局的應對，以探究最終走向全面戰爭的問題。”這一概括非常到位。下面將前兩個方面放在一起，后一方面作為一部分，加上歐美列強和蘇聯的反映，分三個部分概述學界研究的熱點與重點。

(一) 七七事變發生的必然性與如何發生:責任問題誰屬

首先，七七事變因何發生? 學者們從當時日本、中國雙方情況作了探討。

就對日本方面的研究來說，日軍制造七七事變是必然的。其一，日本整體上侵華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日本政府按照既定的大陸政策，在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加快侵華步伐，加強對華軍事情報的收集，七七事變構成日本侵華史的一個重要階段。其二，日本在具體方面奪取華北的政策。日本依據局勢演變，制定和實施侵略華北的政策。在經濟上，日本對華北的經濟侵略不僅具有掠奪資源、擴充軍備以擺脫經濟危機的動機，而且包含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戰略上的考慮。在軍事上，日軍先后出臺三份占領華北的文件，即 1936年9月15日的《1936 年度華北占領地區統治計劃書》、1937年7月8日的駐屯軍《宣傳計劃》和 7月13日的《伴隨著華北事變的占領地統治綱要》。其三，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學者們一方面分析了七七事變爆發前駐屯軍的由來、編制及其侵略活動，另一方面指出日本采取了包括極力強化駐屯軍兵力在內的一系列措施。

就對中國方面的研究來說，學者們關注國民政府的政策與七七事變發生的關系，其觀點有所不同。一種觀點認為國民政府執行 “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造成中國抗日力量內耗、國防空虛，改變了敵我軍事力量的對比，給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提供了可乘之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蔣介石從 1935 年開始改變妥協態度，從 “攘外必先安內” 轉到停止內戰、合作抗日上來。

其次，七七事變，誰開的 “第一槍”? 這是爭論的焦點。

誰開的 “第一槍”，有學者列舉了多種說法。其一，七七事變為日本在華北人員，即日本駐屯軍、特務機關人員、浪人等策劃的。其二，中方人員策劃的，包括: 西北軍閥，所謂西北軍閥 “巨頭” 馮玉祥，連同石友三、陳覺生等人所為; 藍衣社第 4總隊，意圖制造日本駐屯軍與第 29 軍的沖突。其三，中共方面，是所謂 “潛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里的中共北方局第一書記劉少奇指揮策劃的。其四，第 29 軍營長金振中或士兵，他們眼見日軍在自己面前演習，因為錯覺乃至于恐懼而開槍。

當時日本在華北的軍官和現今日本一些學者宣稱 “第一槍” 絕對不是駐屯軍所為，七七事變是中共策劃的。有學者反駁指出: “第一槍問題是枝節問題，日軍當時在河北省各地的橫行無 忌，才是觸發戰爭的真正原因。” 那種“‘中國軍隊非法射擊’說是毫無根據的推測”，“‘士兵失蹤’說是別有用心的欺騙”。雖然“中共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政策，影響到中日戰爭的提前爆發”，但是七七事變的爆發“與中共并無關系”。

事實上，第一槍是日本駐屯軍按照裕仁天皇批準的極其周密的侵略計劃而制造的，日本駐屯軍豐臺駐屯隊隊長一木清直是七七事變的始作俑者。為了制造 “非法射擊”，一木清直命令傳令兵志村菊次郎 “走失” 而暗中放槍。聯隊長牟田口廉也最終下達開戰命令，對七七事變的發生 “應該承擔最重要的責任”。總之，七七事變是日本軍部和駐屯軍一些少壯派軍人共同策劃的。

(二) 七七事變發生后中日雙方的應對:中國全面抗戰的爆發

就中方的處置來說，研究重點之一是國民政府、蔣介石如何應對。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蔣介石是否決定抗戰。有學者認為，蔣介石確定了 “不求戰，必應戰” 的方針，在和、戰爭議聲中指揮若定，一意作戰爭的布置，并同宋哲元展開了爭論: 宋哲元希望以妥協求維持現狀，蔣介石則認為已不可能妥協而要求宋哲元到保定坐鎮應戰。其他學者則認為，“蔣介石并非 ‘即下了抗戰的決心’，其抗戰決策也經歷了從在和與戰之間搖擺到丟棄幻想的過程”，1937年7月17日廬山談話之真實目的是向裕仁喊話，“期望收到阻止全面戰爭的奇效”。其二，國民政府、蔣介石在做好應戰準備的同時仍然希望和平解決，力圖以政治外交方法解決中日爭端，并進行種種外交活動，特別是通過孔祥熙對日本進行謀和試探。

研究重點之二是第29軍如何應對。這主要體現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 29 軍軍長宋哲元和天津市市長、第38師師長張自忠兩人身上。對于宋哲元的研究角度有兩個，一是他致力于和平解決七七事變。第 29 軍本來在事變爆發前擬定了一個“以攻為守”的作戰方案，但宋哲元在事變爆發后卻因一系列原因而放棄。他綜合各種訊息加上自己的主觀判斷，1937 年7月24日前基本上是采取了和談的決策。但是，日軍在軍事準備完成后即對平津發起攻擊，第29軍倉促應戰，敗走平津。二是宋哲元基本態度的變化。他經歷了從誤信和談到最后決心抗日守土的轉變，或者說，他經歷了奮起反抗、堅決回擊到妥協求和、謀求局部解決再到下定決心、被迫守土的過程。總之，宋哲元的態度是游移的，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企圖維護地盤、保全實力，對日本積極準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陰謀認識不足，另一方面是國民政府對日態度的不明確。

張自忠不僅是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是同盟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犧牲的最高級將領。爭議頗大的是他1937年7月28日至9月3日留在北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他對宋哲元“逼宮”，他因為 “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和私心作怪，特別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所以“以危局脅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許多學者則認為他是臨危受命的， “逼宮” 說僅憑傳聞立論，缺乏事實根據。至于為何臨危受命，原因在于宋哲元企圖以張自忠為 “緩沖”，借以分擔失守平津的責任，并以張自忠同日方斡旋，尋求重返平津的機會。此外，學者們還對張自忠對日態度、宋哲元以他出面與日交涉，以及張自忠是否對平津淪陷負有責任等三個問題提出看法，認為張自忠重交涉，輕備戰，誤信和平，坐失良機，對于平津失守負有一定責任，批評他盲目自信，錯誤決斷，特別熱衷于與日軍 “和談”“簽約” 而不肯抵抗。一些學者不同意此看法，認為張自忠在整個七七事變期間 “忍痛含垢，與敵周旋”，力爭在不丟失國家領土的前提下維護第29軍在華北的地位。

除上述兩個研究重點外，學界還研究了許多問題。其一，中共的政策調整。中共在七七事變發生后確立各方面的抗戰策略，如 “積極發動全國各族人民，號召實行全民族抗戰”“努力促成國共兩黨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抗日隊伍，準備進行艱苦的抗日游擊戰爭” “實行抗日的積極外交，擁護國際和平陣線”。此外，中共領導北平城市抗日斗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二，各黨派的合作抗日。七七事變促使中國政黨關系發生巨大變化，國民政府采取了進行軍事動員、制定軍事戰略、實現國共合作一系列措施，以國共兩黨合作為核心包括中間黨派在內的黨派合作、共同抗戰的局面形成。其三，兩大報 《申報》 《大公報》對七七事變的反映。《申報》 一方面詳細報道了中國教育界展開的抗日救亡活動; 另一方面通過刊登廣告，激發國民的抗日愛國熱情，鼓勵經濟上抵制日本的侵略。《大公報》 的態度經歷了從希望和平解決到譴責日本侵略行徑的變化。它通過對七七事變的報道篇幅、頻率和題材設置，關注日本侵略的走向，動員中國社會各界奮起抵抗侵略。

就日方的處置來說，學界關注了如下幾個問題。

首先，日本政府、軍部出現的 “擴大” 與“不擴大” 之爭論。學者們認為: 日本 “不擴大”方針的含義 “并不是將事件的解決局限于盧溝橋地區”，而是 “暫時不向華北以外地區擴大”。所謂 “不擴大”，即國民政府妥協，將冀察部分行政及主權讓與日本。所謂 “擴大”，是以局部戰爭迅速控制冀察兩省，以進一步控制整個華北，并迫使國民政府解決兩國間的“懸案”。“擴大派”認為，只要出動少量兵力發動一場局部戰爭，國民政府就會屈服，日本就能迅速擴大在冀察及整個華北的勢力。“不擴大派”認為，發動局部侵華戰爭會引發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導致對蘇戰備無法完成。日本政府決定 “不擴大” 方針之用意，其一是指望不戰而勝，企圖使國民政府妥協、退讓，接受日本對冀察的侵略要求等; 這符合 “不擴大派”要求。其二是日本在不戰而勝的策略失敗后，發動一場局部戰爭，首先奪取平津地區，控制冀察兩省; 這符合 “擴大派” 的要求。一些學者似乎不同意此觀點，認為: 中日雙方都曾不想卷入全面戰爭，都面臨著是和還是戰的選擇，也都有過不擴大事態的決定，但是由于雙方所采取的對策，致使雙方陷入了 “誰是懦夫”的困境，最終導致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

其次，關于日本有關軍政人物的態度和應對。學界非常關注的是首相近衛文麿。有學者認為: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1 月近衛第一次聲明期間，近衛對軍部的獨斷專行采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 當然，近衛即使出面，也無法抑制軍部。這一觀點遭到其他學者的反駁，他們從各個方面指出近衛對七七事變后事態的擴大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侵略中國更大的罪魁禍首。其一，近衛在事變發生后“一方面發表許多表明和平意圖的聲明，但一方面又從在日本港口停泊的運輸艦上待命的增援部隊中派出三個師團兵力去中國”。其二，七七事變前后在日本一連三次主持戰爭內閣的正是近衛，日本軍部在事變發生后還未決定好對中國的軍事方針，可是日本政府各行政部門、尤其是近衛就迅速決定擴大事態，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而且開始為全面侵華戰爭作好了精心的準備。其三，從近衛出任首相的背景、遴選內閣大臣來說，目的就是為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事變發生后，他企圖引誘國民政府使華北 “特殊化”，陰謀不得逞而決定武力奪取。

再次，對于駐屯軍前后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香月清司的研究。關于七七事變發生時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有學者針對其死之兩種說法，即 1937年7月10日受重傷而死、7月13日被29軍打死在宛平前線，進行考證，認為田代是因病而死。關于7月11日到天津接任司令官的香月清司，有學者指出他是日本軍部攻打平津地區最合適的人選。他上任后，擬定作戰部署，提出第29軍不可能接受的 “細目” 外之 “細目”，制造 “膺懲” 借口，從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除上述外，學界還探討了日本的一些侵略手段和日本社會各界的反映。就侵略手段來說，主要有:離間手段，日本如何離間宋哲元與張自忠，企圖達到侵略目的; “謀和” 手段，日本曾打算從何應欽著手，企圖通過 “謀和” 不戰而滅亡中國; “現地解決”手段，這是日軍慣用手段和侵略中國的模式，日軍尋找制造軍事沖突的借口，然后以 “現地談判” 為幌子完成軍事部署，最終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就日本社會各界的反映來說，普遍支持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朝日新聞》 報道七七事變時斷章取義，掩蓋真相，煽動日本民眾 “赤誠報國” 情緒，而日本社會各界、民眾在日本報界的狂熱煽動下呼吁 “膺懲暴支”。至于日本民間人士的態度，從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文人村上知行所存留的關于七七事變的文獻來看，可以發現他的侵華態度之 “中國觀”，在本質上與日本軍人、政客的完全一致。

(三) 歐美列強和蘇聯對七七事變的反映：二戰期間世界兩個陣營的形成已見端倪學界主要探討的是英國、美國、蘇聯、德國的態度和政策。

關于英國，學界探討的主要是: 其一，英國在七七事變期間及之后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有學者認為，英國在1937年至1941年間采取了不支持中國、不制裁日本的綏靖政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盡管這一時期英國遠東政策的主旋律是對日綏靖，但并不意味著英國在對華政策上玩弄了 “遠東慕尼黑陰謀”，英國已從九一八事變后的綏靖政策轉變為一種自私自利、被迫援華的政策，《泰晤士報》 的對日態度也反映出英國經歷了由縱容侵略到日益嫌惡的轉變。不過，無論是七七事變之前的縱容政策，還是事變之后的強硬政策，都反映了英國外交政策中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務實原則。其二，英國如何處理七七事變。英國無力遏制日本獨霸步伐，因而竭力淡化七七事變的實質，反對中日雙方增兵以避免事態擴大，竭力介入中日談判并設法與其他列強尤其是美國共同行動以解決七七事變，但是結果令人失望。

對于蘇聯、美國的態度，學界的研究亦有所涉及。關于蘇聯態度的研究，集中在兩點:其一，將 1937 年 8 月下旬簽訂的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與 1941 年 4 月中旬簽訂的 《日蘇中立條約》進行對比研究，分析蘇聯態度的變化。其二，分析蘇聯在中國全面抗戰之初的對華軍事援助。關于美國態度的研究，表現為: 其一，發現美國駐華武官非常關注中國對外關系的變化; 其二，分析了美國對日本采取的綏靖政策及原因; 其三，注意到1937年7月12日至1937年8月6日間美國與英國的不同處理政策，美國支持英國調解中日爭端的努力。

對于德國態度的研究，集中在兩點。其一，關于七七事變對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的影響。眾多學者認為德國基于其與日本結盟的關系，撤走軍事顧問團。其二，關于德國在中國全面抗戰初期采取的政策。有學者認為，德國并非一貫支持日本侵華; 恰恰相反，德國出于自身利益的全球戰略的考慮，客觀上采取有利于中國抗戰的政策。其他學者則認為，德國必然拋棄中國而與日本結盟，納粹德國全球戰略下的遠東政策，是中德關系演變的根本原因。

從這些研究可以看出，以英國、美國、蘇聯為一方，德國為另一方，對七七事變和日本侵華的不同處理政策，兩個陣營的形成已見端倪。

除了上述三大方面的熱點與重點外，還有兩點需要回顧。

其一，對七七事變的階段性、專題性研究。階段性研究即將七七事變納入中國全面抗戰的歷程加以敘述。《盧溝橋事變》一書，分九一八事變后之國難、西安事變與抗日決策、戰前華北情勢、由盧溝橋事變到平津淪陷、全面抗戰幾個部分，闡述了中國自局部抗戰到全面抗戰的基本過程。多卷本的 《華北抗日戰爭史》以華北抗戰為中心，敘述了中國抗戰由局部到全面的基本軌跡; 其中第5卷《七七事變追溯》敘述了七七事變的起因、過程和意義。專題性研究，即專門研究七七事變。如《盧溝橋抗戰》一書敘述了日軍制造七七事變、第 29 軍應戰和中國決定全面抗戰的過程。《七七事變追憶》一書分人物篇、戰場篇、組織篇、大事篇，追憶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 全民族抗戰的起點》一書敘述了盧溝橋事變發生發展的基本過程。

其二，關于七七事變的歷史地位。學界普遍認為，七七事變既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又是中國全面抗戰的爆發，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此外，學者們還分析了七七事變后日本的戰爭邏輯，批評 “抗戰打早了”的說法，亦即批評了全面抗戰過早爆發的說法。2014 年 10 月中日兩國共同出版了《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其學術價值就在于:“1．將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一階段認定為中日局部戰爭時期; 2．將盧溝橋事變認定為從中日局部戰爭 ( 中國局部抗戰) 到日本全面侵華戰爭 ( 中國全面抗戰)的起點”。

總之，學界對七七事變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剖析事變發生的必然性與如何發生，以探究事變責任由何方承擔; 二是分析事變發生后中日雙方的應對，以弄清中日全面戰爭為何不能避免; 三是探討英、美、蘇、德諸國對事變的反映，發現二戰期間世界兩個陣營的形成已見端倪。

二、關于七七事變研究的前瞻:系列問題尚待解決

從上述內容來看，學界對七七事變的研究成果豐富，解決了許多問題，似乎不需要更多的研究了，但實際情況則恰恰相反。多年來，日本一直有人在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辯護，提出諸如 “正當防衛論” “世界歷史發展必然發生論”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等一系列謬論。日本當局也 “說盧溝橋事變發生和以后的戰爭中，日本內閣首相，包括近衛文麿，沒有誰主張對華戰爭的”。曾任日本自衛隊空軍幕僚長的田母神俊雄著 “文” 《日本曾是侵略國家嗎?》，不僅匯集了這些謬論，還聲稱:蔣介石、國民黨對在中國大陸的 “日本軍反復進行頻繁的恐怖行為。對日本人的大規模暴行和殘殺事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而 “日本政府，每次都強力忍耐，但每次蔣介石都辜負了 ( 這種忍耐) ”。這樣，“我國對國民黨的一次次挑釁終于忍無可忍，1937年8月15日，日本近衛文麿內閣發表了《為以懲罰支那軍的暴戾促使南京政府的反省，從今開始采取斷然措施》的聲明。( 所以) 我國是被蔣介石拖入日中戰爭的受害者”。他進而宣稱: “其實，蔣介石是受到了共產國際的操縱。1936 年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就使共產國際爪牙的毛澤東共產黨的游擊隊大量潛入國民黨內。共產國際的目的就是，讓日本軍與國民黨打仗，使兩方疲憊，最終使毛澤東的共產黨支配中國大陸。”

可見，田母神俊雄竭力否認日軍制造七七事變的必然性、計劃性，嫁禍于人。因此，要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深化七七事變的研究，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反駁這些謬論，擺在學界面前。如何深化研究， “一要從 ‘大歷史’ 角度出發，繼續加強對事變前后歷史的深入探究，即通過知其 ‘所以然’、 ‘然后’，來考察其必然性；二要在事件研究本身的 ‘知其然’ 方面，進行實證性考察”。其中，日本為什么要制造七七事變？如何制造七七事變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國共兩黨和中國社會各界的反映和如何應對？從此著手，可以深化對七七事變的研究。

(一) 需要弄清 “七七事變” 這一名詞的歷史演變，以更清楚地認識中日兩國的態度

有學者一方面認為 “七七事變” 這一名稱是不科學的，應稱為 “盧溝橋事變”；一方面分不清楚“事變”與“事件”的不同含義，認為“盧溝橋事件”可以與 “盧溝橋事變”不加區別地使用。實際上，兩者之間根本不同。在日本方面看來，經歷了“蘆溝橋事件”到“蘆溝橋事變”再到“華北事變” “日華事變”的變化: 1937年7月8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官員開會稱為 “蘆溝橋事件”7月9日日本駐朝鮮軍發表聲明中亦為“蘆溝橋事件”; 7月11日，日本內閣會議“本事件今后改稱事變”，因此日本政府在7月12日的聲明中稱 “蘆溝橋事變”; 7月13日，日本政府訓令各駐外使節，稱 “華北事變”; 隨著日軍在上海發起進攻，日偽宣稱 “政府對此次事變，曾稱之為華北事變。其后因華方之不信行為，事態益形重大，且以長江方面之日僑撤退及大山事件之發端，竟發展至上海事變，故此次決將該事變改稱日華事變”。

國民黨政府一開始稱為 “事件”。《徐永昌日記》7月8日記載: “早悉，日駐屯軍一部在蘆溝橋演習，有意向馮治安部尋隙”，“蘆溝橋事件現已用正當防衛手段向敵還擊矣。緣我已傷亡至八十余人，敵仍進擊不已”。在日本稱為“事變”后，蔣介石在7月17日發表廬山談話時還稱為 “蘆溝橋事件”。到7月31日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時，他才稱 “盧溝橋事變”。而中共在日軍制造七七事變后當即認識到 “華北危急”，隨后因而稱為 “盧溝橋事變”。

從以上表述的對比，即可看出中日兩國、國共兩黨各自的政策變化。

(二) 關于日本 “所以然”及國共兩黨如何應對的研究

日本提出的廣田三原則和 “共同防共” 問題是一個切入點。1935年10月，日本政府向國民政府提出所謂 “廣田三原則”: 第一，中國徹底取締排日政策，拋棄依賴歐美的政策，實施親日政策; 第二，中國承認 “滿洲國”，在華北加強與 “滿洲國”的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提攜;第三，在 中 國 與 外 蒙 接 壤 地 帶 “共 同 防 共”。

1936年4月，日本武官喜多誠一宣稱: “自從退出國聯后，日本對華政策 ‘堅定地樹立起來了’。除了維持遠東和平、獲得與中國的合作外，日本別無選擇。所謂三原則，無非是對這兩點加以確認，中國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如此，不論是以武力手段還是 “引誘”手段，日本決心滅亡中國。

是否接受廣田三原則，成為1935年至1937年中日蘇三國之間關系演變的一大焦點。1936月6月18日，邵元沖向蔣介石提議: “宜致力于與蘇聯提攜，如有可能，則余亦可出國一行”。1937年3月8日，駐日大使館參贊丁紹伋報告蔣介石: “日來日本各派有力有識人士，因恐中國聯俄，提議對于中國改取溫和態度”，日本軍部 “對華政策之強化或軟化”，以 “是否預備聯俄以為斷”。3月15日，蔣介石對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喜多誠一稱: “余敢以一語告君，即中國有余負責一天，必不使共產黨存在。無論共產黨或第三國際用何陰謀詭計，余自信皆有辦法應付，寄語貴國可放心”。蔣介石寫到: “中國始終在俄倭夾攻中自求出路。”

中日蘇三國關系的演變和國際局勢的變化，是日本考慮何時動手的一大因素。七七事變發生后，蘇聯駐法大使蘇利茨于1937年7月10日對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指出: “日本人很聰明，他們總是選擇最好的時機進行侵略”，“日本軍人趁歐洲的注意力集中于西班牙問題時挑起黑龍江事件以及最近的中、日沖突”。經濟學家錢俊瑞當時指出: “蘇聯當然是日本可怕的敵人，然而在目前，西班牙的問題和德國在中歐東歐的陰謀，在日本看來，已經使得蘇聯疲于應付; 同時蘇聯最近又厲行清黨肅軍，他們認為蘇聯在遠東未必能行強硬的政策。”

在 “共同防共” 借口下，日本千方百計奪取華北。其一，鑒于華北危局，長征到陜北的紅軍宣布東征抗日，重光葵指責中共 “以日本軍為敵，以華北地區為中心開始策動了”，因此“防共問題變成日本政策上重大問題，在廣田三原則里已經提出了”。1936年3月26日，日本駐北平武官輔佐官今井武夫宣稱: “如果紅軍威脅到冀察的和平與穩定，則日軍要考慮采取立即而有效的行動。”3月25日，《上海日日新報》 ( Shanghai Nichi-Nichi) 宣稱: “據報告，日本政府已經在綏遠和石家莊采取確切行動，加強防共”。其二，日本要求冀察政務委員會與冀東偽政權合并 “共同防共”。3月31日，土肥原賢二聲稱: “華北問題唯一未解決的問題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計劃中的合并。原則上，這兩個機構是要合并的，然而至今仍是分開的。我相信，合并會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

如何應對日本的步步緊逼和 “共同防共”，擺在國共兩黨的面前。

就中共來說，它提出了發動 “抗日民族革命戰爭” 的號召。在日本制造 “華北五省自治運動” 時，中共于1935年11月28日發表宣言，號召實行 “全國海陸空軍與全國人民總動員，開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提議 “立即停止你們與我們之間互相殘殺的內戰及一切仇殺的行為，并立即聯合起來，為挽救中國民族的滅亡進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保衛中國，驅逐華北內蒙的日兵并收復東北失地”。10月10日，中共中央對黨內指出: “我們即刻就要進入一個新階段了，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就是創造全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與民主共和國的階段。”在此號召之下，中共出臺和實施一系列準備抗戰的舉措。

就國民黨來說，日本的侵略步伐迫使它考慮 “最后關頭”什么時候到來。1935年11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大上提出了“最后關頭”:“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不輕言犧牲。”1936年7月10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解釋：“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后犧牲的時候。”熊式輝對此稱: 蔣介石“內審國力，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輕易言戰，外察敵情及至萬不得已時，亦不惜于一戰”。圍繞 “最后關頭” 的到來，國民黨政府調整內政和外交政策，準備抗戰。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日軍聲稱，蔣介石 “談到了對日開戰的形勢難以避免”，強調了 “最后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這表明 “中國決心對日戰爭”。

由此看來，日本提出廣田三原則和如何實施 “共同防共”值得研究。

(三) 關于日本 “然后”的 “膺懲”和中國如何應對的實證性考察研究

對于日本 “然后” 的實證性考察，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

一方面，日本政府、軍部、軍隊內部如何協商與討論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其一，日本關東軍、朝鮮軍如何配合駐屯軍作戰。七七事變一發生，關東軍、朝鮮軍就聲明擴大侵華戰爭。駐屯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1937年7月11日在平壤與日本朝鮮總督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和第 20 師團長川岸文三郎，7月12日在長春與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協商 “如何解決在黃河以北的華北作戰問題”，要求朝鮮軍、關東軍配合作戰。小磯國昭提出 “應以此事態為契機，實現征服中國之雄圖”，植田謙吉提出乘此時機給予中國一擊。關東軍還直接向駐屯軍派來今村均副參謀長和田中隆吉、遷政信兩參謀，溝通配合作戰問題。

其二，日本海軍如何配合陸軍作戰。7月10日，日本海軍省與外務、陸軍兩省協議 “以豐臺為中心，在永定河以東之一定區域，設置停戰區域”。7月17日，日本海軍部決定: 海軍“基于帝國不擴大方針，對陸軍予以完全協力，以期日本在中國沿岸及在華權益在華僑胞之萬全保護”。“華方尚未實行現地約定之二十九軍撤退，反使中央軍陸軍北上，節節進行抗日戰備”，倘若 “中國全土惇叛和平折沖，出乎抗日挑戰之暴舉”，海軍 “可決定事變之是否波及華中華南也”。

其三，到底是日本軍部、日本政府要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還是駐屯軍？近衛文麿宣稱：七七事變是駐屯軍制造的。他受命組閣時，陸軍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侵華的各種策動已相繼成熟，對 “中國問題已至非用武力一舉解決不可之程度”，因此組閣后不足一月即爆發七七事變，并擴大為“支那事變”， “政府中人固無所聞，即陸軍省亦無所知，完全出自當地軍人之策動”。

另一方面，日本各方面軍政人物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具有密切關系，這里僅舉幾例說明。

其一，廣田弘毅，七七事變發生時的外相，也是十大甲級戰犯中唯一的文官。以他為切入點，可以分析日本政府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決策過程。1935 年 1 月，廣田就任外相，宣稱在他任內不會發生侵華戰爭。但是，他隨即提出“廣田三原則”。1936年8月11日，廣田作為首相，在五相會議上決定華北必須 “明朗化”。七七事變發生后，廣田多次參加三相會議、五相會議，決策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7月11日，五相會議根據 1936年8月11日的決策，決定出兵五個師團。可見，廣田是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主謀之一。

其二，石原莞爾，日本軍部“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他為切入點，可以分析日本軍部 “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擴大派”認為 “只要出動少量兵力，發動一場局部戰爭，國民政府就會屈服，日本從而可以迅速擴大在冀察及整個華北的勢力”。“不擴大派”則 “擔心這時發動局部侵華戰爭會引發全面戰爭，從而導致對蘇戰備無法完成”; 支持“不擴大派”的宇垣一成強調 “不要貽誤東亞大局”。當 “擴大派” 提出動員幾個師團 “勘定平津一帶”時，石原等人即表示異議: “原則上不能增加任何兵力”。萬不得已時，必須：“(一) 同時動員 15 個師團。(二) 同時發動軍需準備量的半數。(三) 作戰地為黃河以北，視情況含上海方面。(四) 作戰期間約半年。(五) 準備戰費55億”。重光葵稱: 石原等人堅決反對將戰爭擴大到華北之外。

其三，牟田口廉也，駐屯軍聯隊長，策劃制造七七事變的指揮官，也是事變發生后攻打第29軍的戰場指揮官之一。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啟動了蘆溝橋事變，擴大成為支那事變，然后加以擴大，直到它轉變成為大東亞戰爭……我，原是這一次大戰爆發的遠因，定會在國人眼中目為做得對。”盡管學界對他已經有所研究，但是不足以揭示其所作所為。進一步研究，可以清楚地認識日軍奪取平津的戰略戰術。

其四，和知鷹二，駐屯軍參謀，所謂 “反戰”分子。李宗仁曾在其回憶錄中指出: 七七事變前 “訪粵的日本少壯軍人中，和知鷹二中佐便是不贊成侵華而力主反蘇的重要分子。他在和我接談時，對我的分析完全同意。他認為日本侵華是最大的錯誤，蘇聯才是日本的真正敵人。日本應聯華反蘇，不應把中國趕入蘇聯的懷抱。因為觀點相同，和知在粵和我相處甚得，可說無話不談。后來滬戰爆發，和知任少將旅團長，在大場和我軍血戰。嗣以發表反戰言論，為軍部褫去兵柄，轉任運輸司令”。但是，和知鷹二的言論也表現出極其矛盾的一面，如他在1937年7月23日回東京時聲稱: “不能永遠墨守不擴大方針。” 陸軍大臣杉山元同意：“應該盡量避免引起全面戰爭那樣大事件。但根據具體情況，恐怕也有奮起反擊的必要。所謂不擴大事件，是避免全面戰爭，并非不顧皇軍威信的忍耐。”

其五，今井武夫與松井久太郎，七七事變前期與第29軍談判的日方官員。今井武夫稱他們竭力尋求 “現地解決”。他還稱: 他在與第29軍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進行談判時，于7月11日14點接到駐屯軍參謀專田盛壽電話：東京已下“重大決意”，解決“多年懸案中國問題”的“絕好機會”到來，“沒有必要進行現地交涉; 即使已達成協定，也要撕毀”。他批評日本政府在他們 “正致力于談判進行局地解決”的 “極為微妙之機” 卻放棄了 “堅持不擴大之方針”，“未征求現地之意見，就只憑自己對局勢的判斷，突然決定出兵華北”。對他們進行研究，可以清楚地認識日軍 “現地解決”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關系。

除上述外，還有幾個人物也值得研究。其一，宮崎、秋山。近衛文麿曾稱: “是時余深知捨速與蔣主席直接促膝而談外，別無防止擴大事件之法。為與國民政府作是項連絡，乃征詢秋山及宮崎二氏，于取得陸軍大臣杉山大將之同意后，即派遣宮崎前往南京。不幸宮崎于神戶登輪前忽為憲兵逮捕，同時，秋山君亦在東京為憲兵拘押，幾經交涉，但云同意釋放，竟遲不履行，事經一周，事態已擴大，終于喪失時機。而所謂不擴大方針亦完全成為空想矣。———當時軍部拘捕二人之理由，謂有間諜嫌疑，實令人無話可說。”日本外務省宣稱：“所有談判在北平的兩國軍事當局進行，南京的協商并非談判。”其二，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七七事變前夕，不知何故，川越茂到青島。事變發生后，外相廣田弘毅訓令他 “趕回南京，從事交涉”，但他并未趕回，只有參事日高信六郎在南京。8月4日，川越茂才 “由大連乘船來滬”，將與國民政府 “進行交涉”。蔣介石指示國民政府外交部: “川越南來如有誠意交涉，應不拒絕”。但不久，日軍即制造了八一三事變，將戰爭擴大到華東。

(四) 對于中國各方 “知其然后” 采取的措施和應對研究

其一，第29軍。1937年6月5日，《密勒氏評論報》載稱: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電話北平稱，他還要呆在家鄉樂陵。他不在北平期間，由河北省主席馮治安將軍、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將軍繼續負責委員會的軍政事務”。第29軍一方面尋求和平解決七七事變，事變前期的談判由秦德純負責，后期由張自忠負責; 一方面準備迎戰，北平郊區由馮治安負責，天津由第38師副師長李文田負責，察哈爾由劉汝明負責。宋哲元7月中旬回到北平后統籌一切。第29軍將領如何分工合作應對七七事變，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日本在 “共同防共” 的旗號下企圖滅亡全中國，對于中共領導的抗日活動，更是密切關注，嚴加防范。《盛京時報》1937年7月31日宣稱: “趁華北事變之勃發，俄然積極開始活動之中國共產黨，廿九日午后，以總部之名稱，咨令各埠支部，抗日救亡運動指令如左: 一、使華北趨于赤化，并由后面攪亂日軍。二、對于上海漢口地區，擴大赤化戰線，并且擾亂。三、結成抗日赤化義勇軍 ……”如此看來，日偽認為中共采取的一些政策，實際情況如何，值得研究。

國民政府作為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不能不采取措施。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一些代表性的問題還值得研究。其一，從汪精衛著手深化是和是戰的研究。汪精衛發表《最后關頭》和《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演講。在前篇中，他宣稱: “犧牲兩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并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在后篇中，他大談抗戰失敗論: “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于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中共指出: “全中國人民，如果‘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 惜［借］用汪精衛先生話) ，那就只是堅決抗戰! 可是狂［汪］先生的‘老實話’卻說得不老實，在他的老實話下面，散布著失敗主義。”

其二，關于戰時體制的建設。國民政府在七七事變發生前，蔣介石就為汪精衛 “要當行政院長事，很疚心”。事變發生后，《盛京時報》8月2日聲稱: 7月31日下午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于右任、孫科、陳紹寬、張嘉璈等國民政府要人召開全體會議，決議: (1)“對黨、政、軍三機關，實施全國的戰時體制”;(2) “凡關于軍事、外交其他一切軍機事項，臨期應變措施，專委蔣介石處理之”; (3) “汪精衛為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擔任最高領袖之責”。又稱: “決定軍務專委蔣介石，黨務以汪精衛為最高責任者。惟此項決議，現雖未正式發令，但在戰事 ( ?時) 體制下，蔣介石專任軍務起見，事實上對汪精衛委任行政院院長職務。此種國府動向，頗堪注目。眾信，汪精衛將于日內正式就任 行 政 院 院 長。”如此看來，國民政府戰時體制的建設與蔣介石、汪精衛之間權力斗爭密切相關。

其三，對爭議性人物何應欽的研究。日方聲稱: 何應欽7月10日下午由四川回南京后當即 “召開軍事會議，對津浦線、隴海線一帶駐軍下達了待機動員令。對津浦線方面的軍事負責人第1軍軍長胡宗南特發出重要指令”。7月22日，蔣介石閱何應欽致梅津美治郎信函，批評何應欽 “何愚劣至此，誠賤種也”; 又指責: “應欽愚劣私陋，毋使預聞政治，否則害國誤國，必此人也”。《盛京時報》7月31日電稱: “蔣介石為全國澎湃之抗日氣勢所趨，乃聲明對日決一死戰。然熟悉中國軍備之軍政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程潛兩人，以為一旦日華開戰，則現在戰備，終難維最后勝利。不過漸見就緒之中央軍整備及全國統一工作，完全同歸于晝 (盡) 耳。反對即時開戰。”又稱: “何應欽、程潛二三日前面會蔣介石，開陳依據現實之意見，強調對日華全面的開展，必須今后一個年之準備。現在雖已交戰中，但須極力避擴大，講和平手段，最少限度，容忍日本側之要求。一時蔣介石下野，圖國力之充實，由此可判明為如何之重要進言。”何應欽的態度到底怎樣，頗值得探討。

其四，“藍衣社” 問題。按照1935年6月之《何梅協定》，復興社撤離華北。日本人所辦《上海每日新聞》1936年3月28日則稱: “近來，藍衣社恢復了在華北活動，這違反了《何梅協定》。1935 年底，藍衣社大本營與北平衛戍司令部合組，在天津、唐山、灤東和山海關設立分支。1936年3月10日，平綏線設立藍衣社特別總部。”日軍 《北平特務機關日記》登載《對于華北事變開端》的情報，其中1937年7月16日聲稱: “事變的主角是 ( 國民政府抗日) 藍衣社駐平津第四總隊，該隊在軍事部長李杏村、社會部長齊如山、教育部長馬衡、新聞部長成舍我的組織之下，再由西安事變當時曾在西安的第六總隊之一部參加，以日本軍經常演習頻繁的蘆溝橋為中心，巧妙地策劃，使日本軍與第二十九軍沖突，第三十七師完全中了它的圈套。”可見，這一問題值得考證。

其五，蘇聯、德國分別代表初步形成的兩個陣營，國民政府都作了爭取。就對蘇聯的爭取來說，經歷了從太平洋協定到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演變。七七事變發生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國民政府提議 “以中國政府名義邀請太平洋各關系國開一國際會議，商訂集合互助協定”。他解釋: “在蘇聯意思，主張召集太平洋會議，一則可以表示中蘇兩國極愿與其他各關系國共同維持遠東和平; 一則可以表白兩國絕無秘密結合以抵制第三國之意。”七七事變發生后，關于太平洋協定的討論“煙消云散”，國民政府不能不考慮加快聯蘇步伐，立法院院長孫科1937年7月29日強調：由于英美援助事實上困難，只有尋求蘇聯援助。8月1日，陶德曼報告德國政府說: “中國完全可能正在被日本人的行為推向蘇聯的懷抱。在國內的政治戰線上，中國政府停止了它對左翼力量的斗爭。蔣介石長期以來一直反對與蘇聯簽訂協定，現在他不能再完全拒絕這一想法了，孫科現在可以公開地鼓動聯俄。”終于，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了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就對德國的爭取來說，是要求其持中立態度并繼續武器供應。7月11日、12日，中國駐德大使館兩度聲明: “此次事變，完全出日方藉故滋事，故中國政府不負任何責任。” “中國現所注意者為自衛，且渴望能由外交途徑，獲得此次糾紛之和平解決。”7月14日，德國各報登載了這一聲明，德國外長牛賴特還對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稱: “中日糾紛擴大延長均不利，恐徒為共黨造機會。”7月22日，《泰晤士報》評論說: “中國軍隊系因保衛國土而有所調動，日本乃向全世界宣示為挑釁舉動，世界各國既不為之所動，即以德國而論，雖曾與日本成立反共協定，德國各報對于其姊妹國此種行為，亦不加以重視”。可見，七七事變期間對德國的爭取取得了一些成效。

除上述之外，中國社會各界對七七事變的反映也應進一步深化研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適。1936年4月12日，胡適發表 《調整中日關系的先決條件———告日本國民》 指出: 如果日本真想努力調整中日關系，就應取消 《塘沽協定》 《何梅協定》 《秦土協定》，廢除非軍事區，禁止 “自治運動”，廢除日軍同所有中國地方當局簽訂的協議。日本輿論評價說: “在胡適眼中，目前中日關系的特點是日本無止境的侵略”，“他的看法只會使目前中日關系更惡化”，他 “完全無視所謂中國人的仇日敵意的根本原因，他只會擴大敵意，他將所有責任加在日本的身上”。1937年8月7日，蔣介石不點名地批評: “有許多學者說，你不能將幾百千年的民族結晶，犧牲于一旦，以為此事我們不可以打戰，難打勝戰。要曉得我們現在同日本打戰，不是強的國家同強的國家打戰，也不是弱的國家同弱的國家打戰，這就是我們民族的抗戰，他們都是如此說，中國沒有勝利的。我對這般學者說，革命的戰爭，是侵略者失敗的。日本人只看能到物質與軍隊，精神上他們都沒有看到。”可見，胡適的態度發生了一些變化，值得研究。

總之，可以從宏觀與微觀兩方面深化對七七事變的研究。宏觀方面，可以七七事變概念的演變，對比研究中日兩國、國共兩黨各自的政策變化。微觀方面，首先以日本提出的廣田三原則和 “共同防共” 為切入點，深化對日本制造七七事變之 “所以然” 及國共兩黨如何應對的研究;然后，可以抓住日本軍政各方面代表人物，對日本 “然后” 的 “膺懲”和中國如何應對進行實證性的考察研究; 同時，從國共兩黨各自對策著手，從有爭議性人物，從對歐美爭取著手，可以對中國 “知其然后” 采取的措施和應對進行研究。隨著 《日本侵華決策史料叢編》等一系列資料的出版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抗戰文獻數據平臺的建設，七七事變的研究必將得到進一步的深化。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8 年第 7 期，注釋從略

作者張皓，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