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憲權在1950年寫信時，字里行間帶著血腥味，他開頭寫：“楊勇司令，我是孔憲權，我還活著。”

信紙已經發黃，字跡不穩，落款只有一個名字，沒官銜、沒地址，他知道，別人早把他當死了。

他也知道，這種信，十封里可能有九封看都不會看，但他賭了。

他在報紙上看見了一個熟人楊勇，貴州軍區司令，是他長征時的上級，也是唯一可能還記得他的那個人。

“他不可能活著”

1950年3月，貴州軍區收到一封信，薄薄一頁，發自遵義下轄的一個偏遠村莊，收件人：楊勇司令。

信被轉到了黃克誠那里，黃是副政委，性子急，信讀了一半就問了一句：“孔憲權是誰？”

沒人答得出來，檔案里，這個人早在1935年就列為陣亡。

黃讓人查，他說得很直接：“要么是瘋子，要么是敵特。”

可第二天，調查員從遵義打來電話：“人是真的，有人能對上口供，他的腿傷、部隊番號、連通訊員的名字都記得清清楚楚。”

楊勇聽完，沉默了十秒，只有一句話：“派車接他回來。”

“命太硬了”

孔憲權是怎么沒死的？他自己說：“靠一口氣，和300塊大洋。”

1935年，婁山關戰役打得最狠的一次，孔是紅12團的作戰參謀。

那天晚上，隊伍從黑神廟沖進去，目標是敵軍的臨時指揮所，敵人三挺機槍架在廟門口，火力密集。

孔帶頭沖鋒，他跑了十米，左腿中彈，瞬間跪倒，想再爬，第二槍打在胯骨，再往后，子彈一顆顆打在大腿、髖部。

整整六發，血噴得他自己都看不見前路。

他以為這次是真的完了，可他手里還有槍，他翻身躲進墻角，把手槍抵在腿上，半蹲半躺。

一個敵軍軍官剛好從廟門跑出來，孔扣了扳機，打光了最后三發子彈，那名軍官當場倒下，臉朝地，血從嘴里流成一條線。

突擊隊終于沖了進來，救了他，可現場沒條件救治，傷太重，部隊只能決定撤離時將他留下。

“把命交給一個財主”

部隊離開前，留下了兩個人：一個衛生員，一個通訊員，還留下了300塊大洋。

接收他們的是一個當地財主，姓宋，四十多歲，家里開米行，宋不敢拒絕，也不敢亂動人，他清楚：這些是紅軍，不是土匪。

孔憲權被抬進宋家時，臉色灰白，腿上的血止不住地流，已經陷入昏迷。

衛生員每天換藥、煎藥，砍柴燒水，藥是用大米換的，一斤一斤地換，一共換出去三百斤糧。

養傷二十個月，孔沒死，但徹底殘了，他的左腿短了十厘米，走路一拐一拐的，腰骨也歪，那年，他24歲，基本喪失作戰能力。

紅軍走后，他試圖去找部隊，走了一百多里，靠乞討混飯，最后在赤水河邊昏倒，被村民救回。

后來國共開始合作，紅軍成了“八路”，孔去了幾趟縣城打聽消息，無果，他在被安置的宋家村落了腳，成了“泥瓦匠”，一只腳瘸，一只腳撐。

他用石灰涂墻，用錘子砸磚，用十字尺抹平角度，人稱“跛子瓦匠”。

但村里知道他身份。有人說他是紅軍留下的“秘密干部”，有人悄悄找他講政策、問八路的事，他不講大話，也不擺官腔。

他只說一句話：“紅軍不搶百姓飯吃。”

“他講的紅軍，不一樣”

當地有個習俗，燒草鞋吃灰，治病，孔的草鞋穿破了，有人悄悄拿去燒灰，后來傳出來：“紅軍的鞋子能避邪。”

他講紅軍的故事時不講戰功，只講苦，他說：“一雙草鞋要走二百里，不爛是福氣。”

他也記得那些死去的戰友，每年正月，他去村邊的坡上燒紙，燒給誰沒人知道，他蹲在地上，眼睛盯著火，嘴里念：“老馮，老陳，孫大勇……”

那時他帶過的兵，全死在婁山關，他一人活下來了。

“等了一封信，等了十五年”

1949年，解放軍進貴州，孔沒表態，他等，他要等一個能確認自己身份的人，等了一年，沒人來。

直到1950年3月，偶然看到《貴州日報》，一條新聞里提到“貴州軍區司令楊勇、政委蘇振華”，他放下報紙，走進屋子，用毛筆寫了三行字：

“楊勇司令，我是孔憲權，我還活著，1935年婁山關戰役后重傷，被安置在貴州宋家，現仍在原地，請求組織安排一份工作。”

沒有客套，沒有格式，落款只寫：“孔憲權”，他賭，這名字夠大，楊勇會記得。

“他不是回來當干部的”

信寄出不到半月，軍區派車來接，他坐在吉普車里，第一次進了省城，褲腳還是自己縫的，鞋底是破帆布釘上去的。

見到楊勇那天，他站直了，鞠了個躬，腰骨彎得像個鉤子，楊勇握著他肩膀看了幾秒，說不出話。

一個星期后，組織宣布：恢復其黨籍，任命為遵義第七區副區長。

孔憲權沒有笑，只是點了點頭：“謝謝。”他說：“我不是回來當干部的，我是回來找組織。”

“他認得這棟房子”

1952年，孔憲權被調往遵義會議紀念館籌備小組，那年紀念館還沒有確切地址，甚至沒人能肯定會議到底在哪開的，組織找他，是因為他當年走過遵義。

他站在城里轉了三圈，最后停在一棟兩層的磚木樓前，門口是柏輝章的老宅子，窗子還是青木鑲邊，房梁裂了縫。

他指著那窗戶說：“開會那天我在外頭警戒，就是這兒，里頭是周副主席。”

有人質疑：“會址早改成別的地方了。”他沒回話，只往屋里走了一圈，出來說了三個字：“就是這里。”

接下來幾個月，他開始“找證據”，一間一間地訪，一磚一瓦地問，他找到當年做飯的老廚子，找到住在對面小巷的老裁縫。

有人還記得那天周恩來出來抽煙，一臉疲倦，也有人記得毛主席進屋前，在井邊洗了把臉。

孔把這些一條條寫成口供，交給上級，“不能憑我一個人嘴說，要找見證人。”

他不是在編歷史，他是在追回自己活過的一段時間。

“館里沒電，他親自去拎燈泡”

會址確認后，修復工程啟動，他被任命為籌備處秘書，后又接任首任館長，沒人教他怎么當館長，他只干了一件事：盯現場。

修舊如舊，磚不能換，木不能新，電線得藏在老墻皮后面，水管不能穿廳堂。

最開始連照明都沒有，工人說要等城里撥燈泡，得排計劃。

孔不信那個邪，自己去買了十個燈泡，他一手拎布袋，一手拄拐杖，走了四公里才回來。

有人笑他：“你是館長，不是勤雜。”他回一句：“我不是館長，我是紅軍。”

“這字是毛主席親題的”

1964年，會址開放前夕，北京打來電話，說主席將親題匾額四字：“遵義會議會址”。

題字寄到那天，孔把全館的人喊出來，站成一排，像當年站崗一樣筆直。

他自己站在最前頭，看著那四個字，眼睛不動，嘴唇緊抿。

沒有掌聲，沒有口號，他只是站著，后來有人說：“他那一刻，像站在墓碑前。”

那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不愛再講長征的事了，有一次別人問他：“你是親歷者，怎么不在展覽上講解？”

他回答：“死人多，沒臉講。”

“他打了個電話，說不來開會了”

1988年，遵義會議紀念館籌辦一次重要展覽，館長還叫孔憲權，雖然身體不好，但沒人換他。

他答應來開會，結果臨時打了電話，說：“我不來了。”別人問原因，他只說：“不舒服。”

第二天清晨，館里接到通知：孔憲權凌晨病逝，終年77歲。

消息傳出后，貴州省委緊急下發唁電，胡耀邦親自致電：“長征老戰友，紅軍好同志。”

全國七大軍區聯名致哀，許多當年老戰士專程趕到遵義，為他送行。

那天，紀念館里沒有播放音樂，也沒有標語橫幅，只有一口老木棺，從大廳中央抬過，停在那座他當年親手修過的老磚門前。

有人說，看著他離開，好像紅軍自己走了一段長征的回頭路。

“他是歷史里的一把釘子”

他的房間，沒收拾，床邊有一根拐杖，是1936年自己削的。

床頭抽屜里，有一封信，就是1950年寫給楊勇的那封，已經泛黃，角落殘破，他曾對人說：“這是我命。”

他也沒寫過回憶錄，別人勸他寫，他搖頭，說一句：“該記得的，活人會記。”

這個“跛子瓦匠”，從戰場到工地，從泥濘草鞋到主席題字，沒有官帽，沒有高談闊論，留下的，只有一串傷疤和一座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