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特朗普政府向日本發出最后通牒，要求其簽署嚴重損害本國利益的貿易協議，否則將面臨“對等關稅”制裁，這一威脅的余波不僅重塑了日美關系，也激發了日本國內罕見的反思情緒。

曾長期被視為華盛頓忠實盟友的東京，如今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繼續依賴美國是否還有戰略可行性？

日本前首相稱，中國不該獨自對付美國，需趕緊跟另兩國合作，這另外的兩國也就是所謂的日韓了。

日本不需要完全依賴美

特朗普此次貿易戰手法并不復雜，目的也很直接——將與中國對抗中所承受的經濟損失轉嫁到盟友身上。

首當其沖的便是日本。

美國商務部開出了一系列強硬條件，要求日本在農產品采購、汽車出口以及鋼鐵配額等核心利益上作出重大讓步。日本首相石破茂政府面對施壓，并未一味退讓。

雖然仍保持基本的外交節制，但日本代表團在談判中明確拒絕犧牲農業利益，也對工業領域的壓榨表示無法接受。

這一立場在過去數十年的日美交往史上并不常見，代表著一種微妙但真實的轉向。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公開發聲，提出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戰略思路。他認為，在特朗普時代甚至更長周期的“美國優先”政策主導下，日本不能再幻想通過依附或妥協換取美國的善意，而必須主動調整自身定位。

他將日本當前的戰略選擇歸納為四條路徑：繼續無條件追隨美國、嘗試勸說美國、徹底與美國決裂，以及增強對美的戰略獨立性。

在他看來，前三者要么不現實，要么代價過高，唯有走向相對自主，才是通往國家戰略安全的合理方向。

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并不能單打獨斗。

鳩山由紀夫的設想核心在于區域合作。

他明確指出，面對依舊強勢、但不可預測的特朗普式美國，哪怕是中國這樣的大國，也不宜單獨應對，更應與日本和韓國聯手，發揮三國的綜合力量。

這不僅出于風險對沖的考慮，也有現實的經濟基礎。

中日韓三國擁有全球領先的技術體系、制造能力與市場潛力，其合力一旦形成，將在全球貿易體系中擁有不容忽視的主導權。

韓國的處境與日本類似。新總統李在明在面對美方關稅談判時亦未妥協，公開表達了對美方“漫天要價”的不滿。

在半導體、芯片材料等關鍵領域，韓國同樣被美國瞄準。特朗普政府試圖以國家安全為由，強行干預其對外出口政策，對韓企構成實質威脅。

這種類似的遭遇，客觀上使日韓兩國在對美關系上有了“共鳴”，為鳩山倡導的區域聯合構想提供了基礎。

經濟上，中日韓三國具備天然的互補性。

中國在中游制造與市場規模上占據優勢，日本則在高端設備、材料工程方面保持領先，韓國在半導體與電池原料領域掌握核心節點。

如果三國能夠在產業鏈上構建協同機制，不僅可以提升競爭力，還可有效減少對美國市場與技術的依賴。

在當前美國持續破壞全球供應鏈穩定的背景下，中日韓聯動無疑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然而，從設想到現實，依舊存在幾道難以逾越的關卡。首先是美軍駐扎體系構成的深層依賴結構。

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均長期依靠美國提供安全保護傘，一旦在外交或經濟層面與美國拉開距離，美方完全可能通過安全議題予以回擊。

三國合作問題

在這種結構性不對等關系未被打破之前，日韓兩國在真正意義上“脫離美國軌道”幾乎不可能。

其次，鳩山的倡議并未在日本政治主流中獲得廣泛認同。他本人雖是日本少數具有對華友好傾向的政治人物，但已不在權力核心。

而當前執政黨內的親美派依舊掌握主導權。

同樣，韓國政壇也極易因選舉變動而改變對外戰略，一旦保守派重新上臺，對華合作隨時可能中止。

在缺乏制度性保證的情況下，任何形式的三方合作都極其脆弱。

中日韓三國之間仍存在歷史、領土與文化認知等長期爭議。

這些問題時常成為阻礙合作的“隱形地雷”，即使在非敏感領域達成技術性共識，也可能因政治情緒的爆發而前功盡棄。

這使得合作不僅要依靠政府層面的推進，更需要輿論、學界、產業界在長期互動中積累信任。

面對上述復雜現實，中國的態度始終保持理性與克制。

鳩山提出聯合對美抗衡的建議，在中方看來，是一種值得注意的信號，但遠未構成合作基礎。

北京方面歡迎三方加強在經濟、產業、技術等領域的互利合作，卻不會貿然投入任何對抗性集團。

中國一方面已通過與美方有限接觸爭取了某種緩和空間，另一方面也清楚日韓內部的動搖與不確定，不可能輕易將自己戰略性地綁定在一場“臨時聯合”中。

中國更愿意通過多邊框架推進區域協同。

例如RCEP已經為中日韓構建了一定的基礎平臺；APEC、東亞峰會等也為機制化溝通提供場域。

與其倉促組織針對性的對抗同盟，不如從標準共建、預警機制、產業鏈協調等具體領域著手，逐步推動共識深化。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強調的是“互利共贏”而非“選邊站隊”，是制度化合作而非短期結盟。

當前的局勢正逐步展現出一個新趨勢：美國的傳統霸權邏輯正在失去吸引力，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審視自己的對美路徑。

鳩山由紀夫提出的設想，雖然未必短期內能實現，但所代表的戰略思潮正在日本甚至整個東亞悄然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