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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舉之路斷絕，宋代四川的才子們如何活出精彩？有人成了富商，有人則化身”大V“——結交權貴、評議時政，甚至為新任官員指點迷津，影響力遠超普通官吏。黃博新著《不與天下州府同》，帶我們走入一個被誤解卻生機勃勃的宋代四川。這里不僅是蘇軾橫空出世的沃土，是“蟲字”偏見下的抗爭之地，更是一個充滿“異質性”的鮮活樣本。宋廷如何與這個“不與天下州府同”的州府共處？差異又何以成為帝國穩定的基石？下文系學人Scholar圍繞《不與天下州府同》一書對黃博老師所作訪談。本次訪談由趙逸軒負責，韓宗洋、楊牧樵共同參與完成。文景獲授權轉發，有刪減。

黃博在桂林龍隱巖考察石刻

01

國家長治久安靠的不是消滅差異，

而是管理差異

學人：《不與天下州府同》書如其名，從地方史的角度切入了宋代四川風土的個性。您如何看待帝國之下的“地方異質性”？在史學領域揭示這種“不同”，又有怎樣的意義？

黃博：首先我不太喜歡把中國古代的大一統王朝統稱為“帝國”，特別是宋朝。當時的遼朝，可能更符合現代人語境中的帝國想象（主體民族優先的多民族統合模式）。大一統王朝是政治上的國家統一，但不等同于抹殺或消滅地方上的文化差異性。不同地方的人，和而不同，這個本身也是大一統所追求的理念，也就是現在常說的多元一統。秦朝的統一模式為什么是傳統政治文化反對的，就是它要把六國改造成秦國的樣子，用秦國的那一套要求六國人；而漢朝的方法，就是承認各地的差異，因地制宜。

回到帝國和地方意志之間的關系，其實里面有一個隱含的預設，就是認為大一統王朝的國家統一，意味著地方會失去自主性，或者地方會被同質化。這種想法可能是受到了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因為在現代國家里，統一往往意味著標準化，比如語言要統一、教育要統一、法律要統一，甚至很多社會習慣也會受到國家治理的影響。但如果我們回看中國古代，特別是宋朝，會發現情況遠沒有這么簡單。

《大秦帝國之裂變》劇照

我們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舉個更接地氣的例子：如果你是班長，管理一個班級，班里有北方的同學，也有南方的同學，有性格外向的，也有性格內向的。你要讓班級保持團結，最好的方法不是要求所有人變得一樣，而是讓他們各自發揮優勢，讓外向的同學帶動班級活動，讓內向的同學在學習上發揮專長。如果你非要讓所有人都按照一個標準來生活，比如都按照北方人的習慣吃飯、按照某種方式說話，那這個班級遲早會崩。國家也是一樣，它的長治久安，靠的不是消滅差異，而是管理差異，把不同的人整合到一個共同的體系里。

如果我們回頭看秦朝就會發現，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就是把秦國的法律體系、行政管理辦法，原封不動地推行到全國各地，要求所有地方都按照秦國的方式運作。這種整齊劃一的方式，確實在短期內實現了高度統一。但問題是，它沒有給地方留下足夠的適應空間。結果大家的文化習慣、社會結構都受到了極大沖擊，地方和中央的矛盾急劇加深，最后秦朝只維持了十幾年就崩潰了。

而漢朝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樣。漢初統治者吸取了秦朝失敗的教訓，知道不能一味推行同質化的治理模式，而是承認地方的差異性，因地制宜地調整政策。比如西漢時期的《漢書·地理志》里，專門記錄了各地的風俗、語言、生活方式，強調“五方各不同俗”，意思就是，不同地方的人，本來就應該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漢朝并沒有試圖讓所有地方都變得一樣，而是讓這些差異在國家框架下共存。所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并不是要消滅地方的多樣性，而是要把它們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讓它們在這個框架下各自發揮作用。

宋朝其實也沿著漢朝開辟的這個思路在運作。宋朝的國家治理，并不是靠軍事強壓，而是通過行政手段、財政調控、文化認同等方式，維持對地方的控制。它不會要求四川人變得和河南人一樣，更不會要求嶺南的生活習慣必須按照北方標準來調整。相反，宋朝的治理方式是允許地方按照自己的方式運行，但在大框架上又維持國家的整體穩定。這樣一來，地方不會覺得自己被“同化”或者“抹殺”，反而能在國家體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蜀川勝概圖（局部）

史學界其實一直在揭示這種不同，因為發現不同、解釋不同，從“不同”理解歷史，就是歷史學的本來任務。歷史學的基礎就是不同，時間上的階段性特點，空間上的地域性差異，正是因為不同，我們的歷史才多姿多彩，才有看點，才有解析和分析的必要，如果相同了，那就不需要歷史了。

不同才是大同的基礎或者關鍵，以本書討論的宋代四川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宋朝的大一統在具體的地方上是如何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它需要磨合的地方；宋朝君臣也慢慢地接受了這種不同，并且恰當地運用了這種不同，從而實現了宋朝在四川的長治久安。多元一統里，多元恰恰是一統的保障，如果沒有多元，一統的內部一定會產生排斥性，最后會崩掉。正是因為有這些不同，我們才需要去研究它，去理解為什么同樣是一個王朝，在四川的運作模式和在華北的運作模式會不一樣，為什么同樣是中央政府，在不同的地方會采取不同的策略。這些問題，才是歷史學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02

地域歧視不僅是文化上的偏見，

更是權力博弈的結果

學人：《不與天下州府同》的前編中，我們能看到，蜀地的區位、地形和生態為其積蓄了經濟、政治乃至人民認同上的自治潛力。但同時，在納入帝國版圖之后，蜀地士人和民眾被視為可能存在的威脅，甚至遭國策歧視。在您看來，這體現了帝國中央和不同地方怎樣的張力？四川的情況，與毗鄰的湘鄂，以及下游的江南有什么區別？

黃博：不能夸大宋朝初年四川對統一王朝的離心力，事實上，四川對大一統王朝是有很強的向心力的，回歸一統也是人心所向，宋軍征蜀前夕，后蜀治下的輿論，基本上都不排斥統一，所以宋軍打下蜀地，更順利，基本上沒有像樣的抵抗。以后兩宋治下，宋朝的士人和民眾，基本上還是一直積極保家衛國。南宋時期抗金戰爭有前線三大戰場，川陜戰場是主力之一，陜西大部分失守之后其實就是四川，宋代的四川人在最后的釣魚城也是堅持到了最后一刻。

宋朝前期對四川的各種預防性的政策，是因于歷史經驗，就是后蜀降兵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王均起義等動亂集中爆發在四川，因此給宋朝統治者造成了一個印象，就是四川人有反心。這里面有個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的情況，就是五代是亂世，中原和其他地方都戰亂頻繁，打仗既死人，又費錢，還影響正常的生產。而且為了維持戰爭，還要加大對老百姓的壓榨，所以別的地方（如江南，也就是南唐，跟四川和后蜀比較像，但是因為南唐的統一很晚，而且發生了后蜀的教訓以后，宋朝對于統一南唐有特別的處理），在宋朝剛統一的時候，都沒有什么油水可榨了；但四川在前后蜀差不多五六十年的治理之下，特別是后蜀三十年間，基本上是穩定的，后蜀的治理也算過得去，不算特別好吧，但也不差，這在亂世，就很不容易了。而且跟別的政權有野心不同，后蜀的那幫人基本上都胸無大志，就是關起門來過過皇帝癮，沒怎么對外打仗，所以整體來說，五代亂世中的三十年，四川反倒過得挺滋潤的，這個很反常識。

宋朝統一以后，發現四川很富，油水多，所以就加大了壓榨力度，這就造成了當地軍民的反抗，繼而形成惡性循環：你反抗，說明你不服，那我就要加強管控，加強管控，你更不服，加大反抗力度，說明我管你管對了，然后我又加強管控力度；所謂歧視性的政策，就是這樣來的。所以這種張力，不完全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張力，四川的反抗者，針對的是壓迫他們的人，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甚至四川當地的富豪，像起義中，殺朝廷命官，殺貪官，也把四川本地的富人的錢給分了，起義的口號是均貧富，不是反抗中央，不是單純的地方割據勢力造反。當然，這里的復雜性很突出，因為后蜀的歷史形象在四川比較好，是一個很不錯的歷史遺產，特別是宋朝來了之后，又有了一個鮮明的對比，所以借用后蜀來號召大家反抗——比如偽稱是后蜀孟昶的遺腹子——就給了宋朝統治者的一個后蜀勢力亡而不死的印象。

《不與天下州府同》

但實際上，拋開那些多種歷史因素造成的誤會或者迷霧，細看之下可以發現，宋朝前期中央與四川之間的這種張力，不是中央利益侵奪地方利益，也不是地方勢力反抗中央，而是剛剛建立的宋朝執政能力不夠，不知道怎么治理亂世中一個相對富庶的地方，過分壓榨巴蜀地區的結果。事實上，宋朝接手的大部分地方是亂世，所以宋初那種簡單粗暴地結束亂世的治理方式是適用的，但后蜀治下的四川，整體水平較高，這是宋朝最初無法想象的。宋太宗曾經自豪地說，他眼見五代亂世，中原戰亂，民不聊生，沒想到入宋之后短短幾十年，開封城中就已經恢復了繁榮局面，整個社會開始有生氣了。不過有也大臣懟他說，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開封城又是京師，繁華是當然的，但是你到外面去看看，貧窮落后還是常態。

所以宋初治理其它地方的經驗，比如結束亂世，穩定地方秩序，同是為加強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其中一個就是加大朝廷對地方財政的管控，把財富都集中到中央的政策，在四川就不那么招人喜歡了。別的地方，是宋政權穩定了局勢，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在這種前提下收錢，百姓是可以接受的。四川則是，我本來就很穩定，結果你來之后，先收錢，而且因為我錢多，所以你收錢收得還狠；錢都收走了，新來的宋朝官員，沒有現成油水可撈，就只有不斷地增加壓榨的力度，給自己撈錢，當然也為朝廷撈錢。

蜀地士民的反抗，本質上是反對宋朝朝廷過分的壓榨，這一點某種程度上其實跟宋朝中央的利益是一致的。宋太祖、宋太宗自己也承認，四川的多次造反，原因是宋朝官府在四川的胡作非為，是貪官污吏官逼民反，事實上，貪官污吏，不但是民賊，老百姓痛恨，也是國賊，任何一個正常的王朝，正常的統治者，也是要打擊貪官污吏的。湖湘在五代比四川亂，是宋朝可以去刷的成功經驗包。江南跟四川比較像，但江南是宋朝比較晚才去統一的地方，特別是有了四川的教訓以后，宋朝對于拿下江南后怎么治理，是有特別安排的，情況就好很多了。

黃博繪“細雨騎驢入劍門”

學人：宋代的地域歧視問題挺有意思的，不管是您在“閩蜀同風”那一章里討論的，還是在寫寇準輕蔑南方官員時提到的，好像北方的士大夫、詩人、大臣們，一開始對南方官員就帶著某種看不起的態度。到了“閩蜀同風”那一章，更是明顯地針對福建和四川這兩個地方，特別是這些地方的士人、學子，似乎在政治上被有意地打壓。這種心態是怎么來的？

黃博：對，這個問題其實是書里的一個核心討論點，可以說它是整個研究的主題之一。你看書里的例子，其實就能看出一些端倪——福建和四川這兩個地方，在宋代特別是北宋時期，被集體“黑”得挺厲害的。這不僅僅是地方文化被嘲諷，而是直接在政治場域里，對這兩個地方的士人進行打壓，而且這個策略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這里面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閩”和“蜀”這兩個字里都帶個“蟲”字，這就給了那些想搞地域攻擊的人一個借題發揮的空間。這肯定是個巧合，不可能是造字的時候就專門安排好的，但這種巧合在政治斗爭中就被利用了。

更關鍵的是，這兩個地方的崛起速度太快了。在唐代，四川和福建都沒有特別突出的文人群體，雖然也有名人，但整體來說，在全國文化版圖里不算是核心地區。可到了北宋，這兩個地方的文化發展突然變得非常迅猛，甚至可以說是“爆發式”的增長。 一旦文化崛起，人才輩出，自然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福建人、四川人進入朝廷，形成一個新的士人群體。這種時候，原本已經穩固的“老牌士大夫”們，尤其是北方士大夫，就會本能地對這些“新入場”的南方人產生排斥心理。

宋朝嚴格來說是繼承了五代的統治秩序，而五代基本上是北方政權，所以北方士人從一開始就掌握著朝廷的話語權和政治資源。當福建、四川這些地方的人逐漸進入朝廷，他們想要快速晉升，肯定不能老老實實等著按部就班地升遷，而是要主動爭取機會，甚至有時候要做一些比較激進的舉動。這種行為，在老牌士大夫眼里，就很容易被貼上各種負面標簽，比如說“奸臣”“小人”“不守規矩”等等。

所以，從本質上說，這種地域歧視并不僅僅是文化上的偏見，更是一種權力博弈的結果。它并不是先有歧視，再有政治打壓，而是政治競爭導致了地域標簽被強化，最終形成了一種帶有歧視性的刻板印象。

但這種現象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福建、四川士人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在朝廷里的位置也越來越穩固，北方士大夫對他們的抵觸情緒就會慢慢減弱，甚至最終不得不接受現實——這些“外來者”已經成為朝廷運作的一部分，沒辦法再排斥他們了。

等到朝廷內部的地域派系逐漸融合后，原本的歧視性言論就會慢慢消解。到后來，雖然類似的地域歧視言論還在流傳，但已經變成了一種“段子”，更多是用來調侃，而不再是真正的政治攻擊。也就是說，最初它可能是個非常現實的政治問題，但到后期，逐漸變成了一種慣性，甚至可以用來自嘲，而不會真正影響仕途和政治地位了。

學人：在您的書第一章里，您提到過四川人好像在書法方面不太行。但到了蘇軾的時候，四川突然出現了一門三才子，蘇軾本人更是書法大家。四川從一個沒有書法家、甚至在文化上看起來不太“懂規矩”的地方，突然蹦出這樣一門全才，您怎么看這個變化？

黃博：這個問題確實挺有意思的，像蘇軾、蘇洵、蘇轍他們家，的確在四川文化史上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

黃庭堅當年到四川后，整理了一下四川的書法史，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蘇軾之前，四川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書法家，別說大書法家了，連稍微有點名氣的都沒有。他自己也覺得奇怪，所以當時專門提出來討論。我書的第一章其實就是從黃庭堅的這個疑問出發，試圖去回應這個問題。很多讀者看完第一章后，也都會問同樣的問題：四川之前一千年，從漢到唐都沒出什么書法名家，到了宋代，卻突然出了個蘇軾，而且還是宋代“頂流”的書法家之一，這個變化是怎么來的？

蘇軾的信札，作為“不聞蜀人有善書者”的回應，“東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輝中州，蔚為翰墨之冠”

這里的關鍵點在于——書法本身發生了風格上的轉變。如果我們把蘇軾放回魏晉、南北朝，甚至唐代，嚴格來說，他的書法水平未必能算“頂流”。因為魏晉書法講究飄逸灑脫，唐代書法講究規整工整，法度嚴謹。而宋代的書法，整體來說是比較隨性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野”。如果站在專業書法史的角度來看，宋代書法的整體水平是遠不如唐代的。這個觀點，別說是今天的書法圈，就連宋代人自己都承認，認為“本朝書法遠不及唐朝”。

在我的另一本書《宋風成韻》里，專門有一章討論宋代書法的特點。簡單來說，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他們的書法風格，已經不再像唐代那樣追求“法度”，而是更強調“意”。書法圈里有個術語叫“尚意”，就是說宋人寫字不太講規矩，而是崇尚一種“意境”和“氣韻”。

蘇軾的書法，你說他寫得好吧，確實很有個人風格，但如果放在唐代那種標準下，他的筆法、結體、規整度可能都不算頂尖。他的厲害之處，不是技法的精準，而是他的書法帶有非常強的個性，甚至可以說是他的“人格”的一種展現。相比之下，米芾在宋四家里算是技術最強的，而蘇軾更多是靠“意”取勝。

蘇軾《與程之元春中帖》

這就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四川之前沒有書法家，但能出蘇軾？因為書法風格變了，原本要靠長期積累的工整書法，在宋代不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創意和個性開始占據更重要的位置。而四川，或者說巴蜀文化，正好是一個擅長“創意”的地方。

漢唐時期，四川雖然沒有書法名家，文學家倒是不少，司馬相如、揚雄這些人都是赫赫有名的辭賦家。哲學家也有，比如揚雄的學術成就就非常高。換句話說，四川的文化更偏向“思維活躍、創意突出”的方向，而不是那種從基礎功夫一步步扎實積累的模式。

所以，如果書法一直按照唐代的標準走，那四川可能很難出名家，因為書法的訓練本質上是一種長期積累的過程，需要穩定的文化傳承和工整的訓練體系。但宋代的書法開始講究“意”，這就讓有創意、敢突破的人更容易出頭，而這正好符合巴蜀文化的特性。

當然，這個話題如果深入講下去，就有點專業了。但簡單來說，蘇軾之所以能成為書法大家，既有他個人的天賦，也有時代風格的轉變。換個時代，比如放到唐朝，他可能就不會成為頂級書法家，而是一個很好的詩人、散文家，但書法未必有今天的地位。

《不與天下州府同》實拍圖

03

宋代蜀地“網紅”：

科舉之外，換一個賽道的活法

學人：您在書里提到的這位宋代四川的學人，其實讓我想到北宋另外一個很有名的隱士——林和靖。他們在當時都是很知名的人物，但如果仔細去看他們的經歷，會發現他們其實并沒有那么“隱”。首先，他們在當地都是類似“網紅”的存在，住的地方往往比較繁華，要么是自己有錢，要么是家里有錢。同時，他們也受到了政府的認可，甚至可以說是某種程度上的官方背書。

黃博：是啊，當網紅一般還是得有錢的，或者說，成為頂級網紅之后，他自然會有錢。哪怕他原本家境一般，但只要有了社會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就可以轉換成資源。就像今天，一個賬號要是有2000萬粉絲，那怎么也不會窮。對古代的這些隱士來說，雖然那個年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打賞”和“代言”，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同樣可以轉化成某種現實利益，比如影響地方社會的政治事務，或者和朝廷、地方重要官員建立聯系，成為他們的座上客。

像書里提到的張俞，他并沒有表現出特別富有的跡象，但他在社會上有很強的號召力，好比是那個時代的“大V”。而這種影響力最終會給他帶來實際的好處，至少不會讓他落到科舉失敗后一貧如洗、走投無路的地步。相反，他等于換了一個賽道，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日子可能比很多中下層的官員過得還要舒服。

不過，這種現象肯定不是四川獨有的，而是整個科舉社會里普遍存在的問題。就像今天，高考、考研只是社會分層的一種方式，但它不是唯一的路。如果科舉失敗了，總還要找其他出路，比如經商、游學、甚至像張俞這樣轉型成一個地方上的“意見領袖”。不同的地方，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可能有不同的特點，比如有的地方的人失敗了可能去做生意，有的地方的人可能去搞宗教、做僧人，但整體來說，路徑的多樣性是普遍存在的。

書里寫的幾個人物，就各自有不同的轉型方式。比如，我老家長壽的李處和，他就是科舉不順后選擇了經商，而張俞則是直接變成“網紅”，通過寫詩、游歷、結交權貴來維持影響力，甚至參與到地方事務里。大家面對相同的科舉失敗，但選擇的道路卻各不相同。

《劍閣圖》仇英/繪（明代）

學人：您剛才提到的“打賞”問題，其實宋朝的網紅是有“真打賞”的，比如林和靖，后來皇帝每年都會給他賞賜。這也讓我想到，這些隱士雖然不像朝廷命官那樣直接參與政治，但他們和政權之間其實仍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特別是像張俞這樣的人，他在政治體系里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呢？

黃博：對，這個現象和宋代整體的政治生態有很大關系。宋朝特別講究“與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即使是我們戲稱的這些“網紅隱士”，他們其實也和今天的“網紅”不完全一樣。因為他們的影響力不僅僅是個人的名聲，而是讓他們真正成為了地方士紳集團的一部分。

宋代的士大夫群體里，當然最核心的還是那些在朝廷里做官的人，但還有一部分人，他們可能科舉失敗了，或者干脆主動退出仕途。比如張俞，他雖然名義上是隱居在青城山，但實際上，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生活里。書里也舉了不少例子，比如他不僅關心成都或者四川的地方事務，甚至還關注全國大事，比如宋夏戰爭爆發后，他就積極建言獻策，到處和人討論對策，甚至直接向朝廷上書，給地方官寫信，提供政治建議。

張俞在地方上的作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今天的“政治評論員兼民間智囊”。他對成都、四川的情況非常熟悉，所以當有新任官員即將上任時，他們往往會先和 張俞取得聯系，向他打聽當地情況。他們會問：四川目前的形勢如何？成都的民眾對新政策的反應是什么？有什么問題需要提前準備？甚至有些地方官未上任前，就會先和 張俞通氣，看看當地的社會期待是什么。這就使得 張俞不僅僅是個單純的隱士，更像是一個地方社會和朝廷之間的信息橋梁。他在朝廷和民間之間，扮演著一個溝通、建議、甚至間接參與治理的角色。所以，他雖然沒有正式官職，但實際上卻是地方政治體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環。

當然，他之所以能擁有這樣的功能，本質上還是因為他“紅”了，他的影響力足夠大，才能讓這些權貴主動來找他交流。所以說，雖然宋朝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網紅經濟”，但影響力本身依然可以轉化成資源，而這個資源最終還是會落到政治和社會的現實運作中去。

學人：您覺得書中寫到的宋代的“巴蜀個性”有多少影響到了今天的川渝地區呢？

黃博：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比如《宋史·地理志》里說，蜀人一年下來，辛苦勞作，“所獲多為邀游之費”，就是喜歡吃喝玩樂，“好音樂，少愁苦”，這種樂觀豁達的性格，現在的川渝地區還是這樣的。

學人：那么借著這個話題，我們能不能對比一下宋朝的“蜀學”特點？四川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有沒有“蜀學”自覺？他們有沒有嘗試去推廣這套學術？

黃博：嚴格來說，“蜀學”這個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是近代學者在研究四川學術史時總結出來的一個稱謂。而宋代人自己雖然也提到“蜀學”，但指的其實并不是今天我們理解的那種“具有四川特色的學術體系”。

宋代的“蜀學”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學校”的概念，比如四川本地的教育體系、學宮建設、科舉發展等等。二是“學派”的概念，主要指以蘇軾為代表的那一批學者，也就是所謂的“蘇學”或“蘇軾學派”。蘇軾這派學問的特點還是挺鮮明的，核心就是“融匯百家”。他們雖然以儒家為基礎，但不排斥其他思想，比如道家、佛家，甚至諸子百家的內容也吸收。這在宋代的學術氛圍里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因為宋代整體的學術氛圍其實是相對排他的，特別是理學興起以后，大家開始強調“純化儒學”，像程朱理學就是要把儒學提純，把“雜學”清理出去，盡量去除外來的影響。但蘇軾他們不這樣，他們不僅不排斥，還主動去吸收各種學派的思想，他們也重視史學、重視文學，這些都是他們和程朱理學那一派很不同的地方。

朱之蕃《東坡笠屐圖》

理學家們覺得，搞學問應該追求終極真理。而文學、史學這些東西，是妨礙“正經學問”的。他們的態度就有點像我們小時候在課堂上偷偷看小說，結果被老師批評“你應該去看課本，不要浪費時間”那種感覺。而蘇軾他們這派人反而認為，文學和史學不僅重要，而且是表達思想、理解社會的重要手段。

所以，蘇軾最出名的其實不是他的學術成就，而是他的文學才華。哪怕是他寫的那些議論文、史論文章，很多時候也是用非常文學化的方式來表達思想的。他們這一派的學者，也往往在文章里展現出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并且通過史學來介入現實政治。這種風格在四川其實很有市場，因為四川本來就沒有特別強的理學傳統；所以蘇軾的這一套體系在四川影響力很大，追隨者也不少。但如果放在全國范圍來看，他們并不是學術的主流，最終歷史的贏家還是程朱理學。

在南宋初期，蘇軾學派在官方的認可度甚至比程朱理學還要高，比如宋孝宗就非常喜歡蘇軾。但到了南宋中期以后，理學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朱熹他們花了很大力氣，去從理論上批判、否定蘇軾的學問，認為蘇學“不夠純粹”。換句話說，理學要想徹底確立自己的正統地位，首先就得把蘇軾那一套儒學體系批倒批臭。

所以蘇軾的學派，在南宋中后期的官方認可度開始下降，雖然在民間仍然有影響力，但終究沒有成為主流。不過，四川的學術特點也不僅僅是“蘇學”，還有一個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史學發達。書里也專門提到過，宋代四川出了不少重要的史學家，而且他們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特點，就是喜歡通過寫歷史來參政議政。 四川的史學家不僅僅是做學問，而是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們會通過史書，為當時的朝廷提供政策建議、批評時政。你可以把他們理解成“用歷史研究做政治評論”的一批人。

所以，宋代的四川，在學術上有幾個很有意思的特點，首先，以蘇軾為代表的學派，重視融匯百家，不排斥佛道思想，也重視文學、史學。其次，四川出了大量史學家，他們通過寫歷史的方式來介入現實政治。這些特點既和四川的文化傳統有關，也和四川的政治邊緣性有關——很多四川士人無法在仕途上取得成功，就把精力投入到史學研究中。

如果從整體來看，四川的學術風格和程朱理學的那種純粹“理性化、系統化”的模式不同，它更偏向文學化、歷史化，也更關注現實問題，而不是純粹的哲學探討。這就決定了它在理學占據主流后，會逐漸被邊緣化，但在地方社會和學術圈里，依然有它的影響力。

不與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

黃博 著

新銳歷史學者黃博力作，重回宋朝！

帶你領略宋代四川的獨特魅力，

不一樣的王朝史書寫，

重新理解帝國政治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