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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舉之路斷絕,宋代四川的才子們如何活出精彩?有人成了富商,有人則化身”大V“——結交權貴、評議時政,甚至為新任官員指點迷津,影響力遠超普通官吏。黃博新著《不與天下州府同》,帶我們走入一個被誤解卻生機勃勃的宋代四川。這里不僅是蘇軾橫空出世的沃土,是“蟲字”偏見下的抗爭之地,更是一個充滿“異質性”的鮮活樣本。宋廷如何與這個“不與天下州府同”的州府共處?差異又何以成為帝國穩定的基石?下文系學人Scholar圍繞《不與天下州府同》一書對黃博老師所作訪談。本次訪談由趙逸軒負責,韓宗洋、楊牧樵共同參與完成。文景獲授權轉發,有刪減。
黃博在桂林龍隱巖考察石刻
01
國家長治久安靠的不是消滅差異,
而是管理差異
學人:《不與天下州府同》書如其名,從地方史的角度切入了宋代四川風土的個性。您如何看待帝國之下的“地方異質性”?在史學領域揭示這種“不同”,又有怎樣的意義?
黃博:首先我不太喜歡把中國古代的大一統王朝統稱為“帝國”,特別是宋朝。當時的遼朝,可能更符合現代人語境中的帝國想象(主體民族優先的多民族統合模式)。大一統王朝是政治上的國家統一,但不等同于抹殺或消滅地方上的文化差異性。不同地方的人,和而不同,這個本身也是大一統所追求的理念,也就是現在常說的多元一統。秦朝的統一模式為什么是傳統政治文化反對的,就是它要把六國改造成秦國的樣子,用秦國的那一套要求六國人;而漢朝的方法,就是承認各地的差異,因地制宜。
回到帝國和地方意志之間的關系,其實里面有一個隱含的預設,就是認為大一統王朝的國家統一,意味著地方會失去自主性,或者地方會被同質化。這種想法可能是受到了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因為在現代國家里,統一往往意味著標準化,比如語言要統一、教育要統一、法律要統一,甚至很多社會習慣也會受到國家治理的影響。但如果我們回看中國古代,特別是宋朝,會發現情況遠沒有這么簡單。
《大秦帝國之裂變》劇照
我們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舉個更接地氣的例子:如果你是班長,管理一個班級,班里有北方的同學,也有南方的同學,有性格外向的,也有性格內向的。你要讓班級保持團結,最好的方法不是要求所有人變得一樣,而是讓他們各自發揮優勢,讓外向的同學帶動班級活動,讓內向的同學在學習上發揮專長。如果你非要讓所有人都按照一個標準來生活,比如都按照北方人的習慣吃飯、按照某種方式說話,那這個班級遲早會崩。國家也是一樣,它的長治久安,靠的不是消滅差異,而是管理差異,把不同的人整合到一個共同的體系里。
如果我們回頭看秦朝就會發現,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就是把秦國的法律體系、行政管理辦法,原封不動地推行到全國各地,要求所有地方都按照秦國的方式運作。這種整齊劃一的方式,確實在短期內實現了高度統一。但問題是,它沒有給地方留下足夠的適應空間。結果大家的文化習慣、社會結構都受到了極大沖擊,地方和中央的矛盾急劇加深,最后秦朝只維持了十幾年就崩潰了。
而漢朝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樣。漢初統治者吸取了秦朝失敗的教訓,知道不能一味推行同質化的治理模式,而是承認地方的差異性,因地制宜地調整政策。比如西漢時期的《漢書·地理志》里,專門記錄了各地的風俗、語言、生活方式,強調“五方各不同俗”,意思就是,不同地方的人,本來就應該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漢朝并沒有試圖讓所有地方都變得一樣,而是讓這些差異在國家框架下共存。所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并不是要消滅地方的多樣性,而是要把它們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讓它們在這個框架下各自發揮作用。
宋朝其實也沿著漢朝開辟的這個思路在運作。宋朝的國家治理,并不是靠軍事強壓,而是通過行政手段、財政調控、文化認同等方式,維持對地方的控制。它不會要求四川人變得和河南人一樣,更不會要求嶺南的生活習慣必須按照北方標準來調整。相反,宋朝的治理方式是允許地方按照自己的方式運行,但在大框架上又維持國家的整體穩定。這樣一來,地方不會覺得自己被“同化”或者“抹殺”,反而能在國家體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蜀川勝概圖(局部)
史學界其實一直在揭示這種不同,因為發現不同、解釋不同,從“不同”理解歷史,就是歷史學的本來任務。歷史學的基礎就是不同,時間上的階段性特點,空間上的地域性差異,正是因為不同,我們的歷史才多姿多彩,才有看點,才有解析和分析的必要,如果相同了,那就不需要歷史了。
不同才是大同的基礎或者關鍵,以本書討論的宋代四川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宋朝的大一統在具體的地方上是如何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它需要磨合的地方;宋朝君臣也慢慢地接受了這種不同,并且恰當地運用了這種不同,從而實現了宋朝在四川的長治久安。多元一統里,多元恰恰是一統的保障,如果沒有多元,一統的內部一定會產生排斥性,最后會崩掉。正是因為有這些不同,我們才需要去研究它,去理解為什么同樣是一個王朝,在四川的運作模式和在華北的運作模式會不一樣,為什么同樣是中央政府,在不同的地方會采取不同的策略。這些問題,才是歷史學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02
地域歧視不僅是文化上的偏見,
更是權力博弈的結果
學人:《不與天下州府同》的前編中,我們能看到,蜀地的區位、地形和生態為其積蓄了經濟、政治乃至人民認同上的自治潛力。但同時,在納入帝國版圖之后,蜀地士人和民眾被視為可能存在的威脅,甚至遭國策歧視。在您看來,這體現了帝國中央和不同地方怎樣的張力?四川的情況,與毗鄰的湘鄂,以及下游的江南有什么區別?
黃博:不能夸大宋朝初年四川對統一王朝的離心力,事實上,四川對大一統王朝是有很強的向心力的,回歸一統也是人心所向,宋軍征蜀前夕,后蜀治下的輿論,基本上都不排斥統一,所以宋軍打下蜀地,更順利,基本上沒有像樣的抵抗。以后兩宋治下,宋朝的士人和民眾,基本上還是一直積極保家衛國。南宋時期抗金戰爭有前線三大戰場,川陜戰場是主力之一,陜西大部分失守之后其實就是四川,宋代的四川人在最后的釣魚城也是堅持到了最后一刻。
宋朝前期對四川的各種預防性的政策,是因于歷史經驗,就是后蜀降兵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王均起義等動亂集中爆發在四川,因此給宋朝統治者造成了一個印象,就是四川人有反心。這里面有個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的情況,就是五代是亂世,中原和其他地方都戰亂頻繁,打仗既死人,又費錢,還影響正常的生產。而且為了維持戰爭,還要加大對老百姓的壓榨,所以別的地方(如江南,也就是南唐,跟四川和后蜀比較像,但是因為南唐的統一很晚,而且發生了后蜀的教訓以后,宋朝對于統一南唐有特別的處理),在宋朝剛統一的時候,都沒有什么油水可榨了;但四川在前后蜀差不多五六十年的治理之下,特別是后蜀三十年間,基本上是穩定的,后蜀的治理也算過得去,不算特別好吧,但也不差,這在亂世,就很不容易了。而且跟別的政權有野心不同,后蜀的那幫人基本上都胸無大志,就是關起門來過過皇帝癮,沒怎么對外打仗,所以整體來說,五代亂世中的三十年,四川反倒過得挺滋潤的,這個很反常識。
宋朝統一以后,發現四川很富,油水多,所以就加大了壓榨力度,這就造成了當地軍民的反抗,繼而形成惡性循環:你反抗,說明你不服,那我就要加強管控,加強管控,你更不服,加大反抗力度,說明我管你管對了,然后我又加強管控力度;所謂歧視性的政策,就是這樣來的。所以這種張力,不完全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張力,四川的反抗者,針對的是壓迫他們的人,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甚至四川當地的富豪,像起義中,殺朝廷命官,殺貪官,也把四川本地的富人的錢給分了,起義的口號是均貧富,不是反抗中央,不是單純的地方割據勢力造反。當然,這里的復雜性很突出,因為后蜀的歷史形象在四川比較好,是一個很不錯的歷史遺產,特別是宋朝來了之后,又有了一個鮮明的對比,所以借用后蜀來號召大家反抗——比如偽稱是后蜀孟昶的遺腹子——就給了宋朝統治者的一個后蜀勢力亡而不死的印象。
《不與天下州府同》
但實際上,拋開那些多種歷史因素造成的誤會或者迷霧,細看之下可以發現,宋朝前期中央與四川之間的這種張力,不是中央利益侵奪地方利益,也不是地方勢力反抗中央,而是剛剛建立的宋朝執政能力不夠,不知道怎么治理亂世中一個相對富庶的地方,過分壓榨巴蜀地區的結果。事實上,宋朝接手的大部分地方是亂世,所以宋初那種簡單粗暴地結束亂世的治理方式是適用的,但后蜀治下的四川,整體水平較高,這是宋朝最初無法想象的。宋太宗曾經自豪地說,他眼見五代亂世,中原戰亂,民不聊生,沒想到入宋之后短短幾十年,開封城中就已經恢復了繁榮局面,整個社會開始有生氣了。不過有也大臣懟他說,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開封城又是京師,繁華是當然的,但是你到外面去看看,貧窮落后還是常態。
所以宋初治理其它地方的經驗,比如結束亂世,穩定地方秩序,同是為加強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其中一個就是加大朝廷對地方財政的管控,把財富都集中到中央的政策,在四川就不那么招人喜歡了。別的地方,是宋政權穩定了局勢,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在這種前提下收錢,百姓是可以接受的。四川則是,我本來就很穩定,結果你來之后,先收錢,而且因為我錢多,所以你收錢收得還狠;錢都收走了,新來的宋朝官員,沒有現成油水可撈,就只有不斷地增加壓榨的力度,給自己撈錢,當然也為朝廷撈錢。
蜀地士民的反抗,本質上是反對宋朝朝廷過分的壓榨,這一點某種程度上其實跟宋朝中央的利益是一致的。宋太祖、宋太宗自己也承認,四川的多次造反,原因是宋朝官府在四川的胡作非為,是貪官污吏官逼民反,事實上,貪官污吏,不但是民賊,老百姓痛恨,也是國賊,任何一個正常的王朝,正常的統治者,也是要打擊貪官污吏的。湖湘在五代比四川亂,是宋朝可以去刷的成功經驗包。江南跟四川比較像,但江南是宋朝比較晚才去統一的地方,特別是有了四川的教訓以后,宋朝對于拿下江南后怎么治理,是有特別安排的,情況就好很多了。
黃博繪“細雨騎驢入劍門”
學人:宋代的地域歧視問題挺有意思的,不管是您在“閩蜀同風”那一章里討論的,還是在寫寇準輕蔑南方官員時提到的,好像北方的士大夫、詩人、大臣們,一開始對南方官員就帶著某種看不起的態度。到了“閩蜀同風”那一章,更是明顯地針對福建和四川這兩個地方,特別是這些地方的士人、學子,似乎在政治上被有意地打壓。這種心態是怎么來的?
黃博:對,這個問題其實是書里的一個核心討論點,可以說它是整個研究的主題之一。你看書里的例子,其實就能看出一些端倪——福建和四川這兩個地方,在宋代特別是北宋時期,被集體“黑”得挺厲害的。這不僅僅是地方文化被嘲諷,而是直接在政治場域里,對這兩個地方的士人進行打壓,而且這個策略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這里面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閩”和“蜀”這兩個字里都帶個“蟲”字,這就給了那些想搞地域攻擊的人一個借題發揮的空間。這肯定是個巧合,不可能是造字的時候就專門安排好的,但這種巧合在政治斗爭中就被利用了。
更關鍵的是,這兩個地方的崛起速度太快了。在唐代,四川和福建都沒有特別突出的文人群體,雖然也有名人,但整體來說,在全國文化版圖里不算是核心地區。可到了北宋,這兩個地方的文化發展突然變得非常迅猛,甚至可以說是“爆發式”的增長。 一旦文化崛起,人才輩出,自然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福建人、四川人進入朝廷,形成一個新的士人群體。這種時候,原本已經穩固的“老牌士大夫”們,尤其是北方士大夫,就會本能地對這些“新入場”的南方人產生排斥心理。
宋朝嚴格來說是繼承了五代的統治秩序,而五代基本上是北方政權,所以北方士人從一開始就掌握著朝廷的話語權和政治資源。當福建、四川這些地方的人逐漸進入朝廷,他們想要快速晉升,肯定不能老老實實等著按部就班地升遷,而是要主動爭取機會,甚至有時候要做一些比較激進的舉動。這種行為,在老牌士大夫眼里,就很容易被貼上各種負面標簽,比如說“奸臣”“小人”“不守規矩”等等。
所以,從本質上說,這種地域歧視并不僅僅是文化上的偏見,更是一種權力博弈的結果。它并不是先有歧視,再有政治打壓,而是政治競爭導致了地域標簽被強化,最終形成了一種帶有歧視性的刻板印象。
但這種現象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福建、四川士人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在朝廷里的位置也越來越穩固,北方士大夫對他們的抵觸情緒就會慢慢減弱,甚至最終不得不接受現實——這些“外來者”已經成為朝廷運作的一部分,沒辦法再排斥他們了。
等到朝廷內部的地域派系逐漸融合后,原本的歧視性言論就會慢慢消解。到后來,雖然類似的地域歧視言論還在流傳,但已經變成了一種“段子”,更多是用來調侃,而不再是真正的政治攻擊。也就是說,最初它可能是個非常現實的政治問題,但到后期,逐漸變成了一種慣性,甚至可以用來自嘲,而不會真正影響仕途和政治地位了。
學人:在您的書第一章里,您提到過四川人好像在書法方面不太行。但到了蘇軾的時候,四川突然出現了一門三才子,蘇軾本人更是書法大家。四川從一個沒有書法家、甚至在文化上看起來不太“懂規矩”的地方,突然蹦出這樣一門全才,您怎么看這個變化?
黃博:這個問題確實挺有意思的,像蘇軾、蘇洵、蘇轍他們家,的確在四川文化史上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
黃庭堅當年到四川后,整理了一下四川的書法史,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蘇軾之前,四川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書法家,別說大書法家了,連稍微有點名氣的都沒有。他自己也覺得奇怪,所以當時專門提出來討論。我書的第一章其實就是從黃庭堅的這個疑問出發,試圖去回應這個問題。很多讀者看完第一章后,也都會問同樣的問題:四川之前一千年,從漢到唐都沒出什么書法名家,到了宋代,卻突然出了個蘇軾,而且還是宋代“頂流”的書法家之一,這個變化是怎么來的?
蘇軾的信札,作為“不聞蜀人有善書者”的回應,“東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輝中州,蔚為翰墨之冠”
這里的關鍵點在于——書法本身發生了風格上的轉變。如果我們把蘇軾放回魏晉、南北朝,甚至唐代,嚴格來說,他的書法水平未必能算“頂流”。因為魏晉書法講究飄逸灑脫,唐代書法講究規整工整,法度嚴謹。而宋代的書法,整體來說是比較隨性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野”。如果站在專業書法史的角度來看,宋代書法的整體水平是遠不如唐代的。這個觀點,別說是今天的書法圈,就連宋代人自己都承認,認為“本朝書法遠不及唐朝”。
在我的另一本書《宋風成韻》里,專門有一章討論宋代書法的特點。簡單來說,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他們的書法風格,已經不再像唐代那樣追求“法度”,而是更強調“意”。書法圈里有個術語叫“尚意”,就是說宋人寫字不太講規矩,而是崇尚一種“意境”和“氣韻”。
蘇軾的書法,你說他寫得好吧,確實很有個人風格,但如果放在唐代那種標準下,他的筆法、結體、規整度可能都不算頂尖。他的厲害之處,不是技法的精準,而是他的書法帶有非常強的個性,甚至可以說是他的“人格”的一種展現。相比之下,米芾在宋四家里算是技術最強的,而蘇軾更多是靠“意”取勝。
蘇軾《與程之元春中帖》
這就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四川之前沒有書法家,但能出蘇軾?因為書法風格變了,原本要靠長期積累的工整書法,在宋代不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創意和個性開始占據更重要的位置。而四川,或者說巴蜀文化,正好是一個擅長“創意”的地方。
漢唐時期,四川雖然沒有書法名家,文學家倒是不少,司馬相如、揚雄這些人都是赫赫有名的辭賦家。哲學家也有,比如揚雄的學術成就就非常高。換句話說,四川的文化更偏向“思維活躍、創意突出”的方向,而不是那種從基礎功夫一步步扎實積累的模式。
所以,如果書法一直按照唐代的標準走,那四川可能很難出名家,因為書法的訓練本質上是一種長期積累的過程,需要穩定的文化傳承和工整的訓練體系。但宋代的書法開始講究“意”,這就讓有創意、敢突破的人更容易出頭,而這正好符合巴蜀文化的特性。
當然,這個話題如果深入講下去,就有點專業了。但簡單來說,蘇軾之所以能成為書法大家,既有他個人的天賦,也有時代風格的轉變。換個時代,比如放到唐朝,他可能就不會成為頂級書法家,而是一個很好的詩人、散文家,但書法未必有今天的地位。
《不與天下州府同》實拍圖
03
宋代蜀地“網紅”:
科舉之外,換一個賽道的活法
學人:您在書里提到的這位宋代四川的學人,其實讓我想到北宋另外一個很有名的隱士——林和靖。他們在當時都是很知名的人物,但如果仔細去看他們的經歷,會發現他們其實并沒有那么“隱”。首先,他們在當地都是類似“網紅”的存在,住的地方往往比較繁華,要么是自己有錢,要么是家里有錢。同時,他們也受到了政府的認可,甚至可以說是某種程度上的官方背書。
黃博:是啊,當網紅一般還是得有錢的,或者說,成為頂級網紅之后,他自然會有錢。哪怕他原本家境一般,但只要有了社會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就可以轉換成資源。就像今天,一個賬號要是有2000萬粉絲,那怎么也不會窮。對古代的這些隱士來說,雖然那個年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打賞”和“代言”,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同樣可以轉化成某種現實利益,比如影響地方社會的政治事務,或者和朝廷、地方重要官員建立聯系,成為他們的座上客。
像書里提到的張俞,他并沒有表現出特別富有的跡象,但他在社會上有很強的號召力,好比是那個時代的“大V”。而這種影響力最終會給他帶來實際的好處,至少不會讓他落到科舉失敗后一貧如洗、走投無路的地步。相反,他等于換了一個賽道,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日子可能比很多中下層的官員過得還要舒服。
不過,這種現象肯定不是四川獨有的,而是整個科舉社會里普遍存在的問題。就像今天,高考、考研只是社會分層的一種方式,但它不是唯一的路。如果科舉失敗了,總還要找其他出路,比如經商、游學、甚至像張俞這樣轉型成一個地方上的“意見領袖”。不同的地方,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可能有不同的特點,比如有的地方的人失敗了可能去做生意,有的地方的人可能去搞宗教、做僧人,但整體來說,路徑的多樣性是普遍存在的。
書里寫的幾個人物,就各自有不同的轉型方式。比如,我老家長壽的李處和,他就是科舉不順后選擇了經商,而張俞則是直接變成“網紅”,通過寫詩、游歷、結交權貴來維持影響力,甚至參與到地方事務里。大家面對相同的科舉失敗,但選擇的道路卻各不相同。
《劍閣圖》仇英/繪(明代)
學人:您剛才提到的“打賞”問題,其實宋朝的網紅是有“真打賞”的,比如林和靖,后來皇帝每年都會給他賞賜。這也讓我想到,這些隱士雖然不像朝廷命官那樣直接參與政治,但他們和政權之間其實仍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特別是像張俞這樣的人,他在政治體系里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呢?
黃博:對,這個現象和宋代整體的政治生態有很大關系。宋朝特別講究“與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即使是我們戲稱的這些“網紅隱士”,他們其實也和今天的“網紅”不完全一樣。因為他們的影響力不僅僅是個人的名聲,而是讓他們真正成為了地方士紳集團的一部分。
宋代的士大夫群體里,當然最核心的還是那些在朝廷里做官的人,但還有一部分人,他們可能科舉失敗了,或者干脆主動退出仕途。比如張俞,他雖然名義上是隱居在青城山,但實際上,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生活里。書里也舉了不少例子,比如他不僅關心成都或者四川的地方事務,甚至還關注全國大事,比如宋夏戰爭爆發后,他就積極建言獻策,到處和人討論對策,甚至直接向朝廷上書,給地方官寫信,提供政治建議。
張俞在地方上的作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今天的“政治評論員兼民間智囊”。他對成都、四川的情況非常熟悉,所以當有新任官員即將上任時,他們往往會先和 張俞取得聯系,向他打聽當地情況。他們會問:四川目前的形勢如何?成都的民眾對新政策的反應是什么?有什么問題需要提前準備?甚至有些地方官未上任前,就會先和 張俞通氣,看看當地的社會期待是什么。這就使得 張俞不僅僅是個單純的隱士,更像是一個地方社會和朝廷之間的信息橋梁。他在朝廷和民間之間,扮演著一個溝通、建議、甚至間接參與治理的角色。所以,他雖然沒有正式官職,但實際上卻是地方政治體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環。
當然,他之所以能擁有這樣的功能,本質上還是因為他“紅”了,他的影響力足夠大,才能讓這些權貴主動來找他交流。所以說,雖然宋朝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網紅經濟”,但影響力本身依然可以轉化成資源,而這個資源最終還是會落到政治和社會的現實運作中去。
學人:您覺得書中寫到的宋代的“巴蜀個性”有多少影響到了今天的川渝地區呢?
黃博: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比如《宋史·地理志》里說,蜀人一年下來,辛苦勞作,“所獲多為邀游之費”,就是喜歡吃喝玩樂,“好音樂,少愁苦”,這種樂觀豁達的性格,現在的川渝地區還是這樣的。
學人:那么借著這個話題,我們能不能對比一下宋朝的“蜀學”特點?四川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有沒有“蜀學”自覺?他們有沒有嘗試去推廣這套學術?
黃博:嚴格來說,“蜀學”這個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是近代學者在研究四川學術史時總結出來的一個稱謂。而宋代人自己雖然也提到“蜀學”,但指的其實并不是今天我們理解的那種“具有四川特色的學術體系”。
宋代的“蜀學”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學校”的概念,比如四川本地的教育體系、學宮建設、科舉發展等等。二是“學派”的概念,主要指以蘇軾為代表的那一批學者,也就是所謂的“蘇學”或“蘇軾學派”。蘇軾這派學問的特點還是挺鮮明的,核心就是“融匯百家”。他們雖然以儒家為基礎,但不排斥其他思想,比如道家、佛家,甚至諸子百家的內容也吸收。這在宋代的學術氛圍里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因為宋代整體的學術氛圍其實是相對排他的,特別是理學興起以后,大家開始強調“純化儒學”,像程朱理學就是要把儒學提純,把“雜學”清理出去,盡量去除外來的影響。但蘇軾他們不這樣,他們不僅不排斥,還主動去吸收各種學派的思想,他們也重視史學、重視文學,這些都是他們和程朱理學那一派很不同的地方。
朱之蕃《東坡笠屐圖》
理學家們覺得,搞學問應該追求終極真理。而文學、史學這些東西,是妨礙“正經學問”的。他們的態度就有點像我們小時候在課堂上偷偷看小說,結果被老師批評“你應該去看課本,不要浪費時間”那種感覺。而蘇軾他們這派人反而認為,文學和史學不僅重要,而且是表達思想、理解社會的重要手段。
所以,蘇軾最出名的其實不是他的學術成就,而是他的文學才華。哪怕是他寫的那些議論文、史論文章,很多時候也是用非常文學化的方式來表達思想的。他們這一派的學者,也往往在文章里展現出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并且通過史學來介入現實政治。這種風格在四川其實很有市場,因為四川本來就沒有特別強的理學傳統;所以蘇軾的這一套體系在四川影響力很大,追隨者也不少。但如果放在全國范圍來看,他們并不是學術的主流,最終歷史的贏家還是程朱理學。
在南宋初期,蘇軾學派在官方的認可度甚至比程朱理學還要高,比如宋孝宗就非常喜歡蘇軾。但到了南宋中期以后,理學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朱熹他們花了很大力氣,去從理論上批判、否定蘇軾的學問,認為蘇學“不夠純粹”。換句話說,理學要想徹底確立自己的正統地位,首先就得把蘇軾那一套儒學體系批倒批臭。
所以蘇軾的學派,在南宋中后期的官方認可度開始下降,雖然在民間仍然有影響力,但終究沒有成為主流。不過,四川的學術特點也不僅僅是“蘇學”,還有一個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史學發達。書里也專門提到過,宋代四川出了不少重要的史學家,而且他們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特點,就是喜歡通過寫歷史來參政議政。 四川的史學家不僅僅是做學問,而是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們會通過史書,為當時的朝廷提供政策建議、批評時政。你可以把他們理解成“用歷史研究做政治評論”的一批人。
所以,宋代的四川,在學術上有幾個很有意思的特點,首先,以蘇軾為代表的學派,重視融匯百家,不排斥佛道思想,也重視文學、史學。其次,四川出了大量史學家,他們通過寫歷史的方式來介入現實政治。這些特點既和四川的文化傳統有關,也和四川的政治邊緣性有關——很多四川士人無法在仕途上取得成功,就把精力投入到史學研究中。
如果從整體來看,四川的學術風格和程朱理學的那種純粹“理性化、系統化”的模式不同,它更偏向文學化、歷史化,也更關注現實問題,而不是純粹的哲學探討。這就決定了它在理學占據主流后,會逐漸被邊緣化,但在地方社會和學術圈里,依然有它的影響力。
不與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
黃博 著
新銳歷史學者黃博力作,重回宋朝!
帶你領略宋代四川的獨特魅力,
不一樣的王朝史書寫,
重新理解帝國政治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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