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化學細菌戰部隊，是特指關東軍在侵略中國期間，設于中國東北的兩支部隊——七三一部隊和一00部隊。七三一部隊設于哈爾濱市中心南部約二十公里的地方，以平房(地名)附近為據點；一00部隊設在長春南邊十公里處的孟家屯。兩者都是極隱密的從事化學細菌作戰的部隊，在中國領土上，以中國人(還有少數外國人)為試驗材料，以中國為試驗場，集日本當時最優秀的醫師和科學家，從事非人道的生體試驗，并進行毒氣和細菌作戰。

但是，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日本侵略者炸毀其化學細菌部隊的據點，其中有關生化作戰的資料流落他國之手。英、美、蘇等國都知道日軍在中國使用毒氣和細菌作戰，我國近年也有許多學者去探究這一段史實。

日本化學細菌戰部隊的成立

石井四郎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的醫學博士，在京都陸軍醫院服務。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0年奉日本陸軍省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大佐之命出差歐洲。石井去歐洲名義上是視察各國的軍事醫學，而真正的目的卻是調查當時德軍秘密進行的細菌武器的研究。可見日本陸軍部要將各種細菌武器訴諸戰爭的構想，早在石井出差之前就有了。

一九三一年秋，石井返回日本，其時正逢九一八事變爆發，石井提議在中國東北設立細菌戰部隊。他曾對七三一部隊負責人表示：日本沒有充分的五金礦藏資源及其它制造武器的原料，所以務必尋求新式的武器，而細菌武器便是其中一種。在這方面日本不能落后。

在日本宣布建立偽“滿洲國”之后的一九三二年八月，日本陸軍軍醫學校依石井四郎的建議，設置防疫研究室，然后，將這種“防疫”研究推展到我國東北。一九三三年在哈爾濱東南的濱江設立“關東軍防疫班”，匿稱“加茂部隊”，因歸石井領導，又稱“石井部隊”。一九三六年該“防疫班”擴大為“關東軍防疫部”，由石井任部長。一九三八年，關東軍將該部遷至平房附近，將三屯、四屯、五屯地帶，建成日軍化學細菌戰部隊的據點。翌年，為了掩人耳目改稱“東鄉部隊”。一九三九年六至九月，日軍和蘇聯軍隊在中蒙邊界發生兩次武裝沖突，在第二次沖突中，日軍開始使用細菌武器，“防疫部隊”在作戰區用細菌污染了哈勒欣河。

一九四0年五至六月，日軍在寧波又實施了細菌戰。八月，“關東軍防疫部”改稱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同年十二月，又增設牡丹江、林口、孫吳、海拉爾四個支部，擴大細菌戰部隊。一九四一年八月，設在平房的細菌戰本部和這四個分部的代號分別改稱為：本部滿洲第七三一部隊、滿洲第六四三部隊、滿洲第一六二部隊、滿洲第六三七部隊和滿洲第五四三部隊。

一九四0年夏天的“寧波作戰”中，石井四部指揮部隊用專用的“特別細菌派遣隊”飛機，空投帶黑死病菌的跳蚤。翌年夏天，又用同樣方法，由太田澄大佐等四十多人在常德空中灑下這種帶菌跳蚤。一九四二年，日軍在浙贛作戰時，由石井親自率領，用傷寒、副傷寒細菌污染水源，并在給俘虜食用特制的帶菌饅頭后予以釋放。

一位七三一部隊隊員曾證實，該部隊已掌握黑死病菌的保存和干燥技術，所制造出來的病菌，比一般黑死病菌強六十倍，同時，他們也在研究黑死病菌的雨化技術，制造陶器細菌炸彈，大量繁殖吸血和污染力最強的跳蚤。據稱，光是黑死病菌就制造了將近二十公斤，連同貯藏及干燥的病菌，竟有百公斤之多。僅當時由田中領導的“昆蟲研究班”，就有四千五百個跳蚤養育器，數日就可生產出一億只帶菌跳蚤。

日本戰敗后，細菌部隊雖已瓦解，但隨著其營地建筑物被炸毀，大量帶菌鼠和跳蚤四處逃竄，傳播病毒，致使從一九四五年冬天到一九四六年春短短的幾個月內，平房及附近地區全部為猛烈的黑死病所襲，義發源村平均每日有十人死亡，最后四百戶人家全部遭難，無一幸免。

日本化學細菌戰部隊的組織及試驗

七三一部隊戒備森嚴，設有專用機場，“凡擅自飛到該部隊上空的飛機。不論敵友，一概擊落”。該部隊中有將近三千人的研究員、技師、技工等，絕大部分來自日本國內的大學醫學部、醫科大學及各研究所。該部隊還擁有最新技術和高性能的設備。

這個部隊設五個部，各部的任務大致如下：

第一部(研究部)：研究并培養最利于細菌戰的最有效殺人細菌。

第二部(實驗部):將第一部選出的有效細菌，在活人身上作試驗，爾后加以鑒定。同時制造散布細菌的媒介物，如炮彈、特殊散步器及帶菌跳蚤。該部擁有四千五百個跳蚤養育器和裝備特殊器具的飛行部隊。

第三部(防疫給水部)：從事軍事用給水事務。

第四部(制造部)：將試驗中選出的細菌迅速加以繁殖。該部擁有頗具規模、性能精良的設備，一個月可制造出三百公斤的黑死病菌。

第五部(教育部)：培養指揮細菌戰和使用細菌武器的“人材”。

日細菌部隊稱供試驗用的活人為“丸太”(圓形木材之意)，視活生生的中國人為任意處置的木料，在活人身上作黑死病菌、霍亂菌、傷寒菌、炭疽病菌等的感染試驗及各種生物化學和醫學試驗，手段極其殘忍。其方法主要有：

1·用活人試驗氫酸化合物的最低致死量。

2·因入侵我國東北的日軍有不少凍傷，于是將中國人凍傷后，研究凍傷原理、治療，細菌感染、最適溫度等。

3·讓活人吸入大量的煙、瓦斯，觀察肺的變化；給活人灌入腐爛物及毒物，觀察胃的變化。

4·將活人炸傷，強制其傷口感染壞疽病菌，觀察并詳細記錄器由發病到死亡的過程。

5·將活人用手槍、手榴彈或角鈍器擊傷，觀察傷口，制作標本。

6·將活人關入裝甲車，引燃一千度以上的高熱火焰，以試驗陸軍發明的燃燒劑和火焰放射器，受害者均被活活燒焦。

7·用活人試驗三八式步槍的穿透性能，看同時可擊穿幾人，及距離、穿防寒服與否等的人數。

8·解剖活人甚至孕婦，“采集標本”。

9·在活人靜脈內注入空氣，觀察其身體各部器官變化及死亡的過程。

10·將活人倒掛，計算其致死的時間和身體各部位器官的變化。

11·將活人放在巨大的離心器上高速旋轉，至其死亡，然后解剖觀察。

12·用活人作饑餓和干渴試驗，計算其無水、無食物情況下致死所需要的時間。

13· 將活人的腦殼剖開，觸刺腦的各個部位，觀察身體的哪一部位有反應。

14· 將尿或馬血注入活人的腎臟。觀其反應，并作榨血試驗，看被抽多少血后致死。

15·利用活人作X射線長時間照射的試驗。

16·利用活人做各種預防疫苗的試驗。

17·將活人浸泡在開水中，逐漸增加水溫，觀其燙傷的部位、程度及與生存的關系。

18·將活人固定于電椅上，緩緩增加電流，觀其如何體克。也作打雷試驗，將活人在瞬間內電擊得遍體焦黑。

日本戰敗時細菌部隊的收場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已定。日軍匆忙再次將七三一部隊改稱為二五二0二部隊。“關東軍司令部”接到了日本陸軍省責成增加細菌武器生產的指令，司令官山田乙三即將這一指令轉達石井四郎，自此，日本的細菌戰部隊結束了試驗階段，轉為為細菌戰作準備的生產階段。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紅軍向在東北的日軍展開了強大的攻勢，日本細菌戰部隊頓時陷入一片慌亂之中。一旦地處平房的本部落入蘇軍之手，物證、人證俱全，全部隊員都將成為戰爭罪犯。為此，“撤收作戰會議”在這個魔窟緊急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后，石井四郎下令解散部隊，“家屬即刻開始撤退，部隊長則聯絡列車，指揮各支部撤退。”

關東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和村知勝曾供稱：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或十日，總司令山田鑒于軍事行動業已開始，決定把培養細菌的一切實驗室和貴重設備完全銷毀，并將該部人員撒往朝鮮漢城。命令下達后，由當地工兵協助，把這些部隊所有的建筑物都炸毀和破壞了。

這時，石井四郎一面設法將該部所有的人員、資料、菌種、文件等帶回日本，一面下令要在“殺害所有丸太之后，緊急撤退”。

“丸太”，本是細菌戰部隊不可缺少的試驗“材料”，但現在若生還，將成為日本細菌部隊血腥罪行的人證。從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起，石井就下令開始以注射氰化物毒殺他們。七三一部隊將活的“丸太”三百多人兼入密閉室，用毒氣毒死，將以往從活人身七取下的標本，連夜投入松花江。此外，將所有為他們服務的人，包括翻譯、苦力、勤雜工等全部槍斃，尸體焚燒、掩埋或投入松花江。

八月十一日，七三一部隊的撤退列車開始出發，至十五日陸續開出十五班次，每班二十節車廂。細菌部隊撤退的列車，被關東軍總司令部視為特別機密的軍用列車，途經車站警衛森嚴，保障其最優先的通過權。逃遁的列車于八月中、下旬抵朝鮮釜山，然后乘船返日。這些船于八月十八至二十五日陸續抵達日本港口。

船到日本港口后，全體七三一部隊的隊員都接到如下三條命令：

一、返歸鄉里之后，隱匿曾在七三一部隊最役之事實及軍歷；

二、不就任任何公職；

三、嚴禁隊員相互聯絡。

這一命令，在戰爭結束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約束著細菌戰部隊的大部分隊員。

美國掩蓋日本生化部隊的事實

從日本戰敗看，石井雖然嚴令部下嚴守部隊的秘密，自己卻積極地向美方提供生化戰的資料，圖謀借此保住性命。

石井在日本戰敗后，即在東京新宿區的若松町，利用陸軍殘留的建筑物，經營旅館業，至一九四五年冬，才被美國占領軍傳訊。

在將要召開的遠東國際軍事裁判會上，蘇聯曾要求調查并處罰七三一部隊的部隊長石井四郎及其屬下的骨干分子。但是，石井早已將秘密帶回的七三一部隊有關資料提供給美軍，以謀保身免訴。美國軍方獲得大宗當時世界最新的紐菌資料后，立即釋放關在上海俘虜收容所中的北野政次(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間的七三一部隊部隊長)，悄悄將他遣送回日。

在石井受訊問之前，石井和北野曾進行過一次長達一整天的秘密會談，通過交換意見，統一了出庭答辯的口徑。結果，美軍總司令部當局只在形式上加以訊問，給蘇聯的答復是： “石井四郎以下的人員已去向不明，石井也算不上什么戰犯。”后來，美方又提供一間由東京的四谷海軍宿舍改裝而成的“美軍慰安設施”(娼妓館)，讓石井一邊經營，一邊整理由平房帶回的七三一資料。

依照華盛頓當局給東京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的電報，美國于四月五日派陸軍部代表化學部中校費爾博士和獸醫部中校湯姆遜博士二人，去日本尋訪七三一部隊首腦。因為這些專家可以評價細菌戰資料的價值。兩人于五月六日從東京向華盛頓發機密電報，透露美國情報部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已經開始訊問石井四郎。石井招認已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毀滅了四百公斤的千制癰細菌。石井還說，如果以文書的形式保證他及其部下可以免除戰犯追訴，他愿意將細菌作戰的細節資料提供出來。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檔案，美軍對石井四部的訊問，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起，延續了約二年時間。這些偵訊的記錄，都集中在美軍總司令部的參謀第二部(G Z)，即諜報部部長威洛貝手中。據說當時美軍總司令部內部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有過激烈的爭論，與華盛頓電報往來頻繁。

到“東京裁判”時，依照當時的審判手冊，一切有關戰犯的資料，都應送到首席檢查官季南手里，而季南卻將一切有關細菌戰的事實，都掩蓋起來。美軍為何要庇護石井四郎，可以從當時的歷史文件中得到了解和證實。一位美國記者鮑威爾，從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到秋天，在美國國立公文檔案館進行有關七三一部隊公文檔案的查尋研究工作。他發現了一份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華盛頓統合參謀本部拍給正在東京的麥克阿瑟的電文，其中部分內容如下：

蘇聯訊問石井將軍、菊地、太田兩大佐有關細菌戰之事，必須在總司令部最高司令官之下進行，且唯有在以下條件下方被許可……

這一電文中“總司令部最高司令官”指麥克阿瑟，“石井將軍”指石井四郎，“菊地大佐”為七三一部隊第一部部長(細菌研究部長)。“太田大佐”為第一部脾脫疽研究班班長太田澄，他兼指揮細菌戰實戰的第二部長。

電文中還說：

a．在蘇聯進行訊問之前，菊地、太田兩大佐要先由美國要員接見調查，為了協助閣下，已盡速準備派遣經陸軍省特別訓練的代表，令其擔當美國先行訊問之任務，并監視緊接著將舉行的蘇聯訊問……

b．在先行訊問中，若有認為不宜讓蘇聯知曉的重要情報，應指示菊地和太田，不得泄露該情報與蘇聯。

c．在蘇聯進行面對面的訊問之前，應明白告訴日本的細菌專家，不得說出美國已先行接見調查之事。

該電的目的，無疑是要將一切有關人體實驗及細菌戰的重要情報和資料都歸美國所有。

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麥克阿瑟的法務局局長卡本特上校，以極機密電報向華盛頓報告，對日本細菌戰的可靠性提出懷疑，同時提出在沈陽被俘的美國人也曾被進行細菌試驗。但他又表示，這并不說明石井一伙必須以戰犯起訴。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美國學者魏特博士和史杜布里費德，在一件致美國陸軍部和國務院官員限定閱覽的備忘錄里說：日本細菌戰部隊的情報，只有一小部分落入蘇聯之手。因此，為了美國的“國防利益”和“國家安全”，應避免對石井等人公開裁判。并說，石井和他的同僚完全“跟我們合作，正準備龐大的報告書，并同意提供在細菌試驗中，從人類和動物身上弄到的八千張切片幻燈片。美國學者還說： “人體試驗比動物試驗要好。”

基于利害關系，美國嚴防石井一伙落入蘇聯手中。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美國務院在致麥克阿瑟的一封密電中發出詳細指示：

一、總司令官對石井及其他有關的日本人均不可給予任何承諾，盡可能的繼續收集更多的細菌戰情報。

二、所獲得的情報，事實上將列為諜報管道。除非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裁判上已無法掩飾美國之做法，石井等人的犯罪證據已昭然，否則應持續目前的情報收集工作。

三、雖然不對石井等承諾使其免除戰犯，但是美國當局基于安全保障上的考慮，對石井及其同僚，不追究其戰爭犯罪之責任。

一九四七年十月，美國國防部派遣陸軍細菌化學戰基地底特里克堡研究所的兩名高級細菌專家——希爾博士和維克特博士，到日本評估石井提供資料的價值，他們至少訪問了十九名日本的細菌戰專家，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向美國陸軍化學戰團魏特將軍報告說：

石井部隊的資料，是日本的科學家花費好幾百萬美元的經費和長年研究的結果。這種資料關系到人體試驗，是我們自己的實驗窒所不能得來的。這些資料的獲得，總共只支出二十五萬日圓(約合當時七百美元)的數目，跟實際研究的花費相比，真是太便宜了。

希爾二人因此為石井等人請求免罪，并感謝美軍總司令部諜報部長“威洛貝準將全心全意的合作”。

現在在美國底特里克堡的“美國陸軍傳染病研究所”中，保存有最完整的有關日本細菌戰部隊的資料。美國防部五角大樓中，還保管著費爾報告和湯姆遜報告，這是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間審訊石井四郎等七三一部隊軍官的報告書。

一九二五年的日內瓦議定書，特別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毒氣和細菌作戰。此議定書由四十八個國家簽訂，而拒絕批準此議定書的只有兩個國家，即日本和美國。難怪美國對日本的細菌和化學武器表現出那樣高的熱忱。

日本做生體試驗主要是以中國人為對象，而蘇聯人只是少數。在毒氣或細菌戰的實地運用上，日本也是以中國為試驗場，并將之用于對中國的戰爭中。在蘇聯的哈巴羅夫斯克裁判席上，日本犯人供稱，對蘇聯實施細菌戰僅止于謀略，尚未實現就已戰敗投降。

日本戰敗后，蘇聯力爭訊問七三一部隊重要人物，在裁判席上，也極力聲討日本化學部隊的罪行。但是在東京裁判時，中華民國派遣的法官卻一言不發。聯合國對日理事會(美、英、中、蘇四國組成）的中華民國代表，在開會時竟“毫無表情”，從未為中國人講一句公道話。這足以引起我們對歷史的回顧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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