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海帆
剛上大學的時候,我經常能收到一個人的來信。一次,同學李群去傳達室取得信來,面帶幾分羨慕的表情問我:“是你女朋友吧?”我極力否認,他指著信封上的落款“證據確鑿”地逼問:“還不好意思承認?你看上面都寫了,梅萍寄,你女朋友叫梅萍!”一時間弄得我還滿臉通紅、啞口無言,是啊!梅萍本來就是個女人的名字嘛!
不過,這人卻是個十足的爺們兒,他是我師傅,也是我這輩子唯一真真正正的師傅!
1977年,高中畢業留城待業的我有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九江市郵電局電纜班當了一名電纜外線工。雖說那時候郵電局是國企,但是,學習工作技能還沿襲著傳統手藝人師徒制的模式,由師傅手把手教,所以,梅萍既是我們的班長也是我的師傅。
九江郵電局在甘棠湖旁
梅師傅是湖北黃梅人,說話一口湖北口音。他是如何從黃梅來的九江他從沒提過,我也沒問過,那時候,我才18歲,見著師傅還有幾分緊張,別說問他私人問題,連話都不敢多說。
本來,我的愿望是想去郵電局“比較好”的部門如電報室、長話科等,但那個時候郵電局還是“半軍事化”單位,所以,雖然我也是“郵電系統”的子弟,但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進入這些“保密科室”,只能去遠離“核心部門”、工作地點在室外和野外、工作強度較為粗重的外線班,因此,當時進組的時候,心里并不舒坦。
當時我個小、瘦弱、戴眼鏡,按身體條件是不太適合干這個工種的。我們班的其他師傅和師兄看上去個個高大威武,有的能騎自行車單肩扛兩架8米長的竹梯穿街走巷,有的轉動電纜大盤跟轉風車似的,有的掀起幾十斤重鑄鐵的電纜井蓋就像打開一個月餅盒,像我這樣肩不能挑、沒幾兩力氣,且一爬上電線桿就直哆嗦的“菜鳥”進組的時候,真不知道今后該怎么混下去。
高空作業是常態
和電報、長話還有郵遞組那些長發飄飄的姑娘以及文質彬彬的技術人員比起來,我們外線組的工人看上去都是十足的“粗人”。但是,我們的工作卻要求我們是“粗中有細”的人。電纜班分管著全市的通信電纜架設和維修及維護,保證著各單位(那時還很少人家里有電話)電話暢通。從具體的工作來說,我們要有很高的接線、封焊技術,所以,我們也是“手藝人”。
梅師傅不算是“粗中有細”,因為他根本就是一個細致的人,從手藝上來說,他接線速度快、包扎平整、焊接技術天衣無縫,做出來的每一個接頭都像工藝品。他曾參加過省里郵電系統的職業技能比賽拿過冠軍,業務是沒得挑的。從管理班組和帶徒弟來說,梅師傅也是個心細的人,他熟知組里每個人的體力和智力以及動手能力的強弱,按此他可以給每個人安排適合的工作,可以說,在他手下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特點,因此,他也獲得全組工人的尊重。
現在的通信電纜比原來的容易連接
我的條件和動手能力梅師傅一目了然,他見到我就說:“你是我們電纜班解放以來第一個高中生,雖然有點文化,但動手能力太差。”所以,在看過我笨手笨腳的接線動作和封焊高低不平的接口之后,他給我安排了最適合我干的工作——加熱去潮的蠟和給電纜里面充氣,于是,我騎上單位發的綠色自行車,帶著爐子、木柴和打氣筒上崗了。
用燒開的石蠟澆在繃帶扎好的電纜接頭上,可以讓電話線之間沒有縫隙還防水,保證絕緣和避免串線。“燒臘”說起來是個工作,實際上就是支起爐子,架上裝有凝固的石蠟的鍋子,之后用汽油噴燈點燃柴火,在街上煙霧繚繞地燒起來,一直將蠟燒的融化、沸騰。
那時候,我這個“光榮的”郵電工人整天在街上燒臘,有中學同學路過的時候都會問我一句:“你怎么在街上燒飯吃啊?”我還一臉驕傲:“這是我師傅教我的技術。”同學聽了哈哈大笑:“這也叫技術?”
除了燒臘,我另一項主要工作就是給通信電纜內“充氣”。電纜線路太長,而電纜內又需要保持均衡壓力的氣體以保證通信線束之間的絕緣,所以,一些遠離市局的電纜就需要靠人工往里面充氣。此工作和給自行車打氣的工具和動作完全一樣,只不過自行車輪胎一般打上個100次就可能夠壓力了,而我每天可能要打上1萬次,超不多相當于給上百輛自行車充氣。
于是,每天我就在街頭巷尾、山坡田野腳踩氣筒的固定環、手提充氣把手,仰看著蒼天,上下往復地做著同樣的動作,直做到雙臂麻木、腰酸背痛、昏天黑地,以至于很多年之后見到充氣筒都不想再碰它。在給電纜充氣的時候,我想起了同學的話,感覺到現在干的工作“確實沒學到什么技術”,所以,到后來,就會一邊打著氣,心里一邊泄著氣。
我的工具,當時這種帶增壓的氣筒剛剛出現
梅師傅是個細致的人,什么都逃不過他的眼睛。見我收工回到局里的狀態,他就知道我不滿足于只干燒臘和打氣這兩項“高技術”的工作。他叼著煙,不緊不慢地對我說:“電纜班就是干粗話的,即使你那些技術很好的師傅和師兄這些活也得干。”他看著門外下班的穿著干凈的“重要部門”的職工說:“我們是郵電局真正的工人,局里的粗活、累活都找我們,包括有同事家里死人了抬棺材也找我們,因為我們有力氣。不過……”他停頓了一下,從工作臺下面拿出一個盒子:“畢竟現在干‘四化’,我們的技術也要現代化,而你是高中生,這些現代化的儀器就需要你來掌握。”說著他打開盒子,拿出里面的一個嶄新的儀表:“這個是最新的電纜漏氣測試儀,它可以準確地找到電纜中的漏氣點,這個交給你來學,學會之后就由你來使用,說實話,這上面許多開關和儀表我看著也有些頭暈。”
我有點喜出望外,雖然我很難在手藝上趕上我那些師傅和師兄,但是,我卻掌握了他們“比較難以掌握的”技術,我!終于干上技術活了!很快,我就搞清楚了這種儀表的使用方法,帶著它出門“查線”去了,一邊干還一邊嘟囔:“知我者,梅師傅也!”
用這種新儀器查線的時候,我肩上背著設備、手中舉著5、6米長的探測頭,頭上戴著耳機,“全副武裝”的樣子經常引來路人的觀看,他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而我也故意裝著沒看見他們“圍觀”在那里邊工作邊“耍酷”,我聽到他們最多的議論是:“咦!他怎么啦!拿個桿子對著天,沒病吧?”還聽到有人說:“這人跟鬼子工兵探地雷一樣!”這些議論傳到師傅們的耳朵中,于是在我每天收工回組的時候他們就會開著玩笑說:“鬼子工兵回來了!”雖然如此,我卻很開心,因為這是我才能掌握的“獨門絕技”,從內心來說,我很感謝梅師傅把這個機會給了我。
我很珍惜也很得意自己有這門技術,很想好好干下去,所以我每天工作很積極,也查出了不少故障,我以為,我會這樣一直下去,直到成為一名技術過硬的“電纜老師傅”,但是,1977年恢復高考,讓我的心思活動起來,我不能干一輩子工人,我得參加高考,我要上大學,這是我當時強烈的愿望。
但是,我這個愿望立刻遭到了梅師傅的“無情打擊”,得知消息后,他當即就對我說:“想從我這離開?不行!”接著他跟我定了規矩:上班期間不準看數理化和其他復習資料,不準請假復習,晚上的政治學習不得缺席。那時候,每周上6天班,每天8小時加上每周還有4個晚上要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梅師傅的規定就等于告訴我:你想考大學?沒門!不過,在“嚴厲打擊”之后,梅師傅又笑瞇瞇的說:“想上大學找我嘛,這不,我已經給你報名了,咱們上中國郵電大學!”我聽完當時還有驚喜地問了一句“真的啊?!不用考嗎?”心想我這師傅真是為我著想啊!還沒來得及說謝謝,梅師傅就又補充了一句:“函授!函授!我也準備報名!”
那時一周四晚學習這本書
在恢復高考的頭幾年,盡管有通知說任何單位任何人不準給有資格參加高考的人設置障礙,但是,許多單位的一些“土政策”還是將不少人擋在了大學的門外,我身邊也有一些同學遇到了和我一樣的情況,于是,我們就互相“交流經驗”,最后,都采取了和單位領導以及直接上級周旋的策略。
我的策略是:在局里上班復習政治,“學習政治”梅師傅“不敢”說我。在跑外線和下班后看“數理化”。然后,將我要考大學的事告訴每天帶我出門的梁金彪師傅,梁師傅曾經是我鄰居,是大哥,很支持我,還給我打掩護,到高考前一段時間,還讓我早上到局里領了工具之后,回家看書,下班時再和他約好地點一起回局,造成我工作了一天的假象。按此策略,我的復習在“運動戰”中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當年我經常看著這景色在湖邊復習
這回,心細的梅師傅沒有任何察覺,他還照舊像往常一樣給我布置工作,還詢問我“函授大學”的作業交了沒有,好像他就是郵電大學的教授似的,我一邊搪塞著他,一邊心里洋洋得意:終于有你抓不住我的時候!因此,當我將錄取通知書交到梅師傅手中的時候,我還有點勝利者的感覺。
梅師傅看了通知書之后,沒有生氣,沉默了好一會才說:“你這幾天別上班了,星期五到單位來!”梅師傅的態度讓我感到了巨大的不安,我認為,以他在局里的“老職工”的資格,他肯定會去局里請求讓局里不讓我去上大學,誰讓我是電纜班“解放之后第一個高中生和這個班組中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呢?”
心里七上八下了好幾天,父母也跟著不安心。終于到了星期五,我踩著那輛跟了我1年多的、象征著郵電工人“優越感”的“二八”綠色自行車到了單位,組里的人全都到齊了,大家都在抽著煙,梅師傅面色凝重,我心想“大事不好!走不了了!”
梅師傅發言了,他上來就說“我是舍不得小孫走的,但是我要祝福他,他能考上大學,是我們電纜班的驕傲!”說完,他帶頭鼓掌,大伙也為我高興,鼓起掌來,而我此時心頭卻涌出許多的不舍。
1985年,我剛在電視臺學會做節目,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的梅萍師傅、梁金彪師傅、胡宗國師傅、戶才東師傅、鐘安南師傅和電纜班的陳九虎、唐杰等弟兄,在征得部主任張景春同意后,我和同事李小舟、李京成去九江,拍攝了反映梅師傅和我們班組的工作和生活的專題片《我們是電信工人》,這是郵電工人第一次以專題片的形式出現在中國的電視熒屏之上,我終于用我自己的“新技術”報答了梅師傅和伙伴們,片子當年還獲得了省里的評比二等獎。
1985年拍攝專題片《我們是電信工人》時電纜班弟兄們合影,譚杰師傅(左一)、電視臺燈光李金城(左二)、胡宗國師傅(左四)、梁金彪師傅(左六)、戶才東師傅(左八)、我(左九)、李小舟編導(左十)、蔣師傅(左十一)、鐘安南師傅(左十二,已去世),梅萍師傅不在照片中。
我和編導李小舟(右一)正在拍攝在電纜井中工作的梅師傅
我和同事編導李小舟(右一)、燈光李京城(右三)在拍攝現場,背后是運送電纜的汽車。
很多年后,我在九江又見到已經退休的梅師傅和我們班組的部分弟兄,梅師傅身體健康,喝酒不多,在酒桌上他指著我跟梁金彪師傅笑著說說:“當年金彪帶著小孫出門,偷偷放小孫回家、復習,別以為我不知道!”,我和梁師傅都很吃驚:“啊!你原來知道啊?”梅師傅笑著說:“你們以為出外線我就看不見了?我也有自行車!”
(注:本文是一篇舊文,梅萍師傅已經于前幾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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