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中國抗戰》編寫組，東方出版社出版

1931—1945年的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性的全面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本書以大量的權威檔案資料為基礎，堅持14年抗戰史觀和大歷史觀，對中華民族的浴血奮戰以及抗戰中的許多重大歷史問題進行全景式的描述，準確精當地重述了那場影響中國人命運的戰爭，全面展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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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五三慘案的發生極大地激化了中日之間的矛盾，兩國從相互惡感逐步走上戰爭。從這個方面說，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既是濟南五三慘案發生的背景，也是中日關系日趨緊張并最終訴諸戰爭的一個因素。

濟南五三慘案紀念碑。圖源：視覺中國

1927年，廣州國民政府主導的北伐持續推進，進入江浙地區。在此期間，蔣介石獲得了金融資本家的大力支持，并在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影響下，與共產黨決裂。共產黨從聯合北伐的合作伙伴變成蔣介石、國民黨“討伐”的對象，不得不退出城市，回到農村，逐步建立革命根據地，等待時機，等待大格局的改變，重返更大的政治舞臺。

由于北伐的訴求就是顛覆1912年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重建一個孫中山及革命黨人所給出的政治架構，因而自北伐開始，國民政府奉行的“革命外交”路線就不同于北京政府的“修約外交”。北京政府雖然并不完全認同近代以來中國和外國所達成的全部協議，但對這些外交協議，一直采取與各國談判協商的方針，承認這些條約的簽訂有歷史的原因，對于不合適的條款，尊重歷史，尊重國際通行規則，逐步修改。

反觀國民政府，在國共合作后，孫中山的思想主軸是團結國內外各種力量，對內打倒軍閥，對外反抗帝國主義。他們將近代以來的中國外交描述成備受列強欺負，被動、被迫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因而要求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人的種種束縛，包括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的主權、爭取關稅自主權、恢復司法獨立和終結領事裁判權、掌握內河航運權、驅逐外國軍事基地并收回駐扎權，以及收回先前委托外國人管理的郵政等關鍵權限。在孫中山及革命黨人看來，這些都必須收回，不論外國人是通過什么方式獲得的。

“革命外交”就是以革命的方式解決近代以來形成的所謂條約體制，不必顧忌過去這些條約所形成的歷史條件、慣例，運用大膽而激烈的手段，憑借強大的民間輿論，強行將過去的條約或廢除，或修改，只要合乎他們所以為的中國利益。更進一步的目標，則是修改國際規則。用留學過歐洲的國際法學家周鯁生的話說，“革命外交”的根本要義就是要“打破一切傳習成見和既存的規則”，甚至“對于既存的國際規則、慣例或條約的束縛，都要一概打破”。“革命外交”就是不要再那樣文質彬彬，溫文爾雅，由職業外交官進行和平交涉，而是要“利用民眾勢力”采取主動攻勢，“遇事生風”，“小題大做”，簡言之，就是“流氓式外交”，而不是紳士式外交。按照這樣的原則，北伐軍在進軍途中，確實做到了一路走一路收回主權。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清朝簽署的條約，北伐軍一律以武力、實力推翻或者收回，諸如海關附加稅，九江、漢口英租界等，都是這個時候回到中國手里。

“革命外交”是一個偉大的舉措，其本質是愛國、正義。但同時應該看到，“革命外交”所要顛覆的是華盛頓體系，因為華盛頓體系成立的前提就是中國承認之前與各國的條約繼續有效，尊重、保護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革命外交”不再顧及《華盛頓條約》，這顯然有損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

北伐軍及后來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遭到了帝國主義的抵制，但畢竟時代不一樣了，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與新政權南京國民政府過分糾纏。世界足夠大，他們可以去開拓更多的地方。何況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者是江浙地區的資本家，內部的高官尤其是財經高官，相當一部分來自歐美名校，因此他們相信，南京國民政府遲早會接納、容忍國際資本的進入。

淞滬抗戰期間十九路軍迫擊炮陣地。圖源：視覺中國

但中國的近鄰日本不像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那樣。近代以來中日關系雖然跌宕起伏、時好時壞，但總體而言，中日兩國的經濟聯系因地緣遠大于歐美諸國。甲午戰爭以后，日本軟硬兼施，先后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其中最為突出的，莫過于日本人一直念茲在茲的所謂“滿蒙權益”。包括旅順港和大連灣租借地、“南滿”鐵路經營權及其附屬地租期，以及治外法權、關稅自主等方面。中日之間原本就存在不同的想法，而“革命外交”的刺激，讓這些不一樣的想法持續擴大。

1929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司法院副院長張繼赴日談判治外法權撤廢，日本以各種利害加以拒絕，提出中國連年內亂，中央權力不彰，司法官本身的素養嚴重缺欠，學識與才能均不具備，貿然撤廢治外法權，在沒有司法獨立的中國，司法官為了保留自己的地位，勢必迎合官吏，在中國的外國人自然會對法治環境感到恐慌。

至于“滿蒙問題”，日本政府更不愿意與中國方面進行討論。不論是“關東州”的租借，還是“滿鐵”的權益與管理，日本都認為原有條約必須維持，根本不存在國民政府提前收回，或修改條約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中日之間另一個爭議焦點是關稅自主權。1928年前后，美、英、法諸大國相繼接受了國民政府的要求，陸續歸還了關稅自主權，唯日本一拖再拖，無意解決。20世紀30年代初，中日兩國談判代表就此進行磋商，日本政府原則同意了中國政府重訂關稅協定的要求，但在議定關稅的商品種類方面設置了許多新的條件。經過極為艱難的談判，中日達成新條約，日本同意將關稅自主權交還給中國，中國答應給日本最惠國待遇。

中日之間最大的難點還在“滿蒙問題”上，這是中日兩國走上戰爭的關鍵點。

日本是一個島國，自然資源、市場規模都很有限。明治維新讓日本獲得了巨大成功，那時的日本人就發愿要登上大陸，與歐美諸強競爭，稍后的甲午戰爭，以及日本刻意索要臺灣、遼東半島，其實就是要以臺灣為跳板踏上大陸，以遼東半島為起點，通過西伯利亞，抵達歐洲，進而真正完成“脫亞入歐”的宏偉目標。遼東半島后因三國干涉而歸還中國，但日本并沒有放棄通過東三省進入歐洲的戰略構想。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大勝，兩國簽訂《樸茨茅斯和約》，日本獲得了“南滿”鐵路經營權、遼東半島租借權，從俄國人手里奪取了相當豐厚的利益。

遼寧沈陽九一八紀念館。圖源：視覺中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日本肆意擴大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存在，在鄭家屯設立巡警署，制造鄭家屯事件，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其駐兵權。“二十一條”交涉之后，中日簽署《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日本由此延長了旅順港、大連灣以及“南滿”等鐵路的租借期限，獲得了在“南滿”租借土地經營工商業和農業等權力。然而等到北伐開始，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讓日本感到恐慌緊張，按照北伐軍在南方的做法，日本幾十年來在“滿蒙地區”所獲得的特殊利益將化為烏有。于是日本策劃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進而借著英美法等西方大國深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無暇東顧之際，制造柳條湖事件，即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此為由頭出兵占領中國東北大部分領土。更進而，九一八事變引發溥儀之“滿洲復國主義運動”，日本通過與溥儀簽訂所謂的議定書，獲取在中國東北無限期駐軍的權益。東北完全落入日本人手里，亡國危機突然籠罩全國，抗日救亡迅即成為中國政治最大的主題，十四年戰爭由此開啟，而八年抗戰也由此進行最積極的準備、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