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防衛(wèi)》這部劇，表面上看是一樁樁關(guān)于“正當防衛(wèi)”的案件審理過程，但真正講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在創(chuàng)傷與權(quán)力的夾縫中迷失自我。它不是簡單的律政劇，而是一部關(guān)于記憶、信仰和集體瘋狂的社會寓言。

劇中的人物幾乎都帶著傷痕生活，他們的過去像一道永遠結(jié)不了痂的傷口，時不時被現(xiàn)實撕開。江婷是個長期遭受家暴的妻子，她的反抗看似合理，卻充滿了設(shè)計感。她在家里裝攝像頭，故意記錄下丈夫施暴的過程，甚至在反擊時也刻意留下“證據(jù)”。她不是為了活命，而是為了讓人看到：一個女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復仇的。這種“表演式反抗”背后，藏著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她知道，只有讓整個社會看見她的痛苦，才有可能換來一點點正義。

段鴻山是檢察官，曾經(jīng)堅定地相信法律可以主持公道。可隨著劇情推進，觀眾發(fā)現(xiàn)他其實早就對這套制度失去了信心。他在聽證會上的表現(xiàn)，就像一場精心編排的演出。指著江婷身上的傷痕說：“這證明對方意圖致死。”光束在照片上移動，仿佛是在操縱真相本身。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都在告訴你：法律不是用來查明事實的，而是用來講故事的工具。

李沐風則是另一個極端的例子。他因為校園防衛(wèi)過當被判刑十四年，出獄后整個人已經(jīng)變了。他在監(jiān)獄里用牙刷柄雕刻微型法庭，法官席上坐著的是當年霸凌者的照片。每到深夜，他就對著這些小人兒自導自演庭審現(xiàn)場。這不是瘋了，而是他對司法系統(tǒng)最后的控訴——既然沒人愿意聽他說真話，那他就只能自己演給自己看。

劇中還有一個關(guān)鍵角色梅箏，她是江婷案的關(guān)鍵證人。但她也不是單純的受害者。她通過整容改變?nèi)菝玻瑓s在每次作證時穿上和當年被侵害那天一模一樣的衣服。她不是在回憶真相，而是在不斷重復那段痛苦的記憶。她的行為像是一種強迫癥，也是一種心理依賴——她需要那個受傷害的自己，來支撐她現(xiàn)在的身份認同。

這部劇最震撼的地方，是它把整個司法體系呈現(xiàn)得像一場集體癔癥。每個人都陷入了一種非理性的狀態(tài)，連本該冷靜的檢察官和律師也開始失控。有一場戲是“模擬法庭”，所有涉案人員要互換角色，江婷穿上檢察官的衣服去指控自己，段鴻山則要為李沐風寫辯護詞。就在那一刻，所有人都開始抽搐，像是某種壓抑已久的痛苦終于爆發(fā)出來。這不是身體的病，而是精神的崩潰。

而方靈淵這個角色，則代表了一種清醒的力量。她在翻閱舊案卷宗時，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個驚人的秘密：所有“防衛(wèi)過當”的判決時間，竟然都和財政撥款的時間完美重合。這個發(fā)現(xiàn)讓她開始懷疑整個系統(tǒng)的公正性。她冒險潛入檔案室，在一個塵封的保險柜里找到了一本密碼本，上面記錄著司法系統(tǒng)內(nèi)部的受賄名單。密碼，居然是《刑法》第二十條的條款編號——正當防衛(wèi)。

這場追查最終讓她看清了真相：所謂“正當防衛(wèi)”，有時候只是權(quán)力游戲中的一個借口。真正的正義，早就在一次次程序操作中被掩蓋了。

李沐風的終極反抗更是充滿象征意味。他在法庭上掏出珍藏多年的校徽，上面刻著被霸凌者的名字。當法官要沒收這個證物時，他突然咬碎校徽吞進肚子：“你們可以銷毀證據(jù)，但吞下去的傷痕永遠在流血。”這句話說完，旁聽席上一片騷動，鏡頭掃過那些面孔，每個人的表情都像是被什么擊中了一樣。他們也許不記得自己的過去，但那種相似的痛苦，依然深埋在心底。

這部劇還大量使用鏡子作為隱喻。審訊室里的單向鏡，照出的是辦案者的貪婪；更衣室里的全身鏡，映出的是檢察官內(nèi)心的恐懼；而法庭的玻璃幕墻，則折射出法律條文與人性之間的扭曲關(guān)系。鏡子不只是反射現(xiàn)實，它也在放大偏見、制造幻覺。

最震撼的一幕發(fā)生在段鴻山與李沐風對峙的時候。兩人隔著法庭的玻璃對視，水霧逐漸在玻璃上凝結(jié)，模糊了彼此的輪廓。那一刻，觀眾突然明白：所謂的正當防衛(wèi)，不過是權(quán)力機器運作時濺起的血滴。而他們，都是這場集體癔癥中的患者。

《正當防衛(wèi)》不是一部輕松的劇，它讓你思考，也讓你不安。它告訴我們，正義不是一條清晰的線，而是一個被反復涂抹的畫面。而我們每一個人，可能都是那支畫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