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檔首部全明星大片《醬園弄·懸案》（下文簡稱《醬園弄》）上映后陷入口碑票房雙低迷。這部投資超過3億元，集結章子怡、雷佳音、趙麗穎、楊冪等20余位明星的作品，上映前備受矚目，最終票房預測不足5億，豆瓣開分5.9，創下導演陳可辛職業生涯最低分。

《醬園弄·懸案》海報

電影真的這么差嗎？《醬園弄》在視聽美學與演員表演層面展現出相當水準，只是它在“導演表達”和“觀眾期待”之間確實存在“錯位”。影片試圖在歷史語境與女性命運之間建立深度勾連，讓時代成為理解女性處境的注腳，但多數觀眾更渴望一個戲劇張力強烈、張揚女性主體性的“殺夫”故事；全明星陣容本意是票房保障，卻因角色過多、戲份分散而被觀眾指責“為了角色加戲”，而明星粉絲為戲份和表演的撕扯亦反噬作品本身；拆分為上下部的敘事策略本意是提升節奏，卻因缺乏明確的高潮和完整性讓觀眾詬病“大型預告片”……

在電影行業上升期，這種“錯位”并非不可忍受，而在愈發嚴苛的電影輿論中，絲毫“錯位”的存在都可能讓電影在輿論中遭遇“滅頂之災”。這折射出中國電影當前面臨的一個共性困境，就像編劇宋方金所言：“電影現在陷入了最可怕的境況，表現在：一、似乎人人都帶著一種看過時物事的態度談論電影；二、群槽電影成了一種正確，看過沒看過都罵得理所當然義憤填膺；三、飯圈深度介入電影評價，引領風向；四、創作者進退失據不知道該怎么留住觀眾。”

“殺夫”故事，還是時代批判？

《醬園弄》改編自1945年上海一樁真實殺夫案。該年3月，住在醬園弄85號二樓的詹周氏，用菜刀將丈夫詹云影砍殺并碎尸，裝在皮箱里。血水從地板滴到樓下住戶的臉上，案件由此曝光。“醬園弄殺夫案”迅速轟動上海灘，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街頭巷尾議論紛紛。

《醬園弄·懸案》劇照

詹周氏江蘇丹陽人，自幼為孤兒，9歲到上海當丫鬟，21歲被主家許配給典當行伙計詹云影。婚后詹云影沉迷賭博，常有外遇，還對她施暴。為維持生計，她想去香煙廠工作，卻被丈夫阻止，家中財物變賣殆盡。案發當晚，積壓9年的怨氣爆發，她持刀行兇。最初的輿論一邊倒地譴責詹周氏，媒體將她描繪成“當代潘金蓮”，猜測她必有奸夫協助，否則一個弱女子如何能殺死高大的丈夫？1945年5月，法庭一審判處詹周氏死刑，這起案件似乎只能以“惡婦伏法”的結局收場。

上海女作家蘇青站了出來，1945年6月在雜志上發表《為殺夫者辯》一文，文中詳細敘述她的遭遇：幼年失怙、被迫嫁人、婚后兩個月丈夫外遇、遭家暴、幫丈夫處理小三事宜、自殺未遂等。蘇青指出，詹周氏是舊思想女性，無路可走才選擇殺人，呼吁重新量刑。關露發表《詹周氏與潘金蓮》，批判“淫婦可殺”的論調。越來越多人開始同情詹周氏。正值社會局勢動蕩，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汪偽政權隨之瓦解，案件迎來真正的轉機。詹周氏殺夫案正處于上訴階段，原判死刑尚未執行，國民政府接管后重新審理此案，在律師和熱心人士的支持下，詹周氏繼續提出上訴。1948年2月，法院最終將詹周氏的刑罰從死刑改判為15年有期徒刑。

更多觀眾對《醬園弄》的期待，是一個關于女性覺醒的激昂故事——一個被壓迫的女人如何忍無可忍、奮起反抗，如何從逆來順受走向抗爭，又如何在其他女性的聲援下爭取正義。電影里也有這樣的女性敘事，但又不止于此。它講的是一個發生在1945年的殺夫故事，“時代”是這部電影的另一主角。彼時的上海處于特殊時期，戰爭尾聲、政權更迭、思想碰撞，各種矛盾交織。詹周氏殺夫和一審死刑時，汪偽政權已搖搖欲墜，日本戰敗在即；8月，日本投降、汪偽政權覆滅，社會秩序劇烈動蕩，正是這種混亂為詹周氏開辟了生路——政權更迭帶來的司法真空，為后續改判創造了可能。

就像陳可辛在接受采訪時所說，“我在電影里要講的不是這個事情的懸和奇，而是大時代改變了，讓這個人活下來了”“詹周氏當初之所以被釋放，不是因為她無罪，而是因為政治原因，她活下來了”……這是《醬園弄》的創作意圖——將詹周氏的命運與時代巨變緊密交織，時代轉變如潮水，個人命運在其中起伏，生生死死帶有極大偶然性。

為了體現出時代性，電影刻畫了豐富的群像。雷佳音飾演的薛至武是日偽警局副局長，代表末世中腐敗的權力體系。他對詹周氏的“執著”并非不可理解，因為他從來都是唯我獨尊、逆我者亡，他無法相信有人敢違逆他、讓他丟了面子，竟然還能活下去，他不惜一切要詹周氏死，他不能“輸”，這是末路者的癲狂。他濫用職權、刑訊逼供，將公權力化為封建父權的延伸，打壓的是女性，也是一切弱者；李現飾演的小湖北張寶福，是一部分市井底層男性的縮影，他靠放債、牽線搭橋混飯吃，幫詹周氏介紹工作，轉頭又拿這事要挾她，占她便宜。他通過踐踏更弱勢的女性獲取虛妄的權力感，卻被上層階級碾碎，被薛至武的一句話決定生死。這是舊社會弱肉強食規則的微觀寫照，權力像一張大網，從上到下都在壓迫弱者——女人被丈夫打，沒人管，被權力冤枉，也沒處說理。雖然薛至武的結局如同汪偽政權一樣走向覆滅，但不受限的權力的恐怖內核始終如一，并不會因為薛至武的倒臺而消失。

《醬園弄·懸案》劇照

楊冪飾演的王許梅與詹周氏的命運形成對照。她原是上海灘識文斷字的舞女，因庇護“政治犯”入獄。在亂世中，她以所謂的女人三件寶“腦子、奶子、肚子”為生存武器。她有“腦子”，把報紙新聞轉化為情報，甚至通過分析時局預判日軍敗局。她清楚男性權力對女性身體的覬覦，與典獄長“勾搭”，“奶子”是她換取報紙、食物等資源的籌碼。“肚子”是她最后的求生手段。1945年日軍敗局已定，她意識到政權更迭可能帶來的清算，便試圖通過假懷孕換取緩刑。她的悲劇性在于，縱然她精通男權社會的規則、將女性的一切作為資源去交換生存的機會，終究倒在黎明前夜，因為那個混亂的末日，時代就是“翻云覆雨手”。詹周氏因為時局動蕩活了下來，王許梅卻因同樣的動蕩被匆忙處決。女性的境遇雖然有相同的罪惡淵藪，但她們的生與死，有時只差一場偶然。這種偶然，是舊時代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的必然，也是個體在歷史巨輪前的無力與悲哀。

沈佳妮客串的報社主編吳玲，同樣是因為“偶然”活了下來。她是追求真相的知識分子，因堅持揭露汪偽政權的黑暗而入獄。尹昉飾演的副主編張言表面上是吳玲的同僚，實則暗中投靠權貴，他試圖用五根金條賄賂薛至武，買通對方在獄中殺害吳玲以絕后患。薛至武在對吳玲進行一番羞辱后放了她，并不是因為薛至武愛國或者欽佩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而是因為在他與張言談判的條件里：五根金條是放人，十根金條才是殺人。吳玲的生或死，同樣取決于掌權者的一念之間。

詹周氏殺夫，以及之后的不認罪，是被擠壓到極限時女性主體性的迸發。可當這主體性的顯現，最終要靠政權更迭的縫隙、司法體系的動蕩來托底——改判的關鍵不在于罪與非罪、反抗與否的邏輯，而取決于政權更迭、權力者一念之差時，時代的荒誕性才被徹底撕開。這不是女性主體性的消解，而是對亂世/末世更鋒利的批判。

電影的時代批判與很多觀眾的預期形成“錯位”。這不是主創者的錯，也不是觀眾的錯，而是關注點不同，這種“錯位”本是創作與接受的正常差異。可惜，一些批評者認為電影此舉是“蹭女性熱點”“消費女性”“對女性吃干抹凈”，對電影的指責成為某些討論的主軸，觀眾也就更無心領會主創者的表達。

為明星加戲，還是明星為角色服務？

《醬園弄》上映前，引人矚目的不只有劇情，還有它的演員表——章子怡、雷佳音、趙麗穎、楊冪、易烊千璽、王傳君、梅婷、大鵬、李現，等等，集齊了影視圈的半壁江山。“全明星陣容”在國產電影里并不鮮見，大導演、大制作、大明星的組合一直是票房保障。

全明星陣容最直接的好處，是提升票房號召力。觀眾可能因為喜歡某位演員走進影院，當一部電影集合了多位人氣明星，吸引力自然成倍增加。全明星電影也更容易引發話題討論，讓電影宣發事半功倍。若從創作角度看，全明星陣容能豐富角色表現，好演員之間的化學反應有時能彌補劇本的不足……在電影市場持續面臨流媒體沖擊與觀眾審美疲勞的當下，制作方仍傾向于用星光填補投資的不確定性，觀眾在選擇影片時也更易被熟悉的面孔吸引，這種供需慣性使得全明星策略在國產大片中仍占據主流。當然，全明星策略也存在爭議，譬如明星高額片酬或擠占制作經費；部分電影依賴明星光環，忽視劇本打磨；而隨著觀眾審美提高，單純靠明星撐場面的電影越來越難成功……所以，如今片方更注重演員與角色的匹配度，并努力平衡明星效應和內容質量。

《醬園弄·懸案》劇照

《醬園弄》的全明星陣容是這一市場趨向下的產物，作為一部投資高昂的電影，明星效應能擴大電影的話題度、盡可能打開市場。大量使用明星，本身也是陳可辛的一個創作特征。從《甜蜜蜜》《中國合伙人》到《如果·愛》《投名狀》《奪冠》，他的每部電影就像一場華語影壇的群星盛宴。與某些導演把明星當花瓶不同，陳可辛擅長挖掘明星身上不為人知的特質，在他鏡頭下，那些被定型的面孔展現出全新的可能性，這種點石成金的能力，讓他的全明星陣容不只是商業噱頭，而是看點。何況，結合《醬園弄》的創作立意，殺夫案的背景是1945年動蕩的上海，涉及警察、記者、獄友、鄰居、權貴等多個階層，還原那個魚龍混雜的時代需要眾多角色填充，全明星策略也合情合理。因為目前上映的只是上部，不少角色因為戲份太少完成度不足，但就演員表現來看，《醬園弄》的全明星里沒有誰是明顯拖后腿的。

然而，一些觀眾不能接受電影的群像敘事，這也是前文所闡述的第一重錯位。這時，觀眾難免質疑：究竟是電影的群像敘事，需要那么多明星來出演，還是因為邀請了這些大明星，所以創造了這些角色，加了這些戲份，以至于淡化和稀釋了詹周氏的敘事？這是電影的第二重“錯位”。

這種質疑，在明星接連塌房、輿論要求明星成為“道德標兵”的環境下，自帶一種“正確”的光環——罵資本操控、流量至上，又能宣泄情緒又很安全。一些網友先入為主地認定，這些明星角色都是硬塞進去的。一旦這種觀點成為主流，電影的任何缺點都會被歸咎于“明星塞太多，毀了好故事”。不管看沒看過電影，罵電影的全明星陣容都是通行的社交貨幣。

讓片方始料未及的，還有飯圈文化對電影評價體系的全面介入，甚至逐漸成為左右輿論風向的關鍵力量。這一現象在《醬園弄》的宣發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從官宣伊始，兩位85后女明星的粉絲便圍繞角色、番位等問題展開激烈爭奪，電影公映后，這場爭斗迅速蔓延至影片的公共評價領域。比較演技的“技術帖”充斥社交平臺，但核心目的并非客觀討論，而是為自家偶像爭奪“高光時刻”的話語權。處于下風的一方粉絲甚至給電影打一星差評，其邏輯已演變為“寧可毀掉作品，也不讓對家獲利”。片方原本期待明星流量能轉化為市場熱度，卻未料到粉絲將禍水引向電影本身，坐實“明星毀掉電影”的指控，讓影片進一步卷入輿論漩渦。

拆分上下兩部，是否以完整性為代價？

《醬園弄》的推進過程，一波三折。2015年，陳可辛讀到詹周氏殺夫故事，想改編電影，他很快聯系章子怡，希望她出演女主角詹周氏，章子怡答應了。但當時商業片市場沒容納罪案片的空間，項目暫停。疫情期間，陳可辛覺得故事體量適合拍成4-6集電視劇，4-5小時時長，用電影拍法做精裝劇，又因國產劇長時長模式受阻，改回電影，刪減內容后啟動拍攝。2023年，劇組在上海鬧市找到百年弄堂實景，開始了拍攝。2024年5月，電影入圍戛納電影節非競賽單元。

不過，戛納放映的150分鐘版本引發爭議，不少影評人指出影片敘事節奏失衡，薛至武戲份過多，甚至蓋過詹周氏的成長線，以至于章子怡在戛納的發布會上，公開對戲份被刪表達不滿。電影沒有在去年暑期檔趁熱打鐵上映，片方根據戛納的市場反饋對影片進行重新剪輯，最終將影片拆分為上下兩部，目前上映的《醬園弄·懸案》為上部，時長96分鐘。此舉背后既有對電影完整性的考量，也有對市場風險的權衡。誠如前文反復提到的，電影想展現1945年上海的時代圖景，詹周氏的命運是時代的一個縮影。若拍成一部電影，時長受限，很多內容難以完整呈現。戛納150分鐘版本引發爭議已經足以說明，若強行壓縮成一部電影，將犧牲角色塑造和時代氛圍的渲染，得不償失，若匆忙上映觀眾一樣會罵。何況從市場角度看，一部兩個半小時的電影，排片和觀眾接受度都會受影響。所以，拆分成上下兩部，既能保證故事完整，也能通過第一部吸引觀眾為第二部預熱，爭取利益的最大化。

但副作用也很明顯。對比《長津湖》《志愿軍》這類系列電影，它們從一開始就明確分上下部，觀眾有心理預期，《醬園弄》原本是一部電影，是為了“補救”臨時拆成兩部，第一部收尾的時候并未來到劇情的高潮，懸念懸而未決，比如詹周氏如何殺夫、警察是否找到頭顱、詹周氏如何逃脫死亡裁決等等。這種“斷章”讓電影招致一部分觀眾“超長預告片”的批評，甚至不少人認為電影此舉是為“圈兩回錢”。這又是一重“錯位”，電影分為兩部上映的動機，并不是一個帶有負面色彩的“圈錢”標簽可以概括的。

而換個角度看，《醬園弄·懸案》并非不完整。它已展現了詹周氏從逆來順受到覺醒的過程（雖然呈現效果見仁見智），也通過社會各個階層的各色人物，營造出1945年上海的壓抑氛圍。下部將聚焦戰后政權更迭，詹周氏的命運轉折，更充分體現詹周氏“逃死”源于時代的“偶然”。因此，盡管上部爭議不斷，仍有部分觀眾與影評人呼吁“等待下部再做評判”，這種大時代的群像敘事需要上下部的篇幅才能完整展開。

問題是，如今的電影輿論環境，能夠容得下如此的“錯位”嗎？輿論愿意給出耐心嗎？

《醬園弄·懸案》劇照

春節檔過后國產電影市場，像被按下慢速鍵。多部新片票房遇冷，連帶著輿論場也彌漫著焦躁氣息。這種蕭條里，《醬園弄》的遭遇格外刺眼，也映照出當下電影市場的深層困境，特別是，現在的電影輿論場已經變成角斗場，觀眾對電影“錯位”的容忍度越來越低。短視頻正在重塑觀眾的娛樂習慣，長視頻和電影等娛樂形態都遭遇巨大沖擊，電影愈發難以吸引觀眾；網絡世界的戾氣，讓明星成為敵對情緒的載體，吐槽電影成了安全的宣泄口，不管看沒看過，跟風罵一句“爛片”就能顯得自己清醒，群起吐槽電影成了某種潮流；飯圈的對立，也讓電影輿論變得越來越極端，電影本身的好壞更加沒人關心……種種因素混在一起，越來越多觀眾離開電影院，創作者也愈發如履薄冰——太商業被罵庸俗，太藝術被嫌晦澀，用明星是噱頭，用大量明星引起粉絲對抗，不用明星沒吸引力……創作者左右為難，喜歡電影的觀眾也失去了好好看片、好好討論的空間。

《醬園弄》困在這樣的輿論迷局里，這不只是它的際遇。《醬園弄》下一部能否沖出輿論重圍？沒人知道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國產電影的輿論處境如此苛刻，“群槽電影成了一種正確”“飯圈深度介入電影評價”，票房撲街成為常態，這將是電影產業的深刻危機。希望創作者能沉下心打磨作品，盡可能少一些“錯位”（特別是恰當使用明星策略，預判到可能的飯圈亂象），也希望觀眾能多些包容，看過電影再“開麥”，并讓討論回歸電影本身，而不是充當“道德警察”、急于給電影做價值判斷。只有當創作與輿論都走向成熟，國產電影才能真正邁開步子，走出更開闊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