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宋代歷史：史料與敘事》，[美]蔡涵墨著，劉云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644頁，119.00元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Charles Hart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400pp.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近年出版的著作《塑造宋代歷史：史料與敘事》是我認為當前宋史研究中極具開創(chuàng)性的成果。該書不僅在理論上提出了深具解釋力的分析模型，也在方法上推動了我們對史料本身性質(zhì)與作用的重新思考。作為一名從事宋代政治與宗教史研究的學者，我感受到這本書在切實地改變我們所處的學術生態(tài)。

正因如此，我對莊語樂先生日前撰寫的書評《宋代歷史是被“塑造”出來的嗎？》頗感遺憾。他的評論主要集中在一些論證細節(jié)的問題上，繼而對蔡著中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的傾向提出嚴厲批評，卻未能準確呈現(xiàn)本書最重要的論點：蔡涵墨試圖使讀者理解，宋代史料并非絕對中立的事實記錄，而是不同政治力量在各自歷史書寫的話語體系和制度框架中長期博弈、不斷塑造和傳承的產(chǎn)物。在這個過程中，一種儒家制度主義（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的敘事最終勝出，從而造成了我們現(xiàn)今流行的對宋代政治史的理解。如果忽略了這一核心問題，那便等于錯過了本書對當代宋史研究最根本的挑戰(zhàn)與啟發(fā)。

我之所以決定撰寫這篇回應性的書評，也有著個人的緣由。在我過去的學術成長過程中，曾對“誰在書寫宋代歷史”這個問題產(chǎn)生過長期的困惑。我相信個體的學術經(jīng)驗，往往能幫助我們更具體地理解一部作品的意義。因此，這篇書評不只是一次專業(yè)性的評論，也是一次帶有反思性質(zhì)的寫作。我希望通過回顧自身的學術軌跡，解釋蔡涵墨這本書為何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并展示它如何為我們開啟理解宋代歷史的新路徑。

為了盡可能忠實于原著的論點與用詞，在本文中，我引用《塑造宋代歷史》時將依據(jù)英文原版的頁碼。讀者若手頭持有中文版，也可通過章節(jié)內(nèi)容在譯本中找到相應段落。這種處理并非出于對譯本的不信任，而是基于一種基本判斷：翻譯本身就是一個重新建構與再詮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語義與語氣或多或少都會有所流失，尤其是像蔡涵墨這樣的著作，其許多理論關鍵詞在語言遷移中往往承載著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歧義或張力。我將在后文進一步說明這種中文讀者閱讀譯作的復雜性。最后，我也希望借這次書評的機會，進一步思考《塑造宋代歷史》對整個宋史研究領域可能帶來的意義，并簡要介紹蔡涵墨近年來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宋代中國的政治結構》（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這本書尚未有中文版問世，但可以看作是對《塑造宋代歷史》的延伸與深化，標志著蔡涵墨不只是對既有歷史敘事提出批判，更在嘗試重新構建我們理解宋代政治與社會運行方式的基本框架。

蔡著在處理什么樣的問題：從我個人的學術經(jīng)歷說起

在2010年代的前幾年，我在北京讀研究生，主修宋史。當時我一直被一個問題困擾，而這個困擾其實來自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宋代政治史的路徑。一方面，那幾年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非常熱門，在研究宋代的年輕學生中幾乎是人手一本。這本書強調(diào)儒家士大夫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認為他們在君主面前有時可以分庭抗禮，甚至能夠公開抗議皇權的決定。這種觀點塑造了一種“士人政治”的理想圖景，宋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說法也因此廣為流傳。

但與此同時，我也發(fā)現(xiàn)自己的老師中有學者對此深表懷疑。比如資深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就對余英時的論點不滿。他傾向于更接近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解釋路徑，主張宋代士大夫并不值得美化，是腐朽統(tǒng)治階級的一部分。更進一步地，他甚至覺得，一些宋代歷史的譯作用“精英”（elite）這個詞來形容這些士大夫本身就是不恰當?shù)?，因為“精英”應當意味著某種道德高度，而這些人并不配得上這樣的道德稱號。

這樣兩種觀點，在當時的我看來各有體系、各有根據(jù)，卻又幾乎無法調(diào)和。一種視宋代為儒家士大夫能夠與皇權分庭抗禮、共同執(zhí)政的黃金時代；另一種則視儒家士大夫為自我包裝的利益集團，道德上早已敗壞，行為上多出于功利計算，遠談不上什么“為天下蒼生”的理想主義。更重要的是，這兩種說法都能找到自己的史料依據(jù)。我當時常常感到困惑：如果宋代歷史能被如此不同地講述，那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理解這段歷史？

蔡著的主要論點

蔡涵墨《塑造宋代歷史》所提出的問題，與我在研究生時期所遇到的學術困惑高度相關。這本書并不試圖解決宋代的政治生態(tài)是否可以被定義為具有高尚理想的“士人政治”，而是關注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今天所依賴的宋代歷史敘述，是如何被書寫出來的？是哪些人，在何種體制、語境與政治邏輯下，決定了哪些材料被保留，如何被解釋，又為何以那樣的方式被傳承？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所提供的并非是宋代政治史的重構，而是一種理解“歷史為何如此”的路徑。只有了解宋代歷史書寫的形成，我們才能更有把握地重構這一時代的歷史。

概而言之，這本書挑戰(zhàn)了一種深植于宋代以來的史學傳統(tǒng)，即以儒家立場為核心的歷史解釋模式。蔡涵墨指出，這種解釋體系不僅主導了宋人自身對歷史的編寫方式，也深刻影響了后世對宋代的理解。全書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聚焦于五類關鍵史料的成書背景與傳世過程：包括《宋會要》、《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道學史家編纂的歷史，以及元代修撰的《宋史》。蔡涵墨不僅分析這些史料的內(nèi)容，更深入挖掘它們產(chǎn)生的政治與知識語境，進而揭示出編史者試圖傳達的意圖與信息。

下半部分則討論這些史料如何共同構建出一套“宏寓”（grand allegory）式的歷史敘事。所謂“宏寓”，是一種長期主導對宋代理解的大敘事框架，它產(chǎn)生于兩種政治理念之間持續(xù)的張力之中：一是五代時期以技術官僚（technocrats）為主導，強調(diào)對君主個人效忠的體制運作方式；另一種則是在慶歷年間逐漸形成的儒家制度主義（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主張通過道德教化與制度建構來限制君權。蔡涵墨指出，宋代儒家史家往往傾向于后者，并通過重新組織歷史材料、建構一套理想化的王朝往事，來對當下政治加以批評或引導。這種史學寫作不只是記錄，更是一種具有規(guī)范意圖的建構（pp. 1-22）。

在這里，我需要稍作說明。蔡涵墨在書中提出的technocracy一詞，若直接譯為“技術官統(tǒng)治”或“技術官僚體制”，在中文語境中可能引發(fā)一定誤解。在宋代官制中存在所謂“伎術官”，指的是那些掌握特定技藝、直接服務于皇帝的技術性職位，例如醫(yī)術、天文、音樂等。這類官員雖被稱作“伎術官”，但與蔡涵墨所指的technocrats并不相同。在英文語境下，technocracy指的是一種統(tǒng)治的方式。在這一方式下，那些在特定領域擁有專業(yè)知識與技能的人會因其專業(yè)能力而獲得可觀的政治權力。蔡涵墨認為這類技術官僚構成了五代時期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往往是臨時被任命的專員，因其在財政、軍事、調(diào)度等領域的突出能力而受到重用。他們未必出身望族，也未必通過科舉系統(tǒng)，但卻擁有在體制中實際運作的權力。因此，盡管“技術官僚”這一中文翻譯或許還有待進一步斟酌，但為了行文的便利，我仍保留這一用法。理解這一術語的準確含義，對于把握蔡涵墨所描述的五代宋初政治生態(tài)，以及他后續(xù)提出的“宏寓”結構，都是至關重要的。

在蔡涵墨的分析中，宋代歷史書寫并非單純地出自儒家史家的道德判斷或對皇權的歌頌，而是在儒家士大夫與技術官僚這兩種政治邏輯之間的長期張力中，被有意識地組織與詮釋出來的敘事結構。然而，正是這一層理論的復雜性，在莊語樂的書評中被顯著地簡化甚至誤讀。他將“宏寓”理解為一個對皇室的單向贊頌系統(tǒng)，忽略了其本質(zhì)上由儒家士大夫主導、意在規(guī)訓皇權的建構性過程。在莊語樂的書評中，有一段話頗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對蔡涵墨觀點的理解偏差：

這部分在“史料”之上，進一步將一切宋史史料視作一種“塑造”，歷史編纂作為政治“工具”，“除了諂媚皇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力量推動實錄中敘事的形成”（導論，第22頁），也即，宋史史料對作者而言主要是“宏寓”，“宏寓”又是由“諂媚皇室”和“共治工具”兩大要素組成的。（引文中出現(xiàn)的頁碼為中譯本頁碼）

這段話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概括了蔡涵墨對史料建構性的強調(diào)，但問題在于，莊語樂把一個本質(zhì)上復雜而富有層次的理論，簡化成了一個單一方向的政治工具論：仿佛歷史書寫的全部動力都是“為了諂媚皇室”。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實錄本身確實是皇權體制下的產(chǎn)物，它的編纂目的主要是為了記錄皇帝的日常與功績，從結構上服務于帝王形象的建構。特別是實錄的編纂在宋代需要通過皇帝的審查，而這一過程被稱作“進御”（p. 8）。從這個意義上說，蔡涵墨使用adulation（中文譯為“諂媚”）一詞并非沒有依據(j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文中的adulation含有“過度稱頌”之意，其語氣雖批判但不帶中文“諂媚”一詞那種強烈的道德貶義。若讀者僅依據(jù)中文譯詞來理解原書，很可能會誤解作者在語言上的語氣與立場，進而誤判他的整個論點。

其次，莊語樂將“歷史編纂作為政治工具”理解為一種對皇權的服務機制，這種看法雖然不完全錯誤，但卻遮蔽了蔡涵墨“宏寓”概念中的另一個支柱。蔡涵墨提出，“宏寓”不僅由“對皇室的贊頌”構成，更重要的另一部分是其儒家制度主義的功能：即儒家士大夫通過史料的選擇、敘述與解釋，來向當時的皇帝施加規(guī)訓與批評。這種歷史建構不只是為權力服務，它本身也是與權力博弈的一部分。

更關鍵的一點是，莊語樂似乎將“宏寓”理解為一半來自技術官僚對皇權的贊頌，另一半來自儒家士大夫對皇帝的規(guī)勸之言。然而，蔡涵墨的分析并非如此對半切割，而是明確指出，“宏寓”本身就是由儒家士大夫主導發(fā)起的：他們選擇、整合、組織史料，構建一個具備政治教育目的的歷史敘事結構（p. 19）。即使是那些看似贊美皇室的記錄，也可能被置于反面教材的語境中，用以提醒當朝皇帝什么是糟糕的治國方式。若忽視這一問題，就會誤將“宏寓”看作是皇帝與士大夫之間的分工合作，而不是士大夫以史筆為武器進行政治介入的一種體現(xiàn)。

正因如此，莊語樂雖然引用了蔡涵墨關于“諂媚”與“共治”的雙重結構，但他既未處理清楚“宏寓”的主導者是誰，也未充分展現(xiàn)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批評張力。這種簡化的解釋方式，不僅削弱了蔡涵墨原本理論中的復雜性，也容易讓讀者誤以為《塑造宋代歷史》只是在做一種負面的批判宋代史學的工作，而忽略了它所揭示的那種士大夫借助史料塑造話語、爭取政治權力的活躍姿態(tài)。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譯作：一個具體的例子

在這部分，我想通過莊語樂書評中對《太平故事》的討論，來回應莊文中對《塑造宋代歷史》的某些批評。這是一個比較細節(jié)性的討論，涉及英文本的翻譯、中文史料的理解，以及作為書評者對原書論點的把握能力。之所以選擇展開這個案例，是因為它能清楚地說明一個更大的問題。莊語樂在書評中提出蔡涵墨的著作存在“硬傷”，但他所列舉的證據(jù)其實只是全書中極為有限的一小部分，既不能代表整本書的論證水平，也不足以支持他對全書的否定性評價。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案例中，我們會看到，莊語樂對史料的使用和理解并不足以支持他想要得出的結論。換句話說，他試圖通過一些看似具體的考證來證明蔡涵墨的研究“站不住腳”，但莊文的指責卻經(jīng)不起推敲。也正因為如此，我認為這個案例值得被認真地拆解與分析。

在討論《太平故事》與《國朝會要》的關系時，莊語樂首先質(zhì)疑蔡涵墨所謂“《太平故事》是《國朝會要》節(jié)本”的說法，認為作者把兩者的關聯(lián)分散在不同章節(jié)，卻始終缺乏確鑿證據(jù)來證明這種從屬關系。他尤其指出，蔡涵墨將《太平故事》和《國朝會要》的進呈歸于王洙。然而根據(jù)莊語樂的理解，這部書應由富弼領修并上呈，王洙雖在史院任職，參與編纂，卻并無明確證據(jù)表明由他進呈。然而，這樣的批評其實是建立在對英文原文語義的誤讀之上。

蔡涵墨寫道：Wang Zhu submitted the first huiyao…; the Precedents…followed five months later.（p. 28）也就是說，他只明確了王洙進呈《國朝會要》，而《太平故事》的出現(xiàn)是在時間上“隨后”，并沒有說“由王洙進呈”。事實上，他在下文明確指出，是富弼命令將《太平故事》分發(fā)給中書門下與樞密院的官員，供政策參考之用。因此，蔡涵墨并沒有邏輯上將《太平故事》歸為王洙所進，而是莊語樂根據(jù)中文譯文中不夠嚴謹?shù)谋硎鲎鞒龅呐袛唷?/p>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莊語樂認為蔡涵墨提出《太平故事》是《國朝會要》的節(jié)本。然而，若我們回到英文原文，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蔡涵墨的表述是：The Precedents… was a more focused subset of the former.（p. 28）這一句中，“subset”意指“子集”，是一種在內(nèi)容主題上更聚焦的關系，并不等同于“節(jié)本”或“節(jié)選”關系。譯者將這一詞譯為“節(jié)本”，實則是一種過度闡釋。這一翻譯誤導了莊語樂，使他以為蔡涵墨在主張《太平故事》是從《會要》直接節(jié)錄而來，進而批評其“無證據(jù)”。但如果讀者參照英文原文，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批評其實基于翻譯的誤解，而非對作者原意的準確把握。

當然，我無意苛責譯者。翻譯本身就是一件極為艱難的工作，任何一個認真從事翻譯的人都會承認：在不同語言之間傳遞復雜學術概念時，語義的偏差、語氣的誤讀，乃至措辭的選擇，往往都難以做到盡善盡美。我們固然應當努力追求精準、嚴謹?shù)谋磉_，但與此同時，也需要給予譯者更大的理解和寬容。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語義的流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能因為某些措辭處理的偏差，就否定一部著作的全部價值。

正因如此，面對像《塑造宋代歷史》這樣具有理論野心與結構創(chuàng)見的著作，我們更應將注意力放在它試圖提出的核心問題和整體框架上。蔡涵墨的真正貢獻，不在于他是否在每一段文字中都萬無一失地還原了某一條史料，而在于他是否拓展了我們對宋代歷史的理解方式，是否提出了打破舊有史觀的新思路，是否幫助我們從既有敘事中脫身出來，重新看見被遮蔽的結構與邏輯。這些才是學術討論中更值得關注與爭論的地方。若只在個別術語或細節(jié)上反復咬文嚼字，不僅可能誤傷譯者，更有可能錯過一本著作真正想帶來的視角轉換與理論突破。

莊語樂接著從文本形態(tài)與內(nèi)容入手，試圖進一步否認《太平故事》與《國朝會要》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lián)。他援引《太平寶訓政事紀年》對《太平故事》的大篇引文，強調(diào)其與《會要》在呈現(xiàn)形式和文本上并無重合，因此認定《太平故事》不可能是《會要》的節(jié)本；他又特別提到書中“臣弼等釋曰”的評語體例，認為如果作者真正研究過《太平故事》，就會發(fā)現(xiàn)它更接近石介的《三朝圣政錄》，而非《國朝會要》。但如前所述，蔡涵墨原文使用的是“a more focused subset”，即“一個更聚焦的子集”，而非“節(jié)本”這一在中文語境中帶有“內(nèi)容節(jié)錄”含義的術語。這一翻譯偏差本身就已經(jīng)偏離了蔡涵墨的原意，因此莊語樂建立在“節(jié)本”之上的這套批評，其實并未擊中原作者的論點。

更值得注意的是，莊語樂所強調(diào)的“臣弼等釋曰”這一表述，其實反而有助于佐證蔡涵墨的觀點。《太平故事》的編纂，確實是富弼主導下一個集體協(xié)作的產(chǎn)物，而非孤立于其他官修項目之外的獨立創(chuàng)作。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三記載，宋仁宗確曾詔命王洙、余靜、孫甫、歐陽修等人共同編纂“故事”。仁宗的決定是由于富弼所上的奏章，富弼也因此成為編纂的主導。在同一時期，王洙正在負責《國朝會要》的編修工作（《長編》卷一〇九、一四八）。這些明確的編修背景說明，《國朝會要》與《太平故事》不僅在時間上緊密相連，在人事安排上也有重要重疊。蔡涵墨提出兩書可能共享部分編修素材，進而將《太平故事》視為一種面向皇帝、具有政策教化意圖的“更聚焦”的文本，這是一個完全合理且有史料支撐的推斷。

莊語樂繼而質(zhì)疑蔡涵墨對富弼政治意圖的解讀。蔡涵墨在書中認為富弼的《太平故事》強調(diào)了“儒家‘仁’的美德是宋初治國的基本性質(zhì)”。但在莊語樂看來，這其實是對史料的誤讀誤用，因為富弼僅僅在稱頌宋太祖平定四方的過程，并未上升到所謂“治國性質(zhì)”的層面。然而，若我們細讀原文，會發(fā)現(xiàn)他的理解其實過于簡化了文本的內(nèi)在邏輯。富弼在《宋史全文》卷二中的原話如下：

富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王師平一方而不為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為強者所脅。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于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富弼在敘述宋太祖平定天下的過程中說到，太祖對百姓的愛護非常深厚。當王師攻下一地，他并不因此感到喜悅，因為他擔心百姓在失去穩(wěn)定君主的動蕩時期，會被強權所脅迫；等到中原強盛后，中原統(tǒng)治者又興兵征伐，致使一些百姓平白遭受戰(zhàn)亂之苦。富弼認為以這樣的仁心來治理天下，也就難怪能如此迅速地實現(xiàn)太平。這里所強調(diào)的“仁心”，其實正是富弼在借由太祖的經(jīng)歷提煉出一種可供當政者借鑒的政治理念。所謂“致太平之速”，并非簡單指戰(zhàn)事進展迅捷，而在于太祖目睹百姓疾苦后生出深切同情，并以此仁心治理天下，才最終迅速安定四方。

蔡涵墨正是敏銳地捕捉到這種由歷史經(jīng)驗通向政治理想的轉化，將其納入“宏寓”闡釋之中。因此，他指出《太平故事》強調(diào)“仁”作為宋初治國理念，并非曲解史料，而是對富弼話語深層政治意涵的恰當把握。相較之下，莊語樂將“仁”的表述理解為純粹的歷史敘事，而非政治寓言，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是對文本厚度的簡化。

在進一步探討《太平故事》的政治意義時，莊語樂對蔡涵墨提出了更為尖銳的質(zhì)疑。他認為蔡涵墨誤讀了羅從彥《遵堯錄》卷四的一段文字，誤認其把仁宗統(tǒng)治時期的成功歸因于《太平故事》所確定的政策。莊語樂認為羅從嚴僅僅是在闡述富弼的撰述意圖，因此蔡涵墨所謂《太平故事》“成為界定祖宗成就的史學基礎”，在他看來只是牽強的推斷。然而，若我們仔細閱讀羅從彥的原文及其語境，會發(fā)現(xiàn)莊文這段批評本身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羅從彥的原文如下：

臣從彥釋曰：仁宗承平之久，紀綱不振，蓋因循積習之弊耳。然能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于今稱之，以德意存焉故也。況德意既孚于民，而紀綱又明，則其遺后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奮然欲追祖宗，思刬革也。

羅從彥在解釋富弼編修《太平故事》的用意時認為，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雖能長期保持太平，但其實朝廷的法度已經(jīng)漸漸松弛。他之所以還能做個太平天子，關鍵在于其推行德政的意圖深植人心。正因為仁宗的“德意”已深得民心。羅從彥才設想，如果再輔以嚴明的法度，那留給后代的典范將會多么可觀！在羅從彥看來，富弼編纂《太平故事》正是為了搜集祖宗成法，來彌補仁宗在“紀綱”方面的不足。從語氣來看，羅從彥此處對富弼編修《太平故事》褒獎有加。

可見，這段文字的重點并不在于贊美仁宗治下的太平已臻完善，而是通過一種溫和卻清晰的批評，指出仁宗雖以德得民，治理仍有不足，特別是在紀綱方面。富弼因而希望通過編輯《太平故事》，收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政治先例，用以規(guī)諫仁宗，使其既能承續(xù)德意、又能重振法度，實現(xiàn)道德教化與紀綱的雙重完善。

莊語樂將這段話簡單歸結為“富弼的撰述意圖”，既沒有說明清楚撰述的目的為何，也模糊了羅從彥本人的政治判斷和修史動機。至于蔡涵墨的解讀，他確實將這段話簡化為將仁宗朝的成功“歸因于《太平故事》確定的政策”，略有誤讀。但若從更大的結構來看，他的基本判斷仍然站得住腳，甚至可以說羅從彥的這段話進一步強化了蔡涵墨的論點：《太平故事》確實在當時被一部分士大夫視為一部具有政策啟發(fā)功能的“祖宗成法集”，其史學功能與政治功能之間的界限是模糊而緊密交織的。

通過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莊語樂的書評其實并未完全掌握蔡涵墨原著的本意。其批評的出發(fā)點，有一部分建立在譯文的層次之上，而對英文原文的語義把握并不總是準確；同時，他對史料本身的解讀，也存在明顯的選擇性與片面性。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使他對蔡涵墨的某些嚴厲批評顯得力道過重，論證也略顯倉促。

我無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真正重要的是，我希望通過這一例子指出在閱讀、翻譯與評論之間，其實橫亙著非常復雜的理解鏈條。當我們面對一本英文著作，尤其是那些試圖以理論與方法重新架構史學視角的作品時，譯者與讀者所面對的挑戰(zhàn)遠比表面看起來大得多。翻譯本身就是一種詮釋，而任何詮釋都可能帶來意義上的偏移。當我們試圖用中文去閱讀一部英文作品時，事實上已經(jīng)處于一種“再建構”的過程中。也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我們更應以一種溫和而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這些通過翻譯引進的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而不是急于用“硬傷”或“錯誤”去否定一部作品的整體貢獻。否則，我們可能真正錯過的是這些作品給予我們的新視角、新問題意識。這不僅關乎我們?nèi)绾卫斫庵袊鴼v史，更關系到我們?nèi)绾我蚤_放的姿態(tài)參與世界范圍內(nèi)的史學對話。

一條重新理解的路徑

如果說《塑造宋代歷史》的核心工作在于拆解一套由儒家史家建構的“宏寓”，那么蔡涵墨的續(xù)作《宋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中譯本尚未面世）則試圖在這個基礎上，重新建構一套理解宋代政治運作結構的分析框架。這部續(xù)作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來解釋宋代的國家權力結構：“技術官僚與儒家制度主義的連續(xù)統(tǒng)一體”（technocratic–Confucian continuum）。

蔡涵墨著《宋代中國的政治結構》

這里需要特別強調(diào)的是，“連續(xù)統(tǒng)一體”（continuum）并不是歷史事實本身，而是一個模型，一個幫助我們理解不同政治行為者之間關系的分析工具。它的兩端分別是技術官僚與堅定的儒家士大夫（committed Confucian）：前者強調(diào)對皇帝的忠誠，依靠專長能力在行政、財政、軍事等領域中施展影響；后者則立足于儒家經(jīng)典與道德理想，主張通過制度設計與教化來約束權力。然而，在現(xiàn)實的政治環(huán)境中，絕少有人會完全處于光譜的一端。大多數(shù)政治人物在實際操作中都處在這條連續(xù)體上的某個位置，隨環(huán)境與時勢而變動（pp. 1-26, 115-142）。

這一模型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打破了“儒家vs.非儒家”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也避免了對歷史人物的標簽化判斷。通過“連續(xù)統(tǒng)一體”，我們能夠理解一個儒家士大夫在某些情境下為何會采取技術官僚式的策略，反之亦然。更關鍵的是，它讓我們看到，在傳統(tǒng)儒家史學中被邊緣化的群體，也可能在國家治理中扮演關鍵角色。比如說，宮廷女性、宦官、外戚武官多是通過技術官僚的渠道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傳統(tǒng)儒家史學敘事將這些政治勢力視作對王朝穩(wěn)定的嚴重威脅。蔡涵墨的模型則有助于我們分析這些人物在當時政治光譜上的位置，而非陷入儒家敘事的窠臼。這一方式使得我們能夠以更細致、動態(tài)的方式理解宋代政權結構的復雜性。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蔡涵墨提出的“技術官僚與儒家制度主義連續(xù)統(tǒng)一體”模型，恰好為我在研究生時期所見的那種對立的學術觀點提供了一種解釋的路徑。假設我們同意堅定的儒家士大夫在撰寫歷史時，確實有其政治意圖：他們通過強調(diào)自己篩選的先例，試圖規(guī)范皇權的行使，并將這些理念包裝成一套合乎儒家正統(tǒng)的治理藍圖；那么這一部分內(nèi)容自然在他們所參與編纂的史料中被充分凸顯，成為我們今日讀史時反復遇到的“理想政治敘事”。

但與此同時，這些士大夫也往往將那些與他們立場不同、行為風格更偏向技術官僚路線的同僚視為威脅。那么他們則會在史料中將此類人物描述為貪污腐化、結黨營私、誤國誤君之徒，進而歸咎于這些人導致了國家體制的敗壞。這種鮮明的褒貶與價值判斷，構成了我們今天在許多宋代史料中可見的一種敘事模式：一方面是對儒家制度理想的推崇，另一方面是對“奸佞”的嚴厲批判與歷史性清算。

蔡涵墨的重要貢獻，不在于他選擇了哪一邊，而在于他讓我們意識到，這兩種表面看似互相排斥的敘述，其實是出自同一群史料生產(chǎn)者之手。他們既在建構理想，也在排除異端；既在塑造政治規(guī)范，也在操控歷史記憶。這正是“宏寓”與“連續(xù)統(tǒng)一體”兩個理論工具的關鍵所在：它們提醒我們，不應再從價值立場上簡單評判孰是孰非，而應深入理解這些敘事如何反映出政治結構、權力分布與話語策略的復雜互動。

當然，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討論和驗證這樣一條“連續(xù)統(tǒng)一體”。但蔡涵墨的貢獻不在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終極的答案，而在于他為我們打開了一種思考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本身就是珍貴的：它促使我們跳出既有的敘述框架，去重新審視那些看似熟悉卻未被充分理解的史料與現(xiàn)象，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歷史復雜性的新路徑。在面對史料豐富但解釋分歧嚴重的宋代政治史時，這樣一種具有解釋力的模型，或許正是我們當下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