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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國學編年史（十二卷本）

桑兵 關曉紅 主編

ISBN 978-7-303-30565-0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定價：2076.00

內容簡介

《近代中國國學編年史》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近代國學文獻匯編與編年史編纂”的標志性成果。全書共12卷，380多萬字。

本書與《近代國學文獻匯編》相輔相成，從縱橫兩方面完整呈現近代國學發生發展演化的進程及其錯綜復雜的存在狀態。在全面耙梳搜集書刊報檔各類資料的基礎上，綜合考量自稱、他指與后認的不同情況，融合長編考異與比較研究方法，以1902至1952年為度，依照時間順序梳理編排所有以國學為名或與國學相關的機構、學人、學會組織、出版物的文本史事，并盡可能地考異訂正，在近代中國學術發展變化的整體脈絡之中全時段、各層面地展現近代國學發生演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各個面相，從國學的內外聯系恰當把握其內涵外延，以此形成國學研究領域的標志性新成果以及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為建構高水準、廣覆蓋的國學研究平臺奠定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可供對近代國學有興趣的讀者閱讀、參考。

主編簡介

桑兵，1956年3月生，河北威縣人。歷史學博士，現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歷史學院）。歷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曾任漢城延世大學、臺北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民國史。出版《國學與漢學》《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風》《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等專著；主編《近代中國學術流派研究》《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叢書》；主編大型資料《清代稿鈔本》《民國稿抄本》《近代國學文獻匯編》。

關曉紅，1957年9月生，廣東開平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文史館館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至民國時期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尤其專注于清末新政、近代政治制度轉型、科舉停廢與社會變遷等領域。主持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出版《晚清學部研究》（獲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獲第六屆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撓》（獲獲第七屆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權威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總序（節選）

國學的研究

國學的出現，可以說是近代國人對于西學乃至東學逐漸深入堂奧，漸有太阿倒持之勢所感到的緊張的反映，這一語境下的國學，即所謂相對于新學指古學，相對于西學指中學。面對西學取中學而代之的洶洶來勢，國人始而排拒，繼之附會，接著反省。不僅思想學術等事，國語、國文、國劇、國畫、國醫、國術、國服，等等，在東西兩洋的壓迫下，都曾提出“國”的對應，既表現出對固有觀念事物的價值意義的堅持和彷徨，也不乏用外來觀念重新估價甚至以后者為準的的意味，因而導致國粹與國渣的兩極化論斷。探尋近代國學的淵源脈絡，深究在那一時期標明為國學的人與事，以求理解各方所謂國學的本意及其衍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國學的內涵外延。這也就是前賢所謂求其古以探流變，以免求其是多師心自用的意思。

近代歷史上實際存在過的“國學”,當然可以而且應該作為研究的對象。而經歷過近代國學聚訟紛紜的學人，對于國學是否可以研究內心多少有些忐忑，甚至將講所謂國學和研究近代國學的歷史混為一談。那種因為國學的內涵外延略嫌模糊而根本否認歷史上的國學可以研究的意見，顯然偏于一端。

關于近代國學的研究，嚴格說來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此前在研究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胡適、郭沫若、錢穆等著名學人時，都會涉及國學問題，不過較少注意探究近代國學的概念、實事及其淵源流變，基本屬于國學的參與者而非研究者。鄭師渠關于晚清國粹派的研究，較早注意從國內外思想來源梳理近代國學的內涵外延，相繼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并分別在海峽兩岸出版其博士學位論文(《國粹·國學·國魂》,文津出版社，1992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改名為《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997年出版)。桑兵的《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以及后來出版的專書《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主題覆蓋完整，各章內容各有側重。陳以愛在臺北政治大學攻讀碩士、博士期間，先后選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和整理國故的興起、發展與流衍作為學位論文題目，所形成的專書《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發表的相關論文，較前顯著深入。此后，徐燕平的《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盧毅的《整理國故運動與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相繼出版，從不同側面繼續深化相關主題。

此外，研究其他專門國學機構的有孫敦恒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鄭家建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述論》(海峽文藝出版社，2010年),洪峻峰的《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與國學系》(《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楊國楨的《20世紀20年代的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許小青的《從“國學研究會”到“國學院”——東南大學與20年代早期南北學術的地緣與派分》(《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以及郭書愚對晚清四川存古學堂的系列論文。唐屹軒的《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年)和吳湉南的《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對近代在國學教育方面比較重要且持續時間較長的無錫國專做了專門研究。陶飛亞、吳梓明的《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則對若干所基督教教會大學的國學研究的機構、人事和學術有所論述。

關于國學社團，有王東杰的《國學保存會和清季國粹運動》(《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田彤的《復返先秦：章氏國學講習會》(《廣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夏駿的《蘇州章氏國學講 習會與近現代國學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劉小云 的《學術風氣與現代轉型：中山大學人文學科述論(1926—1949)》(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則揭示出中山大學國文學 系改制提倡讀經與國學的內在聯系，以及改制涉及什么是中國文學 的觀念差異。

羅志田的《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是其相關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最終成果，圍繞清季民初思想學術界在各個時段方面關于國學的論爭展開論述，雖然著重于思想的脈絡，對于認識近代國學的內涵外延以及相關各方就此展開的紛爭歷史，大進一步。而魏義霞的《中國近代國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雖然書名標以“近代國學”,其實是研究康有為、譚嗣同、嚴復、梁啟超和章炳麟五人的學術思想，將其視為中國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國學大師，并試圖涵蓋中國近代國學的演變歷程、特定內容和核心話題，未免有混淆國學與中國學術文化之嫌。相比較而言，謝桃坊的《四川國學小史》(巴蜀書社，2009年)開始較為嚴謹，也注意到“國學”概念及實事引起的困惑，可惜抗戰爆發后的部分仍然不免混淆。

此外，還有不少單篇論文涉及近代國學的問題，或已經被這些論著所吸收覆蓋，或只是部分涉及，或不過發表意見而未經驗證所引論據，且無視前人已有認識，對于近代國學的主題推進有限。至于為數眾多的看似與現在所謂國學有關，其實嚴格說來并非探究國學的論著,不在論列。

從以上概述清晰可見，關于近代國學的研究在近30年來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進展，尤其是在晚清國粹派和民國時期整理國故運動兩個主要方面，成果更加顯著。但其顯而易見的局限也同樣由于研究的方面過于集中，使得許多問題無法展開，或是雖然有所涉及，卻視野受限，大體以所論主體之是非為是非。

歷史研究中，但凡定義，大都是后來約定俗成，難以覆蓋全過程和各方面，使用特定概念，應當回到無的境界，尋繹有的發生和衍化。國學的內涵外延模糊不清，因緣講國學者言人人殊，令外人和來者無所適從。但這其實是歷史上名實問題的通常情況，并非國學為一特例。只不過國學中斷多時，舊話重提之際，又沒有深究當年的老生常談，許多后來自以為推陳出新的一是，實際上不過翻燒餅似的拾人牙慧。研究歷史，因為有實事和順序，只要掌握歷史方法，求其淵源流變并非難事。應當嚴格區分自稱、他指與后認，一般而言，當以自稱和他指為依據，至于后認，則要看后到何時，所認何事。要在嚴格分別自稱、他指、后認的前提下，收集整理自晚清近代意義的“國學”出現以來，各種各樣主張或批評乃至反對國學的文獻，以及相關學人、團體、教學研究出版機構的活動信息，按照時間順序分類排列，以便來者尋繹其發生、發展、演化的進程，從各種視角層面觀察國學是什么,進而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國學。也就是說，由閱讀了解多種文本的整體意趣，體驗貫通近人的遠近高低各不同，以便揣摩領悟歷史上“國學”的廬山真面。盡管這樣的理解和把握仍然不免見仁見智，至少有所依據憑借，可以逐漸近真，而不至于強古人以就我。了解了國學的歷史，也就認識了歷史上的國學。這是能夠走近國學的根本途徑和理解國學的有效辦法。知道歷史上的國學究竟是什么,再來談論什么是國學，才能不落俗套，不逞私臆。

研究名詞概念的歷史，常常只探淵源，不究流變，以為來龍清楚，即可知去脈。而許多看似弄清了緣起的觀念物事，后來卻不斷發生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變化。從這些萬千變化中，可以深入一層理解領悟發源的多樣性及其影響。用探源所得概念歸束后來變化萬千的演化，同樣是倒裝歷史，編織譜系。關鍵是不要用概念來勾連歷史，而要研究歷史以把握概念。凡是歷史上與此概念相關的人事言行，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研究國學的歷史，應該盡可能完整地覆蓋全時段各層面的所有直接間接相關聯的材料與事實。這也就是認識國學的歷史與了解歷史上的國學相輔相成的關鍵所在。

具體而言，先行研究的局限亦即可以進一步擴展的空間，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時段覆蓋不足。民國元年至整理國故運動之前的十余年間以及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國學的情形，已有的研究涉及不多。盡管進入20世紀30年代，國學已經不如整理國故運動興盛時那樣引人注目，仍有不少國學院系、研究機構和團體繼續活動，國學雜志和論著的出版也未稍減。

其二，方面涵蓋不夠。除了國粹派和整理國故運動，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清華國學院、無錫國專等研究機構以及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胡適、錢穆等學人外，還有眾多的國學研究組織及社團、長期從事國學教育和著述的學人未經認真研究，即使前人研究較多的人與機構，從國學的角度看也還有未竟之意。尤其是相對忽視主張各異的其他機構、團體和學人與所論主要人物、機構、團體的關系。以國學的理念而論，不僅要將其置于整個學術發展演變的脈絡之中，也不能脫離政治社會的變動。單純用學術思想史的眼光很難將國學問題討論清楚。

其三，學術上的深入程度有待加強。現在研究近代國學者多為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史哲的專門學人，受分科治學的影響制約，對于國學家和國學機構、國學團體方面廣泛的學術領域未必熟悉，因此不容易深入準確地把握判斷其學術理念與問題。加之當時的國學一般而言尚不重分科，除了各種專門學問之外，有些重大問題涉及分科之上的學術整體，需要有超越專攻的眼界和功力，才能論述得當。例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國學勢盛的影響下，一些大學的國文學系改名國學系，并相應地對課程體系做出重大改變，讀經與反讀經的斗爭即由此而起。此事涉及中國固有文學觀念與近代西式分科下的文學觀念的尖銳沖突，后遺癥至今仍然嚴重，不能以中西新舊之分一概而論。關于經學的退出新式教育體系與變相存在，以及說儒、中古思想一大要事因緣等學術論爭，更加難以捉摸。

其四，概念不清，以至于邊際不明。有的論著所討論的內容泛及對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教學和研究，以此為20世紀以后人們習稱的國學，未免混淆了二者的關系，反而使明確標名的國學研究有可能湮沒于其他一般中國文化研究之中。當時研究中國文史的中外研究者當中，是否使用國學的名義，存在著嚴重分歧，并且會影響各自的學術觀念和取向。如教會大學的國學研究在西文的語境下往往與中國文化研究相牽混，造成中西文不同語境下理念的差異，這不僅導致這些機構的主辦方與主事者容易產生糾紛，也使得參與其中的學術背景各異的中國學人難以合作。

造成上述局限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相關文獻的掌握有所欠缺，且未經系統梳理，除了個別機構的探究能夠基本網羅各類史料外，大都以手眼所及為據，而做一般性論斷。一些議論或結論，或多或少帶有盲人摸象的偏蔽。二是研究取向過于受中西新舊觀念 的制約。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套用后出外來的概念解讀史事本相 和前人本意，必然導致越有條理有系統去事實越遠的尷尬。編輯近代國學文獻匯編和編纂近代國學編年史，就是為了有針對性地從縱橫兩方面解決這兩大問題，使近代國學研究更上層樓。

本書編撰旨趣

《近代中國國學編年史》,體例為編年體的長編。既有的長編多屬兩類，一是資料長編，二是僅為譜主的言行錄或特定的大事記，這兩種類型都存在將長編僅僅作為年譜之類簡單放大的局限，為人所詬病。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做好長編的取徑與辦法。

近年來，中國近現代研究領域越來越多以長編體裁作為獨立著述的形式，顯現出資料繁多與敘述簡要的兩難，可是處理若不得法，非但未能顯示增加篇幅的意義，反而授人以不知本意別有所圖的口實。充分發掘長編的功能，使之不僅起到一般編年體的作用，而且能夠脫離初稿的局限，進一步發揮潛在價值，實屬必要。因緣陳寅恪等人提倡的以長編考異與域外比較研究相參合之法，以及傅斯年的史學即史料學之說，取材詳備，匯聚異同，事類相從，參考校異，長編即能夠兼具整理史料與著史的無二功能，進而擺脫年譜附庸的地位，破繭而出，蛻變成為一種適應材料極大豐富的研究領域，而且能夠獨立存在的編年體之變相新體。

概言之，長編既要“喜聚異同”,又不能“坐長煩蕪”。

長編的價值應該最大限度地體現為詳，所謂詳，首先是資料的詳盡詳備，搜集資料要盡可能“竭澤而漁”,不避繁蕪，不溢美，不掩飾，不附會，不趨時，不拘泥于所謂直接間接、一手二手等外型判斷，所有類型的史料一律平等，關鍵看是否相關，相關到何種程度，相關在什么層面。取材不足，則不僅判斷難以準確適當，更重要的是史事的許多方面、許多環節若隱若現，無法呈現全貌。甚至由于史料不夠，只好闕疑，猜來猜去，不得要領。搜集史料不能帶有成見偏見，不能但憑自己的主觀認識先驗地挑揀，應該有聞必錄，至少在搜集材料的階段必須如此。

近代號稱史料大發現的時代，而近代的史料更是層出不窮，或者誤解以新材料發現新問題，又受不讀書而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誤導，人所常見的書都不看，一心只找人所未見書。編撰長編，應該以發現新材料與貫通新舊材料相輔相成，必須熟悉舊材料，才能發現和應用新材料。要盡可能掌握前人已知，努力發現未知，這是研治近代的一大難題，也是奠定研究堅實基礎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充分掌握各類資料并且相互貫通的前提下，才能全面如實 地呈現復雜的歷史本相和前人本意，避免穿鑿附會，各執一偏。

要做到資料詳備，必須明確取材的范圍，范圍不明確，就無法把握材料的邊際。按照一般長編的辦法，主要局限于譜主的言行，或是主題事件的基本情況，取材范圍自然不廣。可是，值得做長編的大事要人，往往處于時代的中心位置，具有樞紐性作用，與同時期的其他大事要人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聯系，以其為紐帶，不僅能夠串聯這一歷史時期的大事要人，而且能夠通過其與各方關系，深入認識整個社會變動的各時段各層面。加之中國為倫理社會，最重人倫關系，所謂禮制綱紀，即以倫常為根本。相應的處世治學，也極為講究人脈。生活在關系網之中的中國人的言行，要從各種復雜關系的視角脈絡才能考察清楚。

確定取材的范圍邊際，又有形似而實不同的兩種做法，一是以所研究的人事為主線放射擴展，二是將特定人事放在整體脈絡的關聯之中。前者不過是單向度放大，后者則不僅從中心輻射周圍，還 要求從四面反觀中心，也就是說，要從圍繞其周邊的人與事的視角來考察中心人事，盡可能多角度呈現歷史的復雜面相，而不僅僅以 主題為軸串聯歷史。從關聯事件的角度考察主題事件的影響作用，才有可能全面觀照，讓材料得其所哉，并恰如其分地解讀相關文本 和行事。

此法的要訣在于拿捏以特定大事要人為樞紐，貫穿近代中國的尺度。既不能局限于主題的言行記錄，以免望文生義地解讀，或是僅僅從中心物事的角度看待與其有關的一切人事，以偏概全，也不能漫無邊際，脫離中樞，變成近代中國的浮泛縮寫。應提綱挈領，充分體現中心物事的樞紐性地位作用與前后左右四面看山地觀察把握近代中國的大事要人相得益彰，展示長編考異法與比較研究法相輔相成之于近代中國研究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其次是要盡可能依據各類材料詳細地還原事實。史料繁多，應該有所取舍，記載蕪雜，必須有所鑒別。取舍不能以自己的見識好惡為準，看懂的部分拿來用，看不懂的則視而不見，形同閹割歷史。用材料要盡可能符合其本意，不能任意取舍，更不能斷章取義。史學的一大強項即恰當處理材料。一般而言，材料是死的，可是留下材料的人往往會設陷阱布迷局，來者稍有不慎，就會落入彀中。檔案里不乏官樣文章，日記中不少道聽途說，書信間也有虛情假意，盡信任何一種材料都難免偏蔽。只有對材料、史事和前人研究三者深入認識，才能拿捏得當，還原妥帖。

長編依時敘事，自有時間的天然順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編撰長編只要機械地按照時序排列材料就萬事大吉。陳寅恪所論合本子注及長編考異法，其要在于匯聚異同，事類相從，參考校異，極數通變，則萬流同歸，百慮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闔同異于均致。①這與強調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較不同史料的傅斯年所說旨意相近，傅斯年的總結是：“歷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②近真與得其頭緒，可以說是整理材料編撰長編的不二法則。

史學的本旨在于求真，而求真的基礎是還原與重現史事，奇怪的是，不少歷史研究者覺得講清楚事實輕而易舉，反而顯得立意不高，所以總想超越事實再講些道理。其實事實極其復雜，講清楚事實是一 個極難達到的境界，遠非一般人以為的那樣簡單。擺事實講道理，事 實梳理清晰，道理已在不言中，而要弄清事實，也須依據一定的道理，并體現于講清事實的過程中，并非套用一些大道理，或離開事實再講 道理。所以善于治史的事實與道理，應該渾然一體，絕不會皮肉分離。歷史為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如何發生，情形怎樣，均為實有，不會因 為任何后來因素而改變。但發生過的史事須由當事者的相關記述來探 求，或者分別稱之為第一歷史和第二歷史。照此推衍，依據相關記載 追求史事本相所得著述，實為第三歷史。未來如何不敢擅斷，至少目前還無法物理性地還原歷史的本相，況且即使能夠還原，作為觀者的身份立場不同，所見也會有時空差異。如此，后人的求真，由于條件的限制，永遠不會完全與事實重合，只能通過適當的努力逐漸接近。

所謂真至少有兩個層次，即史事本身的真與記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與后人必須根據各種相關記述來還原史事存在矛盾，親歷者關于史事的記述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無論怎樣詳盡忠實地記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蓋全部史事的全過程和各層面，而且當事者利害各異，立場有別，所記的羅生門現象相當普遍。由此衍生出層累疊加的史書，實事往往無直接證據，可以征實的部分又相對簡單，其余只能前后左右地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發生。歷史上所有當事人關于本事的記錄，由于角度、關系、層面等客觀條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別等主觀因素，往往異同互見，可是他們如此這般或那般記載本事，除有心作偽之外，同樣是真。只不過這樣的真在他們有的是眼見為實，有的則是真實心境的映照。

正因為同一事件的參與者身份各異，立場不同，參與的時間、地點、程度、環節千差萬別，即使如實記錄，也只能反映其親歷或聽聞的部分，況且還有影響如實記載的多種因素，有此一說不等于 均如此說，有此一事不等于事即如此，所以必須將事情的全過程各 層面的所有相關記錄匯聚比較，參考校異。有鑒于此，長編必須與 考異相輔相成，大體有下列原則和作用：1.前說有誤，排比史料可 以糾正至當。2.未有成說，匯聚史料可以立說無礙。3.諸說并立，取比較近真之說，其余存異。4.諸說真偽正誤間雜，須相互參證，酌情條貫。5.實事往往無實證，須以實證虛，而不涉附會。各種情 形，或分別，或兼具，當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整理資料不能先入為主，包括依據資料類型進行判斷取舍，也只能作為參考，不可過度依賴輕信。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故訓，放在類型化資料上同樣有效。尤其是不能將他指后認當成預設，看似還原史事，實則編造故事，把呈現歷史變成創造歷史。應該將所有資料依時序事類相從，不偏不倚，探究事物的發生演化和人物言行的變化。否則以近代史料的繁復，錯誤的判斷可能會導致形成似是而非的歷史敘事，而且看似圓滿。諸如此類的情形在近代領域所在多有，通行敘述與史事本相相去甚遠。所謂治史如老吏斷獄，要想完全還原案情，誠非易事。乾嘉考據號稱實事求是，信而有征，而實事未必都有實證，有實證的卻未必都是實事。只要找到直接證據就可以坐實的考證，多為具體的簡單事情。充分匯聚材料，排比梳理比較的結果，剔除各種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夠通貫所有材料和事實。若是先有成見，挑選論據，就很容易誤入歧途。

再現史事，要將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連綴。史料再充分，相較于事實的復雜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為記錄本身就不可能巨細無遺地面面俱到，留存過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散佚，所 以治史在努力窮盡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闕疑，不做過猶 不及的假設求證，另一方面還需必要的判斷推論，不能太過拘泥，以求不中不遠的大體成形。若是必須完璧才能下結論，勢將一事 無成。兩者之間如何拿捏得當，需要高明的藝術和高度的自覺。

取材詳備之后，考證異同格外重要。一件事情往往有多個記載，有的大同小異，有的同中有異，有的異同參半，有的迥然不同。長編必須用材料說話，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但材料不會自 動說，必須整理者比較考辨，才能在適當的地方說出得體的話。

如果說年譜只要呈現整理材料的結論性意見，長編則應該進而將整理材料不斷近真的過程呈現出來，但又并非層層剝筍似的考訂。一般而言，任何史料之于本事都有部分的契合，編撰長編若將異 同不一的材料簡單排列，一則過于累贅，二則難以鑒別，適當的 做法，應該是通過梳理比較，將各種材料與事實相吻合的部分析 出，然后連綴成文，重現事實全過程和各層面的本相。也就是說，不能快刀斬亂麻地簡單處理材料的復雜性真偽，僅僅依據相關因素即斷言某種材料或某人記述為可靠，立為確證憑據，而是前后 左右對比所有情節字句，通過梳理整合，剔除不符合整體及聯系 的成分，讓與整體相吻合的具體片段彼此連綴。梳理材料不僅要 判斷真偽，斟酌取舍，合并完全相同的部分，而且要仔細比較細 節的異同，從各種材料中選取各個環節記載最為詳細準確的文字，黏合一體，使得事實的全過程和各層面漸次重現。這同時也是將 全部材料去偽存真以及依據材料呈現可還原史事的研治過程，這 是長編成功與否最為細微同時也是最為關鍵的決定性環節。

史事本相畢竟有跡可循，前人本意則往往沒有直接證據，或是雖然有所依據，解讀起來卻因人而異，如果斷章取義，勢必會曲解本意。各家關于國學的理念以及講國學的意趣，便最容易讓 來者各取所需，構建自己的觀念邏輯，雖有系統，卻流于附會。長 編雖然體量較大，容納資料較多，但也不能全都照錄，必須有所取 舍，而能否取舍得當，不能全憑主觀，反而要盡量約束主觀任意，盡可能全面完整地轉達前人的意見。如果但憑己意，選取自以為 重要或是自己看得懂的部分進行拼接展現，而將自認為無關緊要 或看不懂的部分棄而不論，等于是閹割歷史。唯有溝通古今中外，因緣觀念和事物從無到有發生演化的歷史進程，才能理解變幻莫測的前人心意。

比較前后幾件相關聯的事情，目的是顯示彼此聯系，以便事類相從。這些聯系應該是事實的聯系，而不能用后來的觀念將前后無關之事強行連成一線。不過，有的事實聯系隱而不顯，需要在比較中用心揣摩，前后左右移形換位，才能逐漸顯現。有的事實聯系并非前后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有的聯系雖有事實，但是相距時間較長，全部聚合一處，不合長編體例，完全按照時序分述，又顯得散亂，難以顯現彼此關聯。應根據情況，斟酌處理，前后相連的，可以適當合并敘述，間隔較長必須分述的，可以前后略加提示，以示關聯。至于涉及多方的相關關系，應予概括的簡要說明，避免孤立地抽取出來作為立論的證據。

或者有所疑慮，如此做法，勢必篇幅大增，如何能夠控制得當，避免冗長累贅。其實，長編當然不能太短太簡，否則毫無意義。同時，只要把握長編考異之法的要訣，也不至于失控。首先，長編不是資料長編，取材必須剪裁概括，萬不能將長編當作特定人事的資料匯聚，取代全集、資料集，這樣反而失去長編應有的功能作用。現有的長編，有的常見資料也全文照錄，有的雖然資料珍貴，可是已經另行結集出版，亦無照錄的必要。真正考驗編者的，反而是剪裁取舍詳略得當。其次，長編有特定主題，無論如何伸展，不能脫離主軸，所謂萬變不離其宗。至于具體如何伸展，伸展到何種程度，仍然取決于和特定主題人事的關聯多少大小。如何拿捏得當，既是科學，也是藝術，須反復揣摩，心領神會，很難設定統一有效的標準。

長編若能做到上述程度，即兼具整理史料與著史的無二功能，可以成為獨立存在的編年體之變相新體。具體而言，功能之一，可以訓練近現代研究者，增強其整體觀照和全盤駕馭的能力，推動近現代研究由刀耕火種的粗放開荒走向深耕細作的精細化，使得史料大幅度增加的困擾，變為承接固有良法與域外比較研究相融合的基礎，進而成為將前賢治學辦法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動力和機緣。

功能之二，大幅度夯實近現代研究的基礎，提升研究的平臺，減少觀念先導舉例為證的隨心所欲，以及打破原有時空聯系的自洽式解讀和論述，使得材料回歸原有的時空位置，又能夠相互連接，由碎立通，從而有效增強近現代研究的學術性。

功能之三，形成檢驗各種觀點主張的尺度準繩。近現代史料繁多，又貌似容易看懂，未經嚴格訓練者不知其難度相應增加，反而隨心所欲，斷章取義。殊不知其說看似有據，其實根本無法納入系統梳理過的材料與事實鏈條之中。長編的大量編撰，雖然不能阻止無知無畏者一往直前，至少能夠有效地防止穿鑿附會，讓信口開河無所遁形，減少以妄言為高論的鑿空逞臆，從而改變因史料多史事繁及方法不當所產生的各說各話的亂象，消弭由各執一偏的見仁見智引發的聚訟紛紜。

以上旨趣，參與編撰本書的同人心向往之，至于能否達成，則要看各自的悟性與努力，并有待于識者和時間的檢驗。

桑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