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的革命敘事中，“孫黃”并稱標志著革命陣營的雙核驅動。孫中山作為革命理想與旗幟的象征，黃興則被譽為“實行家”，二人一度形成“孫氏理想，黃氏實行”的黃金組合。章太炎以“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評價黃興的歷史地位，足見其分量。然而這對革命雙雄的關系在民國建立后卻因政治理念的差異而走向分崩離析，其核心矛盾在1913年“宋教仁案”后徹底爆發。

孫黃合作始于1905年同盟會成立，但兩人早期便埋下分歧的種子。1906年討論國旗方案時，孫中山堅持采用青天白日旗，黃興則認為其設計類似日本國旗且不美觀，憤然表示要退出同盟會。盡管黃興最終顧全大局選擇妥協，但這次沖突揭示了兩人在象征體系構建上的不同理念。

在兩次“倒孫”風波中（1907年和1909年），當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試圖推舉黃興取代孫中山時，黃興嚴詞拒絕：“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并呼吁同志“傾心擁護”孫中山。這種自我犧牲精神雖維系了表面團結，卻未能彌合深層的戰略分歧。

1911年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是兩人合作的巔峰之作。黃興擔任起義總指揮，孫中山負責海外籌款。當起義因溫生才擅自刺殺廣州將軍孚琦導致清軍戒備升級時，孫中山主張延期，黃興則堅持按計劃發動，認為延期將重挫士氣。最終起義因各路義軍未能響應，僅有黃興一路孤軍奮戰而失敗，七十二烈士血染黃花崗。事后黃興“痛不欲生”，孫中山亦悲嘆“吾黨菁華，付之一炬”。

“宋教仁案”成為孫黃決裂的導火索。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證據直指袁世凱。孫中山主張立即武力討袁：“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而黃興基于現實考量，認為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皖、贛、粵三省都督均反饋無實力獨立，主張通過司法途徑揭露袁世凱罪行，凝聚輿論力量：“民國已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宜持以冷靜態度”。

孫中山力主的“二次革命”倉促發動后迅速失敗，印證了黃興的預判。流亡日本后，孫中山總結失敗原因時激烈指責黃興，甚至當黃興抵達東京首次見面時“大被痛罵”。孫認為失敗源于黨人“不服從、不統一”，尤其指責黃興在南北議和、建都南京、宋案解決等問題上“不肯服從領袖命令”。

為重整革命力量，孫中山提出解散國民黨，組建中華革命黨。其黨章要求黨員按指模宣誓“附從孫先生”，并依據革命貢獻將黨員分等級，革命成功后對應享有不同政治權利。黃興視此為民主理念的背叛，痛斥此舉“與孫中山倡導的民主共和背道而馳”，形同幫會收徒。兩人激烈爭論，“時聲高驚四壁”，直至深夜不歡而散。

孫中山的親信陳其美在黨內斗爭中推波助瀾，甚至借黃興在東京建房之事攻擊其“享樂”。1914年，孫中山致信黃興要求其“靜養兩年，不談公事”，實質將其排除出革命核心。黃興最終選擇遠走美國，1916年臨終前對友人悲嘆：“中山負我！”。

而隨著蔣介石以“孫文—陳其美—蔣介石”譜系構建國民黨正統史觀，黃興的歷史地位被刻意淡化。國民黨執政期間“沒有建立任何紀念黃興的設施，完全把他遺忘了”。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分歧則圍繞地方治理與國家統一路徑展開。陳早年是孫中山的堅定支持者，黃花崗起義中任敢死隊長，護法運動期間作為粵軍總司令為孫中山打下廣東根據地。但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時，陳炯明公開抵制，認為此舉未經合法選舉，“與北方軍閥無異”。

在廣東治理上，孫中山主張中央集權，以廣東為基地武力北伐統一全國；陳炯明則力主效仿美國聯邦共和制，通過地方自治與和平協商實現統一。矛盾激化后，孫中山于1922年4月撤銷陳炯明所有職務。陳炯明隨即發動“六一六兵變”，炮轟總統府，將孫中山逐出廣州。雖然陳炯明短暫控制廣東，但其施政軟弱導致民心盡失，最終被蔣介石率軍擊潰，而蔣介石借此契機嶄露頭角。

黃興臨終前的一句“中山負我”，道盡了革命理想主義者面對權力結構時的悲涼。陳炯明兵敗后客死香港的結局，則標志著聯邦共和道路在近代中國的挫敗。孫、黃、陳三人的分歧不僅是革命策略之爭，更是中國現代化路徑的根本性辯論——民主程序與革命集權、聯邦自治與中央統一、法律解決與武力破局之間的艱難抉擇。這些爭論如幽靈般纏繞著此后數十年的中國政治變革，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裂隙中，革命雙雄最終分道揚鑣，留下一個未完成的共和國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