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肖，你這是想把營房變成少年宮？”1967年9月的一個午后，無錫雨剛停，尤太忠壓低聲音打趣道。

那年，全國形勢起伏不定，各大軍區的兵員補充幾乎處于停滯。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肖永銀卻偏偏逆著潮流走。他給參謀長下達的口令只有十來個字：“干部子弟，家庭有困難，一律收編。”沒人想到，這條看似隨意的指示后來改變了一批青少年的命運。

消息傳回南京，軍區里立刻炸了鍋：十六七歲的“大個頭”還好說，十三四歲的“小不點”端著半人高的56 式，怎么看都像是鬧著玩。有部機關干部氣得把茶杯往桌上一摔：“真要打仗，誰替他兜底？”可肖永銀不為所動，他揣著一本舊《紅軍長征記》，逢人就念：“紅軍剛上井岡山的時候，有人只有十一歲哩！”

入營后的頭三周最為尷尬。孩子們連綁腿都不會，槍背帶隨意扔，站隊比手勢也亂七八糟。訓練場上傳來細碎的抽泣聲，不少軍官都替他們害臊。肖永銀裝作沒看見，他每天只盯一件事——體能摸底。凡是能在沙包上連續揮拳兩百下、夜色里辨識八個方向的，都在“可造之材”欄里畫勾。不到兩個月，他居然篩出了一百二十三名合格苗子。

許世友就在這段時間突然現身南京。老戰友相見，三句話沒說完，許世友就拋出一句：“聽說你把半個中學搶進了軍營？”語氣似笑非笑。肖永銀遞上訓練計劃，厚厚一摞紙，頂端寫著“半年成人，三年尖兵”。許世友翻了幾頁，抬頭只說了仨字：“做得好。”在場諸人這才松了口氣。

其實，肖永銀也擔著風險。總參隨后下令：全面清點新兵，未到法定年齡者原則清退。電報擺在案頭，他夜里反復踱步，忽而停下，指著“夠格”二字跟參謀長低聲嘀咕：“咱就讓他們全部夠格，不就結了？”第二天，裝甲兵司令部打出回報：新兵二百四十八名，文化補習合格率九成七，射擊、通信、機械三門考核全部達標。數據面前，再挑剔的督察員也說不出話來。

外界不知道的是，這批少年兵的課程表比普通新兵足足厚了一倍。上午操典，下午發動機拆裝，夜里要在燈下抄《軍人讀本》十頁。有人問肖永銀：“孩子扛得住嗎？”他擺擺手：“別拿他們當瓷娃娃，咱當年在川西雪山上挨餓，他們又不是沒骨頭。”

轉眼三年過去，那批孩子已長出絡腮胡，最小的也滿十八。1970年春，裝甲兵舉行晝夜機動演練。千輛履帶車轟鳴穿越雨花臺林區，前指發回評語：“突破時間縮短三分之一，通訊誤時率零。”成績單上，主操作者多半是當年的“娃娃”。對此，軍區上下由最初的質疑變為私下佩服，甚至有兄弟部隊主動來取經。

有意思的是，這群人后來各奔前程。部分調入北疆坦克師，1979年在高平—諒山公路的山口戰斗中表現搶眼；還有人考上國防科大，成了裝甲火控專家。每當聚會，他們總愛回憶第一天進營房時的窘態，笑得前仰后合，卻都認定那是人生的轉折點。

再往后，肖永銀調任成都、武漢軍區副司令。有人勸他低調，別再“出格”。他卻閑庭信步，說：“招娃娃兵其實是補漏洞。軍隊要有梯次，老中青斷檔才要命。”那會兒聽的人未必都懂，幾年后“老兵荒”“干部青黃不接”的苗頭一顯，才感到這話擲地有聲。

晚年，肖永銀坐在南京小院里聊起此事，語氣仍帶點頑皮：“我只做了一件小事——給未來預付了利息。”他拍拍腿說：“沒想到吧，那些孩子后來把利滾回來了。”家人都笑，他卻沒笑。接著，他拿出一本發黃的花名冊，用簽字筆在每個名字后面劃鉤，嘴里喃喃：“這幫小鬼，值當。”

2002年4月29日，老將軍離世。整理遺物時，家人發現箱底壓著那本花名冊，夾著一張舊報紙——頭版照片正是1970年裝甲演練的鏗鏘畫面。旁邊有行小字：“少壯成軍，吾愿足矣。”紙已泛黃，筆跡卻清晰。不斷有人問，當年那批少年究竟憑什么留下？也許答案就藏在這八個字里：信得過，舍得栽。

回首1967年的那個決定，驚險、冒險，卻并非魯莽。肖永銀讀懂了戰爭年代傳下來的規律：兵可以晚到，卻不能斷檔。他賭的不是組織紀律會松而是時間會證明。許世友那句“做得好”，于是成了一個時代里最簡短、最有分量的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