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7日凌晨5點，昆明軍區大院42號樓傳出槍聲。開國中將、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連中三槍倒下，子彈分別打在頸部、肩胛和心臟附近，血染透了單衣。他的妻子王里巖頭部和胸部被子彈擊中要害，當場身亡。住在隔壁的小姨子王文瑩聽到動靜出門，借著微弱晨光看到一個穿軍裝的高胖男人跟著譚甫仁，但光線太暗，只能估計這人三四十歲。

軍區干部馬上把傷者送進醫院，譚甫仁因心臟被打穿，中午12點搶救無效去世。總理在接到緊急報告后，立刻下達三條命令：全力救治傷員、封鎖昆明全城、重點查軍區內部人員。代號“017”的專案組很快成立，由云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周興負責。軍區大院和昆明主要道路全部封鎖，但最初調查只靠模糊的目擊描述，案子卡住了。

案發第九天有了新發現。軍區保衛部清點槍支時，發現保險柜里少了兩支五九式手槍和20發子彈。門窗沒被撬過，暗鎖也完好，明顯是內部人干的。隨后保衛部秘書袁孔祥被帶走審查，原保衛部部長在學習班自盡。這些情況印證了上級“問題在內部”的判斷，專案組隨后把調查重心轉到保衛系統。

經過數天調查，這件大案的突破口來自一個13歲的少年馬蘇紅。馬蘇紅報告，案發當天清早，一個“高胖軍官”賴敲他家門問路，是去找陳漢中科長的住處。十天后，馬蘇紅和玩伴王冬昆玩耍時，突然想起那人就是王冬昆的父親，保衛科副科長王自正。專案組立刻調出王自正檔案：44歲，因歷史問題關過西壩俘管所。辦案人員帶馬蘇紅兩次秘密認人，少年看照片和俘管所人群都能準確指出王自正。

證據鏈很快完整：王自正管槍械庫，知道保險柜密碼；日記里寫著“殺譚甫仁影響大，能解恨”；案發前多次利用俘管所警衛換崗的5分鐘空檔溜出去，還和妻子通信謀劃。12月30日深夜，專案組到俘管所取指紋，王自正假裝系鞋帶，突然從被子里掏槍打傷三人，隨后逃到墻角開槍自殺。經過技術部門檢驗，兇器就是保衛部丟失的手槍。

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內黃富農家庭出身。1947年國民黨占他老家時，他加入地方武裝組織，為了被鎮壓的親戚，他槍殺當地武委會主任。國民黨敗退后，他改名混進解放軍，因表現積極升到昆明軍區保衛科副科長。1970年4月，內黃群眾舉報他的歷史問題，譚甫仁隨后主持軍區會議決定對他關押審查。

關押期間，王自正心理越來越扭曲。他在日記里列報復名單，開始想殺軍區副司令員，后來改成譚甫仁，覺得“他影響更大”。審查半年間，他摸清俘管所警衛換崗規律，多次翻窗出去踩點。案發前一晚，他偷了手槍溜進軍區大院，踩著食堂條凳翻過東墻，又踏破椅子爬窗進譚家二樓。

譚甫仁1910年生于廣東仁化縣，16歲參加農民運動。1927年加入南昌起義后和大部隊走散，進入國民黨軍第27師，因“士兵聯保”制度沒法脫身。第二年打仗被俘，因為在紅軍俘虜營唱《國際歌》被朱云卿團長認出，重回革命隊伍。

長征時他當陜甘支隊政治處主任；抗戰時期帶兵參加平型關戰役；解放戰爭指揮四野部隊從東北打到廣東萬山群島。1955年授中將軍銜時，他是武漢軍區副政委。1970年調到昆明軍區任政委，負責西南防務。這位百戰將軍沒死在戰場，卻在和平年代倒在自己人槍下。

案發當晚，譚甫仁住處本有五名警衛，但三人參加部隊野營拉練。剩下兩人中：18歲的新兵聽見槍聲后躲進廁所，事后自己說“腿抖得像篩糠”；另一個老兵正和55歲保姆私會，以為敲門是事情敗露，縮在床上不敢出聲。

譚甫仁中槍后跑到警衛房前砸門求救，見沒人回應。王自正追過來，在十米外連開三槍。總理知道是警衛失職后嚴厲斥責：這是建國以來最差的警衛員！事后調查還發現嚴重問題：俘管所換崗有5分鐘空檔，王自正多次利用這個漏洞溜走；軍區槍械管理松懈，保險柜密碼很久沒換；首長警衛選拔不嚴，新兵沒經過實戰考驗就上崗。

王自正死后，專案組加緊核對物證。技術人員在案發現場找到的彈殼，和保衛部丟的五九式手槍完全吻合，槍把上的指紋也和王自正檔案一致。更重要的是，調查人員在他俘管所床鋪下發現作案路線圖，上面畫了從西壩到軍區大院的四條備用路線，其中一條正是案發當天他翻食堂條凳的路線。

少年馬蘇紅的證詞得到進一步證實：專案組在42號樓東墻外找到帶泥鞋印，鞋碼和王自正軍靴一樣。他妻子劉氏接受問詢時承認，12月16日深夜收到丈夫從窗外扔進的紙條，寫著明天動手四個字。這些證據形成完整鏈條，1971年1月5日，軍委正式通報確定王自正是兇手。

案子暴露的警衛問題震動全軍。整頓工作全面展開，1971年3月，中央警衛局工作組進駐昆明軍區，俘管所撤換所有警衛班，實行雙崗重疊換防，軍區槍械庫增加兩道密碼鎖，保管員改成三人輪班，首長警衛員選拔標準提高到五年軍齡、立過三次功。

兩名失職警衛受到懲處：躲廁所的新兵被開除軍籍送回老家；和保姆私會的老兵按“戰時瀆職罪”判七年徒刑。總理在軍委會議上強調：“高級干部的安保不能講人情，必須選打過仗的老兵”。

1971年1月10日譚甫仁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骨灰盒上放著褪色的1932年鄂豫皖蘇區黨證。這位打了四十三年仗的老將，遺物里最珍貴的是一本戰地日記，第一頁寫著1928年朱云卿團長對他的提醒：“革命者既要防明槍，更要防暗箭”。

他兒子譚一兵后來回憶：“父親遇害前三天，剛向中央提交加強西南邊防的建議”。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他提出的邊境防御方案被重新采用。原昆明軍區至今保存他用過的軍用地圖箱，箱蓋內側刻著:軍人當死于邊野，何須馬革裹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