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457年的正月，雖然雪花飄飄，朔風撲面，但崇文門外的刑場上依舊擠滿看客。兩位少保同時問斬，委實稀罕。此二人頗有淵源，是進士同年：大學士、北直隸束鹿（今河北辛集）人王文；兵部尚書、浙江錢塘（今屬杭州）人于謙。沒錯，后者就是在蒙古瓦剌部落消滅明軍主力、虜獲明英宗后打到北京城下的危急關頭，成功地組織指揮了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保全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的那個業(yè)余詩人。在悠遠的詩歌長廊中，官員于謙盡管只是業(yè)余詩人，但也有一席之地。有個說法，中國文化的精華部分，往往來自業(yè)余選手。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假設于謙吟詠詩作以明心志，會是這首著名的《石灰吟》嗎？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吟詠此詩昂首走向刑場，符合無數(shù)人的心理需求和審美取向。但是很遺憾，這不可能，因為《石灰吟》的作者（至少是原創(chuàng)），不可能是于謙。奇特的是，明明版權存疑，三百年來大家寧愿相信作者是他。而單純從詩意與感染力的角度分析，假設作者是于謙，它能打一百二十分；如果并非于謙手筆，恐怕只能打一百分……

二

1398年，于謙誕生于杭州府錢塘縣太平里的于姓之家。這個家族景仰文天祥，常年供奉他的畫像。年幼的于謙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下耳濡目染，同時滋潤于江南的柔美風物，茁壯地成長著，筆下也曾充滿青春氣息。那一派“鴛鴦飛入花深處”的“交頸綢繆無限趣”，撥動著少年的心弦，觸發(fā)了莫名的愁緒，“如何得似鴛鴦鳥，雙去雙來到白頭”的感慨也就水到渠成。他是個才子，永樂十六年（1418），虛歲二十一時，被翰林董鏞收為乘龍快婿。兩年之后的1420年，于謙在準備人生的第三次遠航。那是個秋夜，二十二歲的他提著燈籠，自信地走進杭州府貢院的科場。他個子很高，相貌俊朗，舉手投足別有一番氣度，在眾多的考生中頗有點鶴立雞群的意思。盡管周遭漆黑一片，但濃烈的桂花香無處不在，清香黏膩，更像暮春，而非仲秋?？紤]到結婚前一年的科場失利，他心里不能說毫無壓力，但總體而言還是自信滿滿。燈影幢幢中，他深信蟾宮折桂在此一舉。果然，三場考完，他勝利突圍，隨即買舟北上，沿著運河趕赴北京，沖刺來年春天的會試。雖未正式遷都，但皇帝朱棣一直在北京，因而會試、殿試幾年前已經(jīng)北移。鄉(xiāng)試順利，會試更加順利：于謙高中會元，亦即全國第一。遠大的抱負從此就要實現(xiàn)了嗎？放榜之后，他多少有些飄飄然。然而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被會元吊起的期望，很快變成了失望。他的殿試成績并不理想：三甲第九十二名。會試通過便是人中龍鳳，原本不必苛責，但對于會元而言，感覺自然不同。然而只怕誰都沒有想到，這張榜單上真正影響歷史的卻是三甲：不僅于謙的光芒將狀元、榜眼、探花全部遮蔽，他的進士同年、三甲七十八位的王強，也創(chuàng)造了以二品官入內(nèi)閣的歷史紀錄，并跟于謙一同上刑場，只不過要以“王文”為名。這跟西點軍校的將星云集之班頗為相似：1915年，該校一百六十八名畢業(yè)生中有五十多人升為將軍，而其中最為耀眼的將星艾森豪威爾，當時排名不過第六十一位。

三

會元于謙在宣德（1426—1435）初年成為監(jiān)察御史。宣德是明代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年號，它刻在歷史年表上最直觀的痕跡，是文物宣德爐。明代有所謂的仁宣之治，但明仁宗實際享位不到一年，主要成績都在于其子明宣宗。雖以“謙”為名，于謙卻從來未曾謙虛過。因皇權時代的官場，謙虛早已失其本意，主要含義是隱藏鋒芒，后發(fā)制人。這從來都不是于謙的風格，他更習慣于擔當，當仁不讓。年輕時不免表現(xiàn)為沖動，而即便生理與經(jīng)驗全部成熟，也依然保有十足的沖勁。事實上他最初引起皇帝的注意，便在于此：相貌堂堂、身材偉岸的他，奏對時字正腔圓，聲音洪亮，毫無唯唯諾諾的卑瑣氣息。這種青春氣象立刻引起了年輕的皇帝也許是惺惺相惜的好感。宣德元年（1426），皇叔、漢王朱高煦在樂安州（今山東惠民）叛亂，明宣宗御駕親征，隨扈從征的御史于謙隨即獲得了精彩亮相的機會。身為文人，他上陣沖鋒殺敵立功了嗎？當然沒有。甚至可以說，他不過是耍了耍嘴皮子。草率的叛亂一觸即潰，叛軍遙見王師紛紛望風披靡，朱高煦只能投降。對于明宣宗而言，軍事上的勝利只是第一步，政治宣判之后才算大功初成。這個政治宣判，不僅僅要說給朱高煦及其同黨聽，也要面對天下，為正式的司法審判定調(diào)，至關重要。這個任務誰能完成？他看了看應當屬于多血質(zhì)的御史于謙。于謙敢說，于謙也能說。面對俯伏闕下的朱高煦，他面帶嚴霜，聲如洪鐘，招招不離亂臣后腦勺，句句說到明君心窩窩。朝臣挺立，聲震屋宇，叛賊俯伏，瑟瑟發(fā)抖，如此對比鮮明的場面給了朱瞻基極大的快感，徹底掌握大局的快感，他從此對于謙更加高看一眼。平叛之后論功行賞，于謙獲得的賞賜與大臣同等，但這只是小事。此后不久，他便奉命巡按江西。雖然品級未曾提高，但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所謂欽差大臣。無論藩王大臣還是州縣官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都在他的監(jiān)察之列。大事上奏請旨，小事立即裁決，自由裁量權比在天子腳下廣闊得多。于謙深知干系重大，因而接到詔命便迅速沿運河南下，到南京后再沿江西流，很快便抵達池州府東流縣（今安徽東至縣東流鎮(zhèn)）。驛船停泊后，他下去歇腳，見江邊有一處景致，名曰菊江亭。原來此地西晉時屬于豫章郡彭澤縣，正是陶淵明曾經(jīng)的轄區(qū)。他經(jīng)常來此種植菊花，宋代隨即建立此亭，以為紀念。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清廉自不必提。于謙吟哦陶淵明的詩，內(nèi)心滿懷景仰?；氐襟A館后，依舊感覺遍地都是菊花帶著苦味的淡香，盡管時令根本不對。他心緒難平，隨即展紙潑墨，寫下這首《淵明像》：

杖屨逍遙五柳莊，一辭獨擅晉文章。

黃花本是無情物，也共先生晚節(jié)香。

在五柳先生菊花精神的暈染之下，巡按江西、手握可以尋租的權力的于謙，剛正嚴謹，經(jīng)受住了考驗。這個考驗的結果，大白于宣德三年（1428）：他的清廉得到公認，甚至能折服當時的“包公”顧佐。

四

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發(fā)起了針對司法界的廉政風暴。因腐敗現(xiàn)象越發(fā)突出，連都察院的長官、左都御史劉觀都成了腐敗分子。明宣宗忍無可忍，改派顧佐擔任右都御史，將包括劉觀在內(nèi)的一批御史拿下。顧佐為人剛正不阿，極有個性，號稱“顧獨坐”：若非因公，平常座位都離大家遠遠的，以示與人保持距離，以免私誼影響決斷。就是這么個人，誰都看不上，偏偏看重于謙。直接上司賞識，皇帝也認可，不升官都難。宣德五年（1430），英法百年戰(zhàn)爭還在繼續(xù)，圣女貞德被俘，西藏僧人在雅魯藏布江上建成第一座鐵索橋，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于謙忽然超升為正三品的兵部右侍郎：朝廷決定派員以各部侍郎的身份巡撫各地，于謙入選。當時一共派出六位巡撫，以各部郎官為主，于謙是特例。從永樂十九年（1421）入仕算起，不過九年時間，便從七品升到三品，絕對是飛升。照理，巡撫人選由吏部與戶部或者兵部共推，然后奏請裁決，但明宣宗直接給吏部下條子，于謙隨即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撫河南、山西。巡撫聽起來是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其實是要總督稅糧，而且還是臨時辦事性質(zhì)，沒有任期，也不帶眷屬。于謙安排妥當，隨即從京師出發(fā)，折向西南，進入莽莽蒼蒼的太行山。山勢高峻陡峭，懸崖壁立，景致也頗為奇特，有這樣冷暖色調(diào)并存的《野景》：

千山萬山白云起，三片五片紅葉飛。

野寺蕭條門半掩，夕陽滿地一僧歸。

白云紅葉，夕陽野寺，閉眼默念詩句，便覺形象逼人。更何況還有這樣充滿生機與野趣的《村舍桃花》：

野水縈紆石徑斜，蓽門蓬戶兩三家。

短墻不解遮春意，露出緋桃半樹花。

小溪石徑，矮墻桃花。騎行于崎嶇的山路，馬背顛簸之中，于謙被這些或雄奇熱烈或荒涼寂靜的景致所打動、所溫暖，不覺心潮澎湃。那年他正好三十二歲。在杭州府長大的學子，不可能不景仰岳飛。岳飛首次建節(jié)、受封為節(jié)度使時，不也正好三十二歲嗎？有念及此，他內(nèi)心隱約有了點“救時宰相”的底氣，對自己也有了更高的期許。然而御史指點江山，可以搖唇鼓舌；巡撫巡行兩省，須有實在手段。捫心自問，自己有嗎？有！除了有對付奸邪的刀子嘴，更有面對蒼生的豆腐心。于謙內(nèi)心自答。到達屬地，他便深入巡查，發(fā)現(xiàn)弊端立即糾正，碰到災害趕緊上報，絕不搞報喜不報憂甚至妄稱祥瑞以討好皇帝那一套。具體而言，他巡撫兩省前后十八年，有四項惠政。第一項，扶危濟貧。每年三月，青黃不接，百姓最為難過。于謙安排兩省州縣上報確定轄區(qū)之內(nèi)的下等民戶，對他們?nèi)路偶Z，秋后償還。年老有病貧困、實在無力償還的，一筆勾銷。要辦成這事，州縣糧倉得有足夠的底子。州縣官任期已滿應當升遷的，要先盤查庫存，不夠的話不準離任，杜絕前任政績滿臉，后任債務一腚的弊端。他想得還格外細致，連救濟糧的順序都有考慮：先給豆類和高粱，其次給小米和麥子，最后給稻谷。因為斷糧之初，農(nóng)活較輕，重要的是續(xù)命，粗糧可以承擔；清明芒種以后，農(nóng)活越來越重，吃不好沒勁干。第二項，加強河防。黃河河南段經(jīng)常決口，于謙命令根據(jù)地形構筑堤壩。這事兒涉及面廣，必須最大限度地動員地方，因而每個鄉(xiāng)里都要設亭長，由亭長督帶施工。第三項，種樹挖井。晉豫兩省很多地方缺水，挖井才能解決根本。他還命令百姓在道路兩旁種樹，既護路，給路人提供蔭涼，客觀上也改善了生態(tài)環(huán)境。第四項，強化邊防。當時山西就是邊防前線，九邊重鎮(zhèn)中山西就有兩個：偏頭關鎮(zhèn)和大同鎮(zhèn)。前者在內(nèi)長城；后者在外長城，孤懸塞外，道路遙遠，按察官員經(jīng)常走不到，容易形成監(jiān)察死角。怎么辦？于謙奏請單獨派御史巡查。同時調(diào)查沿邊將領擅自開墾的私田，將之收回國有。這樣一來，戍卒的生活也能有所改善。四項措施，惠及長遠，但也立竿見影。《明史·于謙傳》記載，因為他“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是這么回事嗎？肯定不是。盜匪減少的真正原因，不是攝于于謙的聲威，而是生計改善，沒必要鋌而走險。然而這些真實的政績，并沒有讓我更喜歡于謙。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依舊崇高巍峨，但只是可敬，并不可親。甚至因為極度景仰，有些敬而遠之：你如此高標絕世，晚生愚鈍，反正如何學也學不到，不如一拍兩散。歷史漫長而史書有限，很多人被濃縮精簡為忠臣烈士。但我不只想看到忠臣烈士的剛硬，更想看到他作為業(yè)余詩人的柔軟乃至缺憾。只有這樣他才更像一個人，活生生的人。

選自張銳強《英雄劫》湖南人民出版社2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