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北京中南海機要室——‘主席，聶榮臻同志急電：徐向前要求解除華北軍區副司令員職務。’”秘書輕聲通報，毛澤東放下茶杯，眉頭緊鎖。幾分鐘后，他在電報尾部批上八個字：“征求本人意見，照情辦理。”寥寥數字，卻寫盡一段并肩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情義。

徐向前之所以主動“請免”，外人只看到一句“身體欠佳”，卻未必了解他那摞厚厚的病歷：西路軍時期留下的傷寒、肋膜炎，太原戰役時又添高燒、頭痛。一到冬天，舊疾像約好的敵軍同時進攻。自覺無法承擔大區軍務，他不愿因為自己拖慢部隊節奏，這才托聶榮臻發電。

話題若到此戛然而止，難免讓人誤以為這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調整。要弄清這封電報背后的分量，還得把時間撥回二十多年前。1927年，武漢戒嚴，革命者四散，黨內地下交通給徐向前塞了一張寫著“找毛澤東”的小紙條，除此別無線索。徐向前先跑九江，再轉上海，硬是沒摸到“目標”。這段撲空經歷，讓他把“毛澤東”三個字深深刻進心里。

八年之后，風雨草地，兩支紅軍終于會師。那天，徐向前捧著剛織好的毛襪，迎進中央縱隊。“主席，我找了你八年！”他憨笑著揉揉額頭。毛澤東握手時只說一句：“向前同志，路遠辛苦。”一句“同志”，一聲“辛苦”，彼此的信任從此鎖死不松。

長征落幕，戰事未歇。1936年底，徐向前奉命率西路軍西渡黃河，企圖打開寧夏—甘肅走廊。因孤軍深入，兵缺糧絕，部隊最終損失慘重。徐向前突圍回到西安，才知道中央早已派人四處尋找。毛澤東的慰電送到醫院：“慶祝你脫險歸來，盼病愈即來延安。”一句“慶祝”，比藥片更提神。

延安窯洞里，兩人常并肩蹲在火盆旁商量軍務。毛澤東抽大煙葉，徐向前遞煙袋。“主席，這煙葉勁大，提神。”毛澤東擺手：“我正想戒。”可還是接過去深吸一口。誰也沒再多言，一捆“戰友情”就這樣被火星點亮，悄悄燃到未來。

1943年，抗大遷綏德缺校長，毛澤東隨口一句“你是師范出身，能行”，徐向前便頂著高燒跑去點將。戰場調度和課堂點名截然不同，他起初手忙腳亂，但咬牙硬扛。一年后學校秩序井然，他卻倒在病榻。毛澤東三天兩頭派人送米面雞蛋，囑咐：“病好，仗遲早有得打。”

1947—1948年，徐向前指揮晉中戰役，兩個月拔掉閻錫山十萬兵力，創下“秋風掃落葉”式的記錄。可就在太原圍城即將收網時，病情復發。中央連發三封電報催他住院，毛澤東在批語里手寫加一句：“如病重，即來中央醫院，至要。”同行機要員后來回憶：“那條‘至要’，主席連寫三遍，生怕別人忽略。”

1949年后，徐向前被任命為總參謀長、華北軍區副司令員。按說是重任在肩，可他常年在青島療養，一想起機關里堆積的公文就急得睡不著。1950年冬，聶榮臻走訪病房，徐向前直截了當：“我這副司令只是名單里的墨跡，不是戰線上的人，耽誤事。替我向主席請辭。”聶轉身就拍電報，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在電報批示后又親筆附信：“前次見面，我說給你抄些報文看，后來想想還是靜養為好。”短短兩行，既回應徐向前請辭，也不忘叮囑休息，滴水不漏的細心，讀來竟有幾分家常味。

免職事定，徐向前本該專心康復。沒想到1951年初，中央準備赴蘇聯談判軍備，引薦人名單里又冒出“徐向前”。有人擔心他舟車勞頓，毛澤東先找軍醫“會診”，確認大體無礙，才在深夜把徐叫進中南海。“你還沒出過國吧？去趟莫斯科，車程久點，身體能扛？”徐向前咧嘴一笑：“主席放心，坐火車打仗都熬過，這點路程算什么。”后來代表團帶回坦克、飛機、圖紙，連外方也感慨：“中國人談判比作戰還硬氣。”

歲月滾滾，一晃到1955年9月，授銜大會。毛澤東親手把元帥軍銜佩在徐向前肩頭，說：“今后不打仗，也要打建設仗。”徐向前挺胸敬禮，神情卻像那個拿著紙條四處找“毛澤東”的青年——依舊質樸，也依舊倔強。

再往后的故事，讀者大多耳熟能詳：徐向前主持國防科研、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毛澤東則在政治風云中運籌帷幄。1976年9月9日，噩耗傳來，徐向前佩黑紗立于靈堂，老淚縱橫，他對身旁警衛輕聲說了一句：“再也沒人催我吃藥了。”一句話，聽者心酸。

1991年，徐向前在北京安靜離世。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發現那封1950年的批示電報被他壓在抽屜最底層，紙張泛黃，字跡依舊清晰。有人問：“這么多重要文件，為何偏留這一份？”老秘書搖頭笑：“他把那八個字當成定心丸：‘征求本人意見，照情辦理。’——信任二字，千金難換啊。”

電報已成史料，往事亦隨風而去，但那段兵荒馬亂里結下的戰友情、同志誼，卻如實載進共和國的檔案，也刻進了幾代人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