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對于那些帶著“高學歷”標簽的人們似乎是有些“風雨飄搖”的年份。

前有醫療行業“4+4”及醫學博士肖某婚內出軌事件；

后有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簡稱：UCL）機械工程博士鄒振浩震驚全球的性侵案。

在今年即將過半的時間點，又有類似事件發生：

清華大學博士后聶濤（化名）被指出在已婚有孩子的情況下還和不知情的異性相處，欺騙對方的感情，嚴重違反了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線。

高學歷是這些人的一個共同點，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這些令人難以啟齒的事件也向我們證明了，學歷并不能作為衡量一個人道德水準的標桿。

當然，對于這位清華大學的博士后聶濤而言，問題遠遠不止在他自己身上。

根據報案人小墨（化名）表示，自己也是在碩博相親平臺上認識的聶濤。

對于他們這個群體而言，很多時候把時間放在了學業上，無暇顧及個人情感，只能借助這種平臺的幫助；

這也為之后兩人之間的不透明埋下了隱患——相親平臺只能提供一個相互認識的機遇，而并不能幫助人與人之間的了解。

原本的小墨對于聶濤的印象是典型的“高學歷理工男”：其本人比較沉默，不善于表達，甚至有些靦腆，這讓小墨感到比較傾心。

同時，其本身年紀輕輕就身兼“985碩博”、“清華博后”以及“碩士生導師”等多個標簽；

也讓同樣有高學歷的小墨冥冥之中有了更高的“學歷崇拜”；

盡管后來證實其名校身份都是造假的，其實他的本科碩士都是普通學校的。

文化資本理論指出，高等教育文憑在當代社會已成為稀缺的文化符號；

而聶濤通過偽造學歷，將教育資本轉化為吸引異性的象征權力（Symbolic Power）。

精心的“包裝”和“人設”讓聶濤短時間內就獲得了小墨的好感；

加之兩人年紀都不小，聶濤在提出了結婚成家的想法之后，小墨就幾乎篤定對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了。

然而好景不長，細心的小墨發現，聶濤的私生活并不檢點，經常和自己“玩消失”的他借口科研壓力大，但卻疑似同時在和其他人交往。

冷靜的小墨沒有立馬發作，而是在一次借口拿到聶濤手機之后，在其中尋找相關線索；

終于，她發現在其和自己母親的聊天記錄中，看到了“兒子你看，我把你的小寶貝照顧得很好”這句話；

冰冷的文字猶如晴天霹靂，讓小墨感到絕望。

之后，她保留證據向清華大學舉報了聶濤，對方也遭到了記大過、退流動站和取消一切評獎評優資格的處罰；

重要的是，此事一出，他徹底“社會性死亡”了。

聶濤被舉報后，清華大學將其標簽為“渣男”，這無疑是從符號層面上強化了他的越軌身份；

社會學家貝克爾（Howard Becker）在他的著作《局外人》中寫道：

“越軌不是行為本身的屬性，而是他人對‘違規者’應用規則和制裁的結果。”

之后聶濤及其母親惱羞成怒。

首先是聶濤，其居然恬不知恥，在網上曝光了包括小墨在內的自己同時交往的三位女性的手機號碼，導致三個姑娘遭到了網暴。

他這種不顧自己名聲，反而要將被害人“拉下水”的行為屬于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人格。

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 Christie）對此人格曾經做出過解釋：

這類人善于通過情感表演構建虛假人設，但最終目的是操控他人。

如果仔細觀察小墨給出的兩人之前的聊天記錄；

還可以發現聶濤很善于通過細小的表述差異乃至微信表情的運用降低小墨的心理防備，獲取其信任。

當然，最令人大跌眼鏡的還是聶濤的母親。

其在兒子丑聞敗露后對小墨滿口臟話，“婊子”乃至“殺”等字眼隨處可見。

這十分符合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提出的“過渡性客體”理論：其作為母親，將兒子視為自我的延伸。

當兒子的社會評價受損時，其自然也產生了強烈的自戀創傷，進而通過攻擊受害者進行心理防御。

也有人將其已婚已育情況下，還帶小墨回家見父母的行為與中日友好醫院的肖某作比較。

確實，這種一家人“打掩護”的驚人三觀和行為屬于煤氣燈操控（Gaslighting）行為中的關鍵一環；

社會心理學家謝里夫（Muzafer Sherif）表示，當操控者將受害者引入自己的社交圈時，會利用群體壓力迫使受害者接受虛假現實。

這也是為什么明明聶濤的漏洞很大，卻讓小墨誤以為其“是奔著結婚去的”，這和聶濤父母的包庇不無關系，可以說他們一家人三觀都不正。

在批判聶濤一家的行為同時，也希望更多女性擦亮雙眼，慎重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