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1日清晨，杜聿明把旅行帽扣好，回頭對女兒笑道：‘這次出門，不用警衛跟著，感覺真新鮮。’”鐵皮車廂里的燈光剛亮，他那句輕松的玩笑，立刻讓同行的人都放下了忐忑。火車緩緩駛離北京西站，汽笛拖著長音，一行人就這么踏上了跨越數千里的春日之旅。

火車向南，窗外是剛冒芽的柳條。杜聿明站在連通車廂的過道里，心頭卻不斷浮現出四個月前的一幕。那是1963年11月10日的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周恩來、陳毅當面問他們“自由不自由”。杜聿明記得，自己當時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回答：“完全自由。”話音未落，陳毅就哈哈一笑，擺手說：“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明白哪些事該干。”這句帶著川味的幽默，把會場氣氛瞬間沖淡。

對自由的討論并未止于那天。周恩來目光誠懇地提醒眾人：客觀規律決定舞臺大小，認識規律才能真正掌握主動。那番略帶哲思的談話，給在座的老將軍們留下了不小的思考空間。也正是那天，總理當場拍板：“明年春天，帶家屬出去看看新面貌。”杜聿明后來常說：“要不是總理提出旅行，我還真不知道新中國已經換了多少新裝。”

列車第一站是南京。這里是杜聿明部隊舊部最多、往事也最濃的城市。下車那刻，他望著月臺頂端的“南京”二字，像在讀一條久違的老友短信。翌日，適逢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杜聿明帶頭在中山陵默哀。靈堂完好如初，杜聿明悄悄松了口氣：“聽說被毀，原來是謠言。”有人介紹，南京市委還專門成立了陵園保管委員會，他點點頭，心里暗暗佩服共產黨在這件事上的細致。

城里的變化多到數不清。玄武湖岸邊新砌的步道、紫金山天文臺新建的圓頂、正在封板的長江大橋橋墩……這一連串場景更新了杜聿明的記憶庫。參觀汽車廠時，他自告奮勇試駕新下線的卡車，換擋、踩離合一氣呵成。工人們鼓掌，他也忍不住給新車豎大拇指：“扭矩大，底盤穩。”那份發自肺腑的贊賞，讓陪同的省委干部嘴角都帶著笑意。

從南京出發，無錫、蘇州緊接著排上日程。江南早春有點濕，杜夫人卻樂在其中，對每一株含苞的海棠都要駐足。惠山泥人廠里，一個年輕師傅把彩色泥塊揉成小阿福，僅用二十分鐘。杜聿明看得新奇，低聲對張治中說：“過去我們只知道打仗，哪懂這些。”張治中回他一句：“建設比打仗難得多。”

抵達上海時，白渡橋燈火璀璨。老南京人對老上海并不陌生，可這座城市闊步向前的節奏還是超出了杜聿明的想象。改造后的棚戶區平整干凈，外灘沿岸的貨輪汽笛此起彼伏，最讓他吃驚的還是工人文化宮——年輕工人下班后在那兒學電子琴、練籃球，生活與生產在這里拼接得絲絲入扣。夜里，杜聿明站在旅館窗前，望著霓虹寫下日記：“舊上海三十年沒做到的事，如今五年就做到了。”

杭州給他們展示的是另一幅圖。西湖春雨把柳條敲得滴水，新安江水電站的大壩像一條橫臥山谷的巨龍。登壩那刻，同行的傅作義感慨：“過去我們總怕水，現在我們能用水。”山風卷著水汽打在臉上，杜聿明心里直發涼，卻也激動。他大膽預測：“這站成了，將來沿江百萬畝良田都能受益。”

旅行中最具挑戰的，是三天兩夜的黃山攀登。黃山賓館夜色清冷，陳毅出發前特地吩咐“看日出別遲到”。結果，第二天凌晨五點不到，一群六十多歲的老將軍拄著登山杖，硬是在光明頂等來了云海紅日。杜聿明面朝東方猛吸一口冷氣，只說兩個字：“值得。”

出了山，列車轉向中部。南昌、長沙、韶山、井岡山一線串珠般展開。井岡山茂密的松林間，解說員講起“半條被子”的故事，杜聿明聽得出奇安靜。解說結束，他對身邊的老戰士感嘆：“那時候紅軍比我們苦多了，卻堅持了下來。”這句不帶任何修飾的贊譽，后來被中央統戰部寫進了匯報材料。

4月22日到武漢，是行程里一個特殊節點。1958年，他曾以戰犯身份參觀武漢長江大橋；如今攜妻帶照相機再來，一切景象恍若隔世。橋頭親切的迎賓橫幅讓他想起自己那段灰暗時光，他沒有多言，只默默按下快門，拍下長虹臥波的全景。同行者注意到，他那晚把底片單獨放進信封，鄭重寫上“第二次重訪”四個字。

4月28日，專列回到北京東郊。展臺上，全國政協工作人員已準備好“五一”觀禮證。杜聿明把證件揣進上衣口袋，忽然覺得肩頭分量不輕——這是國家給他的信任，也是新身份的象征。同行的溥儀用低到只能自己聽見的聲音說：“過去的事，怕是真過去了。”杜聿明點點頭，沒有接話，卻在心里默默附和。

這趟南北縱貫的春日之旅還只是“上半場”。根據統戰部的計劃，入夏之后，一行人還將西行延安，看寶塔山的燈火；再轉洛陽、鄭州，瞧黃河兩岸的新糧倉。“十一”前，他們會再次回到北京，用全新的心境迎接開國十五周年盛典。杜聿明不止一次地向朋友透露：這輩子走過不少路，真要論震撼，這次旅行排第一。

不得不說，那一年春天，鐵路把山川縮短，也把人心拉近。多年后，有人向杜聿明提起這段經歷，問他最深的感觸是什么。他想了想，冒出一句看似隨意卻意味深長的話：“走得越遠，越知道這條路該怎么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