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的母親彭寂寬

1933年，隨著左翼文化的日漸成熟，中共開始直接參與和影響電影創作；在瞿秋白的領導下，由夏衍、錢杏邨（阿英）、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五人參與的左翼電影小組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的1931年，司徒慧敏請了三名留美學生司徒逸民、馬德建、龔毓珂，合作研制成“三友式”電影光學錄音機；1933年年底，“三友式”錄音機正式用于電影錄音。接下來，他們成立了電通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自制的“三友式”有聲電影錄音機、放音機。

1934年3月，“電通”轉型，在舊有業務的基礎上，兼營有聲電影的制片，夏衍、田漢等以不掛名的方式領導電影創作。當時，為了支援抗日救亡，上海電通聘請田漢寫了一個文學劇本，田漢完成了個劇本梗概、叫《鳳凰的再生》后，即被反動當局以“宣傳赤化”為罪名逮捕。電通公司請孫師毅把田漢的文學劇本改寫成電影劇本，并征得田漢的同意、將影片改名為《風云兒女》。

1935年2月，許幸之接手《風云兒女》的拍攝時并沒有主題曲，探監的同志輾轉帶來了田漢在獄中寫在香煙盒包裝紙背面的一段歌詞；這就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原始手稿。當時，聶耳正準備去日本避難，得知電影《風云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要求為歌曲譜曲。

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后，完成了曲譜的定稿，并將定稿寄給上海電通；之后，為了使歌曲曲調和節奏更加有力，聶耳和孫師毅商量，對歌詞作了3處修改，完成了歌曲的創作。

起初，這首歌的詞作者田漢并沒有沒有確定歌名，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譜曲的名稱也只寫了3個字“進行曲”。作為電影投資人的朱慶瀾將軍（1874—1941），在“進行曲”3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3個字，將該曲定為“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即是后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聶耳出生地成春堂

1934年，聶耳和田漢（右）

不過今天重點要說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國歌曲作者聶耳的母親彭寂寬。彭寂寬，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云南玉溪峨山彝族自治縣大塘子邊一個貧窮人家；聶耳的外祖父叫彭壽山，祖籍玉溪新平縣漠沙鎮南薅村，屬玉溪的花腰傣。彭壽山從小就隨著趕馬的人流浪四方，后來在峨山縣定居，娶漢族女子，生下聶耳的母親彭寂寬。

彭寂寬從小天資聰明，在聶耳外祖母的幫助下，通過自學能通讀《百家姓》《三字經》增廣賢文》等讀物，并接觸過峨山民間盛行的民間曲藝“圣諭”、“唱書”。彭寂寬十六七歲時，父親彭壽山患病，全家人湊了錢和給他到縣里的藥鋪“成春堂”看病；郎中給彭壽山開了一些草藥，見他困難，就沒收診斷費。

幾副草藥后，彭壽山身體恢復；為報答郎中的救命之恩，彭壽山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喪偶的郎中。郎中叫聶鴻儀，是1876年生人，即是聶耳之父。彭寂寬嫁到聶家后，努力學習漢族文化和醫學知識，很快成為了聶鴻儀行醫治病、開方配藥的得力助手。

彭寂寬為聶鴻儀一共生下了一女三男，聶耳排行第四。四歲那年，聶耳的父親患肺結核病故，家境由此衰落。彭寂寬堅強地挑起家庭的重擔，為了生計、她繼承夫業，取得了中醫行醫資格，撐起“成春堂”的門面。當時，只靠治病賣藥還無法養活一家人，彭寂寬還做一些針線活，艱難維持全家人的生活。

那時的彭寂寬非常重視子女教育，盡管家庭不寬裕，還是想方設法讓三個兒子上學；同時，她還言傳身教，教給子女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她常對子女們說：“這個家，這個窩，雖然說沒有金子、銀子，但是要有骨氣、志氣。”

白天辛苦勞作后，入夜、彭寂寬便點上小油燈，將孩子們聚攏在一起講“唱書”里面的故事，比如《安安送米》《孟姜女哭長城》等，講到動情處，她就用玉溪花燈的《走板調》《全十字》《揚琴調》對照唱本上的韻文娓娓動聽地吟唱。幼年的聶耳常常依偎在母親的懷里仔細聆聽，正是常年的耳濡目染、使聶耳和他的兩個哥哥從小就喜歡上了音樂。

1917年，聶耳（左一）與母親彭寂寬、兩個哥哥、二姐夫婦合影。

11歲的聶耳（右一）與母親彭寂寬和兩個哥哥

那個時候，彭寂寬操持成春堂的日子是非常艱難的，因為家里只有孤兒寡母，社會上的無賴惡霸就常常找上門來收取各種名目的費用。距成春堂不遠，住著一個國民黨的團長，有四房太太，就是不會生育。有一天他帶著小老婆找到彭寂寬，要成春堂治病，還說如果治不好，就要彭寂寬去做小老婆——原因可能是當時她雖然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但還是很漂亮。

后來，彭寂寬憑著自己的高超醫術讓這個團長家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團長很高興，為成春堂掛了一塊匾，從此也就沒有人敢來欺侮她了。

但是，聶家的生活真正好起來，還是解放后的事情；解放后，在當地小有名氣的彭寂寬曾擔任過昆明市政協委員。遺憾的是，解放后不久，1956年12月23日，彭寂寬就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