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吉隆坡的東盟外長會期間，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與中國外長王毅舉行會談。據報道，黃英賢明確表示，澳大利亞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絕不支持“臺獨”，并希望進一步深化與中國的合作，推動兩國關系持續改善。這場會談氣氛友好，內容務實，傳遞出中澳關系回暖的清晰信號。

兩天后，另一則消息引發關注。7月13日，澳大利亞國防工業部長康羅伊公開表態，澳方拒絕了美國要求其參與針對中國“假設性沖突”的提議。美國五角大樓近期向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施壓，要求它們明確表態：若臺海發生沖突，是否會軍事介入。澳大利亞果斷拒絕，這出人意料，也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亞太地區的國際格局。

這些事件不是偶然，自2022年阿爾巴尼斯政府上臺以來，中澳關系開始逐步解凍。此前，莫里森政府時期，澳大利亞緊跟美國對華政策，導致兩國關系跌至低谷。從貿易限制到外交爭端，雙方矛盾不斷。然而，阿爾巴尼斯上臺后，澳大利亞調整策略，逐步取消對華貿易壁壘，經貿合作逐步恢復，政治對話也重回正軌。黃英賢與王毅的此次會談，正是這一趨勢的延續。

澳大利亞為何選擇修復對華關系？答案在于經濟。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約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亞就業崗位依賴對外貿易，其中四分之一的出口產品流向中國。這一規模超過澳大利亞對美國、日本、韓國出口的總和。阿爾巴尼斯曾公開表示，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對保障澳大利亞就業至關重要。這句話點明了核心：中國市場對澳大利亞經濟的重要性無可替代。

澳大利亞以資源型經濟為主，鐵礦石、天然氣、農產品等出口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失去這一市場，將對澳大利亞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因此，黃英賢在會談中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并表達深化合作的意愿，是基于國家利益的理性判斷。

盡管中澳關系在經濟層面持續升溫，但在安全領域，雙方仍存在分歧。澳大利亞政壇內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澳關系應保持“經濟熱、政治冷”的模式。即在經濟上與中國深化合作，保障國家利益；在安全領域，則需與美國等傳統盟友保持一致，以應對所謂的中國“挑戰”。這種“挑戰”主要指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強的軍事力量，以及對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這被澳大利亞視為對其傳統勢力范圍的威脅。

過去幾年，澳大利亞在安全領域多次追隨美國，在南海、東海及臺海周邊采取行動。例如，澳大利亞的反潛巡邏機多次配合美國，在中國周邊進行抵近偵察。2024年9月，澳大利亞軍艦還與日本、新西蘭艦艇聯合擅闖臺灣海峽，引發廣泛關注。這些行動表面上支持美國，實則也是澳大利亞在國內鷹派壓力下，試圖在安全領域展現強硬姿態。

然而，這種“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策略充滿矛盾。經濟上與中國深度綁定，安全上卻追隨美國對華施壓，這種分裂的立場讓澳大利亞在國際舞臺上進退兩難。

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對亞太盟友的政策發生顯著變化。他對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加征關稅，引發盟友不滿，同時在安全問題上不斷施壓。據報道，美國要求盟友增加軍費開支，并在敏感問題上做出明確承諾。例如，五角大樓近期向日本、澳大利亞施壓，要求它們在臺海沖突的假設場景下明確是否會軍事介入。這種要求直白且強勢，但澳大利亞的回應異常堅定。

澳大利亞國防工業部長康羅伊明確表示，澳方不會參與美國假設的“對華沖突”。澳大利亞為何敢于對美國說不？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臺海問題對澳大利亞并非核心利益。澳大利亞雖然是美國盟友，但其戰略重點在于經濟穩定和區域安全。卷入大國間的軍事對抗，尤其是臺海這樣高風險的沖突，對澳大利亞來說得不償失。近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海空力量和中遠程打擊能力顯著提升，任何試圖介入臺海的外部勢力都將面臨嚴重后果。澳大利亞顯然不愿為非核心利益冒險。

其次，美國的政策正在削弱盟友信任。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讓盟友感到被工具化。加征關稅、要求增加軍費、逼迫在敏感問題上表態，這些做法讓澳大利亞等國重新評估與美國的關系。澳大利亞此次拒絕美國的要求，既是對美國單邊主義的不滿，也是對自身利益的保護。

最后，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是關鍵。中國的綜合實力持續提升，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還包括軍事和外交影響力。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讓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優勢日益明顯，無論是海空作戰能力還是區域控制能力，都展現出強大威懾力，使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與中國對抗并非明智選擇。

對于中國而言，當前局勢提供了重要機遇。中澳關系的回暖表明，中國的經濟吸引力正在轉化為外交優勢。在亞太地區，美國的盟友體系出現裂痕，而中國的穩健策略正在逐步填補這一空間。無論是臺海問題還是南海問題，中國的底氣來源于實力。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為國家提供了堅實后盾，也讓任何試圖挑釁的國家不得不重新評估風險。

總的來說，澳大利亞在此次會談中的積極表態，以及對美國要求的果斷拒絕，是亞太地區力量對比的巨大變化。未來，中國的綜合實力將繼續為其贏得更多主動，而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將更多地取決于中國的智慧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