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很溫暖，為什么民營還是信心不足？

這當然有經濟大環境的問題，有網上輿論導向的問題，也有體制性的問題，所有這些要素疊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個系統性難題。

也就是說，政策對民營經濟的支持與鼓勵，較多地限于宏觀文件，而底層邏輯并沒有真正改變。雖然方向上強調以市場經濟主導資源的配置，在實際的經濟管理過程中，行政權超越市場，并且在同一個競爭性領域中，制訂了國企與民企兩種不同的競爭規則，那么，民營還會有奧林匹克精神嗎？

以融資成本為例。

2023 年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國有企業平均融資成本為 1.8%，而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則高達 5.2%。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天然劣勢。市場準入限制更是無法改變的部分，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2024 年數據，在 41 種工業大類中，民營企業在 23 種行業的市場份額不足 30%，在石油、電力、鐵路等關鍵領域的占比低于 10%；準入壁壘壓縮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

制度性成本差異又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競爭的不平等。

財政部數據，2023 年國有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占全國總補貼金額的 68%，而民營經濟貢獻了 60% 以上的 GDP，卻僅獲得 25% 的補貼支持。稅收優惠方面的差距同樣明顯，國企實際稅率為 15.7%，而民企則高達到 21.3%。這種非中性的政策環境導致資源錯配，降低了整體經濟的運行效率。

人們會說，國企當然優越，民企是自己人，而國企卻是中國經濟的掌門人。

但是，市場經濟不是權力經濟，違背市場規律，最終都會反映在宏觀數據上，在非市場化行為的壓制下，2020-2023 年，國有資產總額從 227 萬億增長至 312 萬億，年均增速達 11.5%；而民營企業總資產僅從 145 萬億增長至 153 萬億，年均增速不足 2%。與之伴隨的是國企利潤增速與效率指標出現背離，2023 年國企凈資產收益率（ROE）為 5.6%，遠低于民企的 9.8%，但國企因政策紅利利潤增速卻達到 10.2%，民營企業利潤則同比下降 3.4%； 市場競爭機制被扭曲了。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資源錯配，越投資效率越低，說到底是非市場化干預的結果，北大張維迎認為：民企并不需要有什么特別的優惠，只要給予同等的市場地位，發揮企業家的首創精神，中國經濟就能發展的很好。

張教授的話看起來風輕云淡，真要做到，就是另一個時代了。

國企必須占主導嗎？

從制度的安全性來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來說，這似乎是無可爭議，但要有邊界，黃奇帆提出按國際慣例國企占比不宜超過20%。

沒有邊界就意味在同一競爭性領域中的制度性擠占，這種擠占并不是市場平等競爭的結果，而是人為的制度設計，劣勢的一方將失去信心，一些企業會把問題歸結為經濟預期不好，從耐心資本轉向投機性，賺了就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