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復興

一

《小放牛》，是我多年以來一直想寫的一本小說。這是一本關于錯誤的兒童小說。

孩子會犯錯誤，大人也會犯錯誤。學生會犯錯誤，老師也會犯錯誤。是人都會犯錯誤。犯了錯誤，如何面對，如何糾正，無論對于孩子還是大人，無論對于學生還是老師，都是人生的一個重要問題。錯誤，參與孩子的成長，也參與所有人乃至社會與時代的成長。

偶然讀到葉圣陶早年說過的一段話：“兒童的活動逾越常規，就因為他們對環境感到新奇，非常羨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順著他們欲望的趨向，作為教育的入手方法，使他們如愿以償，才是教育者最應當盡力的事務。”

我想起了我的這本小說。小說中，“我”私自拿了家里的五元錢，跑到樂器店買了一把心愛的笛子；小鹿姐姐偷了宿舍同學的錢包，為買她一直夢想的德國和萊牌口琴。固然，都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如果按照葉圣陶先生的說法，這只是“逾越常規”，是“對環境（笛子和口琴）感到新奇，非常羨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那么，除出現小說中校長給予“我”處分、警察將小鹿姐姐帶到公安局詢問后留下案底這樣的教育方式之外，還會不會有其他更好的教育方式和方法，讓我們“最應當盡力”去做呢？

如果按照葉圣陶所說的“教育的入手方法”，盡到“教育者最應當盡力的事務”，作為師長，是不是可以稍微細致一些，觸摸到孩子的心理軌跡，深入孩子的心靈深處，能夠更好地幫助犯錯誤的孩子走出錯誤的泥沼而身心健康地成長呢？

于是，我寫了這本小說《小放牛》。

二

這本小說取材于我生活中的真實經歷。

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真的私自拿了家里五元錢，到新華書店買了李白、杜甫、陸游詩集和宋詞選四本書；我們大院里一位剛讀高一的大姐姐，真的偷了宿舍同學的錢包，為買她一直夢想的什么東西。我真的因此挨了一個當眾警告的處分，大姐姐的后果更嚴重。

這段經歷，在我的少年時代留下深刻的烙印，并帶到中學，影子一樣跟隨著我、糾纏著我，讓我抬不起頭來。一直到升入高中，覺得并沒有人知道或在意這段經歷，心才得以漸漸放松。但記憶猶存，傷疤在身，余寒未盡。

有意思的是，或者有些吊詭的是，給予我處分之后，從來沒有一位老師找過我，讓我進行解釋，或以此作為“藥引子”，幫助我、教育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處分很快撤銷了，之后，也沒有一位老師找過我，給予我哪怕一句解釋或教育、鼓勵的話。或許，他們都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切讓我自我消化即可。

更有意思的是，這所小學的老師、教導主任和校長對我一直很好。1973年，我從北大荒回京，待業在家，校長親自到我家找我，好心讓我回母校代課以渡難關。那時，我已經離開母校十三年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教育的入手方法”，或是一種“教育者最應當盡力的事務”?

百思不得其解中，幾乎貫穿一生的困惑，從少年一直折磨到秋深春遠的晚年，我才寫成這本小說。小說里的張老師、梁校長、唐老師等大人，曾小僧、黑子、鮑永平等孩子，以及在他們之間所發生的故事，很多曾經那樣真切地發生過，很多則是我想象的，也是我希望的、理想中的樣子，亦即葉圣陶先生說過的我們“最應當盡力”的圖景吧。

小說，彌補記憶中的缺失一角，擴展現實里遙遠的地平線。

三

如今的兒童文學，和我小時候讀到的兒童文學大不一樣，畢竟時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和發展。

讀到法國學者保羅·阿扎爾的《書，兒童與成人》(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梅思繁譯)，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兒童文學在這些年，脫離了原先的軌道。人們開始從洛克那里拿幾個點子過來，再加上幾個零星的盧梭的點子，還有理智主義。所有這些奇怪的組合好像催化劑一樣，催生出大量的作品。在世紀末的蕭條萎靡中，這些書統統被擺放到了紐伯瑞榮耀的櫥窗里。”

保羅·阿扎爾說的是他那個時代的兒童文學。不過，怎么讀出幾分似曾相識的感覺（或錯覺)？當然，我們的兒童文學這些年有不少好的、長足的發展，但是，面對一部分熱點頻出的主題寫作、功利性寫作，作者、出版者和評論者聯手催生出的不少作品，難道我們就沒有一點類似的自省和反思嗎？

四

《小放牛》(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是我的最后一本兒童小說。

自從2015年寫了第一本兒童小說《紅臉兒》，已經寫了整整十年，該收筆了。我寫得不夠多，也不夠好。我不想再濫竽充數，就此謝別。

(作者為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