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思維模式，沒什么不好懂的，直線條，沒太多心計。

而國人的思維模式，經常會讓老外云里霧里，這不僅僅是語言的障礙，也是觀念與思維模式上的差異。

記得有一次陪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看電影。

這部電影真的很不適合她，片名是《焦裕祿》，述說了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感人事跡。老外哪有這種腦子？總統都敢編排，你說感人，她認為是官本位。

據說籌拍這部影片時，各制片廠看了本子都搖頭，這么嚴肅的片子，拍出來能有幾張票房？

畢竟電影之為電影，一定是以大眾的娛樂為載體，不是真要去教育誰，教育是電影行業外在的目的性，不可以刻意去表達。最后，還是當時峨影廠的廠長滕進賢獨具＂慧眼＂，走主旋律的路線，結果，意外地拿下了當年最高票房，兄弟廠全傻眼了。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清官＂情結＂，難得遇上一位好官，老百姓都會大加贊美，什么包清天、海瑞，就是這種感覺。這種文化心態的背后充滿了對社會進步的期盼，雖然一個社會的進步，靠幾個清官是遠遠不夠的。

我看《焦裕祿》，是在內部的小放映室，百來個人。片子的確很感人，中國人又特別愛動情，全場哭得唏哩嘩啦。

那個時代，哭得最慘的還有三部電影。

一部是北朝鮮的電影《賣花姑娘》，第二部是徐玉蘭、王文娟主演的越劇《紅樓夢》、再有就是臺灣版《媽媽再愛我一次》了。特別是《媽媽再愛我一次》，說是在東北某影院上映時，門口手帕一搶而光，不然出了影院袖子全濕了。

那時的文化生活很簡單，一聽說放電影，家家戶戶的小孩子早早跑到露天劇場占位置去了，隨便擺點什么小物件，算是宣誓主權；現在或許是文化生活豐富了，難得被感動。

我看《焦裕祿》時還年輕，淚點沒那么低，旁邊坐的那位美國教授更是一臉的不解。

“請問，這些人為什么哭？“

“片子挺感人呀？”

“是嗎？是不是因為焦裕祿是黨的書記，大家有任務哭？”

這個問題真叫我哭笑不得，美國人把中國都看成什么了？

“不是這樣，是發自內心的。”

“可我不明白，難道就因為是一位書記嗎？”

“他是不是書記都很感人，中國人有一個清官情結，從古到今，中國人都贊美著清官，焦裕祿是書記，也是清官。”

“我還是不明白，那么多人，怎么就他一個人忙，別的官員都干什么去了，既然已經生病，為什么不去治病，病倒了又怎么工作？他不會指揮嗎，一定都要自己去做嗎？“

這我還真回答不了。

電影要突出一個人，總不能把全縣人民都拍進去吧？自那以后，我經常坐車路過蘭考縣，腦子里總會浮現出焦裕祿。

焦裕祿的故事很感人，而蘭考依然不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