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蛙蛙和洼

當一個21歲女生的私生活，被惡意剪輯成一場“有損國格”的罪行時，真正的丑聞才剛剛開始。

《超脫》，下同

大連工業大學那份擬開除學籍的公告，沒有平息爭議，帶來了更多疑問。

公眾的目光大多糾纏于道德的蛛絲馬跡，但更值得我們審視的，是：

那本看似公允的校規。

它本該是一份引導學生成長的契約，卻成為一套為規訓而量身打造的工具。

這背后，隱藏著一個關于權力與尊嚴的根本問題：

在大學的圍墻之內，一個成年的學生，是否還被當作一個完整獨立的人來對待？

細讀大連工業大學的條款，你會感到一種時空錯亂的荒誕感。

“未婚性行為，記過處分”；

“宿舍留宿異性，同床者記過”；

甚至連室友“知情不報”，也要一并受罰。

在東北的齊齊哈爾工程學院，懲罰更為決絕，學生的“非法同居或發生性關系”，直接對應著學業上的極刑：

開除學籍

而在南方的華中師范大學，即便只是“在校內外與異性非法同居”，也足以讓一個學生被逐出校園。

甚至在名校浙江大學的研究生手冊里，也曾明確：

將“未婚性行為”列為記過事項

規訓的邊界，延申到了學生的臥室。

青島濱海學院曾因禁止學生戀愛而“名聲大噪”，一對情侶僅僅因為：

在操場上擁抱，就換來了被開除的命運。

在某些高校，學生干部甚至被動員起來，在校園里巡邏，用手機拍攝牽手的同學，作為其“違紀”的證據。

然而，制定如此繁瑣、苛刻、甚至反人性的規則，其目的或許并非期待人人都能成為圣人。

恰恰相反，它真正的威力在于：

當規則的邊界無處不在時，跨界就成了所有人的日常。

這就構成了一張巨大而無形的網。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觸犯了某條細則。

于是，“違規”成了一種常態，而“懲罰”則成了一種選擇。

權力不必時時揮舞鞭子，它只需讓所有人知道：

鞭子就在那里，隨時可以落下

這便是這套制度設計的精髓：

它追求的不是秩序，而是裁量權。

這種人的裁量權，甚至被巧妙地寫進了規則本身。

比如長春大學的規定里，就藏著這樣一句萬能鑰匙：“對本規定未列舉的違紀行為，可參照本規定類似條款，給予相應處分。”

何為“類似”？

這扇可以無限解釋的后門，徹底將規則變成了橡皮泥

當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懲罰時，懲罰誰、何時懲罰、懲罰多重，就完全取決于管理者的意愿

規則不再是保護所有人的盾牌，而是變成了管理者手中一把可以任意揮向特定目標的利刃。

這種現象，也讓人聯想到一個更宏大的社會鏡像：在某些領域，法律條文的嚴苛與執法過程的彈性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灰色地帶。

比如著名的口袋罪尋釁滋事罪，最近河北發生的暴某案即是很好的例證，而此前已有多人因維護自己或者家人的合法權益，而被尋釁。

再比如洗錢罪，一些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因為身陷囹圄的家人聘請律師而被控“洗錢”，如冀廷梅案中的畢祺祺。

規則本身寫了什么變得次要，重要的是誰掌握了啟動規則的鑰匙。

人們敬畏的不再是規則的神圣與公平，而是權力本身那深不可測的好惡。

那么，一個在這樣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會學會什么？

他們學會的，可能不是自律與責任，而是揣摩與閃躲。

他們不會成長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而是會變成在無形之網中游刃有余的幸存者。

教育的終極目的：培養獨立的人格，在這一過程中被悄然消解。

因此，李同學的事件，與其說是一面映照個人品行的道德鏡子，不如說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大學內部那套陳舊、僵化的規訓機器。

如果一所大學的存在，只是為了教會年輕人如何順從，如何被管理，那么它便辜負了“大學”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