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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公眾號

《歷史評論》2025年第3期

發展中國家要追趕現代化進程，不得不嘗試將西方幾百年的串聯式變革進程濃縮在幾十年的社會急劇變動之中。這種并聯式現代化帶來的社會變革的復雜性、廣泛性、劇烈性，決定了后發國家比早發國家遭遇更多的社會動蕩風險，需要具備更強的國家治理能力。歐美國家現代化的示范效應在后發國家產生的最直接、最強烈的社會動員作用，就是其豐裕的物質生活極大地刺激了后發國家民眾對富足生活的渴望。這種社會動員是廣泛和迅速的，以至于任何一個后發國家如果不能在現代化進程中滿足民眾的基本生存需求，緩解兩極分化，都將面臨難以承受的社會普遍不滿及其引發的社會動蕩。

在迫切需要政府在社會建設和社會財富分配中發揮重要作用之際，迷信“弱國家強社會”的西方話語，將植入多元權力制衡機制作為國家建構的重心，不可避免削弱了政府公共產品供給能力和社會協商能力，妨礙政府通過財政稅收及產業政策來引導和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導致“現代性有助于政治穩定，而現代化卻孕育了不穩定”的悖論。拉丁美洲不少國家由于殖民統治的歷史，形成了單一化的畸形經濟結構，由此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階級對抗。西方民主體制不僅無助于增強政府打破畸形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能力，反而使國家的政策導向長期處于市場原教旨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周期性振蕩之中。

西方民主體制的固有弊端，是政黨競爭和輪流執政，誘發政黨政策的短期化，甚至形成“否決政治”效應。就此而言，后發國家以植入西式民主體制作為現代國家建構基本路徑，多少有些南轅北轍的意味。在現代國家建構初期，在最需要強化國家整合能力的情況下，引入西方民主體制，恰恰導致國家政治資源、政治精力空耗于選票爭奪和政黨攻訐，而無法聚焦于國家基本制度體系建構，進而逐步提升國家的整合能力和滲透能力。

當廣大后發國家啟動現代化時，西方國家早已憑借資本、技術、金融、軍事及話語優勢，建構起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絕大多數后發國家往往只能通過出售廉價原材料或粗加工產品維持經濟運行。要擺脫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邊緣性地位，避免陷入依附性發展困境，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難以想象的。現代國家的能力結構同國家自主性息息相關。只有在能夠擺脫特定利益群體操控、支配的前提下，國家才有可能基于普遍利益制訂和實施公共政策，進而通過擴大公共利益，逐步增進國家制度的權威性。一旦國家行為嚴重受制于特定社會勢力或外部勢力，就會陷入自主性缺失與國家能力下降的惡性循環。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