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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在戰爭初期對華北猛烈進攻的氣勢，預示它將在中國地方部隊戰斗無心無力狀況下，迅速掌控整個華北。果真如此，則日軍就可能沿平漢、津浦兩鐵路進一步向華中和華南地區發動攻擊，最終將中國切割成為東西兩塊，把中方主力部隊驅除到西南貧瘠山區，然后從容消滅滯留在沿海地帶的部隊，并且奪取它的富饒物資。

事實上，早在1930年代初期，當蔣介石開始認真考慮未來中日戰爭大戰略時，就曾經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在這一連串戰略思考過程中，一個重要影響力來自德國顧問。

1、何以要在上海作戰？

大約從1930年初開始，德國顧問的主要戰略關注點便一直擺在長江下游地區。法肯豪森將軍尤其注意該地區，并且預測國軍可能在此與日軍展開全面性戰斗。當時的顧慮是，如果國軍防守不足而讓日軍輕易占領長江下游進而溯江而上，則全國可能被分割為南北兩部。華北將迅速淪陷，而華南地區因其丘陵地形和落后工業基礎，也將無法支持有效的抵抗。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設想，南京政府最牢固掌握的地盤也正是江蘇、浙江和鄰近省份，它的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都植根于此地區。同樣地，在這兩個省內備戰也最為現實。既然華北和華西南內地省份歷來被地方部隊盤踞而絕不服從中央指揮，則南京中央想要在該地區策劃軍事行動的可行性幾乎為零。

相對而言，南京政府經營沿海省份已近十年，到了1937年，寧滬杭三角地區已成為全國防御最牢固地區。該地區在民間經濟、交通、工業等領域同樣擁有最好的基礎設施。這些因素決定了國民政府不僅會在該地區與日本作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全面斗爭，而且也是為了進行持久作戰而必須守住的地區，以保障全國最好的經濟資源不致落入敵手。

這些因素導致蔣介石在1933年初，就已經趨向于設想未來中日戰爭不可以使之成為一個速戰速決局面，而必須是一個持久戰斗過程，而中國西南省份將會是這個持久戰斗的大后方。

對日軍作戰計劃的這類預估，極大地影響了南京國民政府本身的大戰略。政府當局不久決定在上海地區作戰，不是消極應戰而是積極開拓新戰場去求戰。南京政府顯然認為，只有將日軍侵略從中國地方實力派守軍（宋哲元）薄弱的華北，吸引到中國有能力主動集結大軍嚴密防守的長江下游，才能打亂日軍侵華的如意算盤。因此在大約在1937年7月23-24日左右，當蔣介石在南京召集軍事會議征詢將領們對于抗日意見時，多數與會者認為，既然決心抗日，就應該開辟第二戰場，迫使日軍分割使用。

在上述1937年7月23-24日軍事會議中，與會者提出一個重要論點，那就是，華北黃河流域是平原，易攻難守。反之，上海地區是水鄉，河川湖泊滿布，易守難攻。它既有密布型公路網，又有滬寧鐵路和滬杭鐵路作為后盾，更增加中國軍隊的后勤優勢。

除此之外，上海周邊的設施也成為重要考慮因素。因為南京政府在上海周邊從1930年代初期就已經在蘇嘉，吳福等地建立了頗為現代化的要塞群和國防工事線，除了地面上建造堅固堡壘之外，地下還有寬廣車道可供卡車行駛。即便是作戰部隊從上海撤退，它們也可以利用這些國防設施再守3個月，張治中為此還建議先派6個師駐守這些工事。

因此在23-24日會議之后，蔣介石當即命令張治中和張發奎趕緊制定作戰計劃，部署軍隊開進上海郊區，同時秘密任命張治中為左翼軍總司令，張發奎為右翼軍總司令。張治中所轄者是中央軍精銳部隊，而張發奎所轄者則是當時政府能夠調動的各種地方部隊。淞滬戰役的部署就此展開。

2、被刻意隱瞞的“一二八”淞滬抗戰真相

在7月底至8月初關鍵性兩周之中，蔣介石決定把主戰場設在長江線并且集結主力軍準備決戰，同時決定不再分散兵力去增援華北。雖然湯恩伯率領的中央軍此時在華北戰場英勇有謀，深得蔣介石贊賞，但是情形顯然是中央軍孤軍奮斗，得不到地方軍隊有效支援。長此以往，則中央軍將會被吸入一個無底洞，被日軍消耗殆盡。

8月4日桂系領袖白崇禧抵達南京，立即主動表示愿意擔任參謀長職務。其他到京諮商的地方將領如閻錫山等人，也都出席此時召開的全國國防會議。1937年8月6日軍事部署大致完成，7日國防黨政聯席會議決作戰，而動員參戰部隊有80%已經準備就緒，并且決定從一開始就采取攻勢。在眾多主戰將領中，張治中，白崇禧，陳誠，和張發奎的積極性特別突出。

即便在地面沖突已經開始之后，南京政府仍在摸索戰爭規模應該多大，投入部隊應該多少。

鑒于此時（1937年8月13日）中央軍最精銳的87、88、36師都已經進入陣地，而原本擔任京滬警備司令的張治中又是極力主張在上海開辟戰場的倡議人，但是蔣介石仍然叮囑張治中，務必等待最后命令。

顯然，蔣介石需要思考作出最后定奪。

為此，蔣介石在1937年8月16日還特別派遣熊式輝和陳誠二人到上海視察戰局。熊式輝認為上海不能打，而陳誠則反復說明，日軍在華北一定會打勝仗，之后很容易沿平漢鐵路南下武漢把中國縱斷為二，對于中國極為不利。因此陳誠極力主張把日軍引誘到上海作戰，并且特別提醒蔣介石稱，這原本就是南京政府在1936年早就預定的戰略，此刻正是付諸實行的好時機，切不可三心兩意。蔣介石終于下定決心在上海進行大規模戰爭。

張治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并不難理解，因為早在“一二八”淞滬會戰（1932年1月28日）中，南京政府的“警衛軍”（第五軍）就和上海有過一段被刻意隱瞞的淵源。

在沖突之初，日軍指揮官曾經滿懷自信地宣稱，他要在四小時之內拿下上海。然而日軍攻勢連番受挫，被迫四易指揮官。而中國軍隊卻堅持了近四十天，并最終以雙方撤軍方式結束危機。

在漫長沖突過程中，民間的了解是蔣光鼐和蔡廷鍇領導的第十九路軍進行了英勇抵抗，而國民政府也蓄意鼓勵民間傳播這個觀點，并且讓第十九路軍占盡風頭，接受全國各界物資犒賞和輿論表揚。

此時南京政府一個更深層的計謀，就是誤導日本人去相信，以第十九路軍這種不出色的地方部隊都可以在上海阻擋日軍猛銳攻勢，則一旦真正精銳的中央軍投入戰斗時，就必定會給日軍更大打擊，希冀借此設局可以打壓日軍未來的狂妄氣焰。

實際上，一二八滬戰主力軍并不是雜牌的第十九路軍，而是南京政府王牌嫡系的警衛軍。其中第88師作戰特別英勇，雖是新練之兵，而且承受旅長以下官兵死傷達三分之一（兩千余人）的犧牲代價，但是卻擊破日軍第九師主力擊斃日軍三千余人，俘虜三、四百人，迫使日軍數度增兵。

“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后，張治中奉命撰寫有關該次作戰的總結。

這份秘密報告——《淞滬抗戰的經驗和教訓》——就中日雙方的優勢與弱點進行了比較分析。

它最重要的結論是：

中國軍隊在平原地區和日軍作戰必然處于劣勢，因為日軍的大炮，裝甲車，和飛機，加上密集火力和高速度，可以橫掃武器簡陋和國防工事單薄的國軍陣地。但是在上海地區則可以大幅地扭轉這個劣勢。因為一方面上海地區地形地勢將嚴重限制日軍高速度的后勤運輸和裝甲車與火炮的機動性。

另外一方面，由于上海都市建筑密集，大炮無法發揮最大功能，飛機也難以進行精確轟炸和掃射。更何況市區有大片西方國家租界，更增加日軍選擇攻擊目標的困難度。

因此，第五軍的結論是，都市“街道戰”和“巷戰”將會使中方軍隊發揮更大戰斗力。第五軍的實戰經驗，在南京最高軍事領導心中播下了一顆種子，那就是未來的中日作戰應該盡量選擇打都市街道戰，而避免平原或原野戰。

這一推斷在1933-1935年的長城戰役中再度得到印證，因為中央軍精銳師在那個平原戰場中屢屢遭受沉重打擊。

3、蔣介石“戰而不屈”的決心

1932年“一二八”滬戰后，隨著日本威脅日益顯露，南京政府有關對日作戰應該如何進行的觀點也逐漸成型。1934年，蔣介石曾對高級將領做了三場題為“抵御外侮與復興民族”的演講，他強調在未來假想的中日戰爭中，中方的基本戰略是依賴正規軍進行攻勢防御，挫敗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

中國軍隊需步步為營、處處設防、固守不退，同時要注重游擊戰術和組織、訓練民眾。他指出日軍在空軍和裝甲部隊方面占盡優勢，“如果我們退去，總快不過坦克車和飛機，因此，我們不能后退一步，一退就沒命”。

他將這種固守據點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戰術說成是“革命戰術”，并且堅信由于中國缺乏完善的國防體系，因此這種戰術是唯一能“使敵人承受最大的犧牲”之戰術。

盡管使用該戰術可能會使中國軍隊輸掉最初的幾場戰役，但是最終的勝利仍將屬于中國。

徐永昌將軍在1935年底的記述也提供了一個旁證。

據他了解，蔣介石在此前5-6年中盡量避免中日沖突，他所擔心的就是中日戰爭會變成是南北對抗局面。但是一旦剿共戰爭讓中央軍進入川黔兩省之后，南京政府看到了新機會把四川營造成為國防基地，容許中國把對日本抗爭變成為東西對抗局面，就可以進行長期抗日。

盧溝橋事變終于讓蔣介石把這個戰略思想付諸實行。

有趣的是，日本東京參謀本部在盧溝橋事變后最初（1937年7月9日）的想法，正是訓令華北日軍盡量控制盧溝橋事件局部化和就地解決，避免擴大到其他地區。

只是隨后事態發展完全脫離日本軍方掌握，因為中國政府不但漠視日方警告而向華北增兵，同時還在淞滬地區開辟新戰場，逼使日軍只好采取更積極性攻擊，終致陷入八年泥淖無法脫身。

因此，淞滬戰役爆發的戰略緣由，基本上是蔣介石認為中國必須表現出“戰而不屈”的決心才能讓日軍打消“不戰而屈”的妄想。當華北部隊幾乎完全不受南京政府指揮，而南京政府又決心要讓日本的野心無法實現時，它就必須另辟戰場，而這個新戰場的軍隊、政府、社會、經濟和國防設施最好都能夠在南京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如此則把戰略選擇放在上海，就顯得最為合理。

4、“求戰”與“急勝”

以上資料說明，淞滬戰爭爆發不是因為日軍“逼戰”和中國“迎戰”，而是中國“求戰”使得日本無法“避戰”。它是南京政府一旦下定決心后就伺機發動的一場戰略性大戰，因此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有效地表達中國“戰而不屈”的決心。這個因果關系可以從開戰的由來看出跡象。

首先，在1937年8月初，蔣介石再度邀請張伯苓、蔣夢麟、胡適、梅貽琦、陶希圣等人到他的官邸會議。會議中他宣稱要以戰略打擊敵人的戰略。既然敵人想要不戰而取，他就要讓敵人戰而不取；既然敵人想要速戰速決，他就要讓敵人戰而不決，并且宣稱 “我們是一定勝利的。”

這些話表示，在蔣介石心中，淞滬戰爭是一個戰略行為，而且中方預期操有勝算。

以上這些信息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什么國民政府如此積極主動地在上海求戰，而且求戰跡象十分明顯。

首先是政府突然在8月4日布置沉船阻塞吳淞口，在8月7日向上海集結的部隊十分之八已經到達戰斗位置。8月12日，蔣介石查詢張治中準備的程度，并且告誡后者不可掉以輕心。次日又告誡將領們“照街路前進”。依照蔣介石樂觀估計，“倭寇戰爭持久時期約可一年”。

因此只要中國軍隊能夠支撐過這一段時間，日本就會精疲力盡放棄侵略。“八一三”晚上中日淞滬戰爭開打，蔣介石的指望是“惟望神圣保佑中華，使滬戰能急勝也。”

換言之，不是裝模作樣地虛晃一招，不指望戰場膠著，更不是中國軍隊退守，而是“急勝”。開戰后一周內，更多中央軍主力部隊大量涌入上海。中央軍精銳部隊87師、88師原本已經進入陣地。另外一支精銳部隊第36師，此時尚在西安駐防。13日晚間接到命令，15日就以最快速度抵達上海。中央軍最好的部隊可謂傾巢而出。

換言之，在蔣介石當時心目中，上海戰爭未必能夠一舉全盤擊潰日本，但是可以使日本在華部隊在南北兩個戰場疲于奔命，顧此失彼。如果中方能夠堅持一年光景的戰斗，則日本就會被迫放棄對中國侵略的野心。

這就是他對“勝利”一詞的內涵。8月初中國軍隊果然發動攻勢，日本匆忙向上海多次增兵，應付國軍攻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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