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從另外一個角度設想，上海發生如此重大沖突，當然不能摒除國際考慮，更何況一個被稱為是負責任有思考能力的政府，也必須要從國際關系角度去評估后果。

八一三淞滬抗戰可以引出兩個問題：第一，戰爭的發生是否由于外交盤算為主導？第二，戰爭的結束是否出于外交盤算而延誤？

1、淞滬會戰中的外交活動

關于第一個問題，在7月23-24日的重要軍事會議中，某些將領也確曾提到因為上海是國際政治和經濟中心，戰爭爆發容易引起國際干涉的說法，但是并沒有成為會議討論的焦點和決策的依歸。從國民政府選擇在上海開辟第二戰場的各項相關史料來看，不但看不出外交盤算曾經進入決策討論過程，甚至沒有看到南京政府的外交領導人士（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曾經有機會參與討論或是被咨詢，一切都是由軍事領袖們做主。

同樣重要的是，在此后長達三個月的戰爭過程中，外交工作一直沒有在政府高層討論中獲得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王世杰的記載，因為他在蔣介石幕僚中是以熟悉英美事務著稱的親信智囊。但是他卻指出，雖然戰爭爆發后各國輿論一致同情中國，但是因為美國政府絲毫不愿采取干涉態度，以致英法俄政府也不采取任何干涉手段。

更有甚者，美國政府還禁止其政府船艦運輸軍火前往日本和中國，所以中國政府購買的19架飛機，也在途中被扣留。

換言之，美國政府領導人的冷感，一副事不關己態度，還要指手畫腳任意批評別人，讓中國政府當時就知道不可存任何它幫助中國的幻想。同樣有趣的是，政府在上海戰爭一開始（8月下旬）就派遣胡適去美國進行宣傳工作，純從表面看來似乎是重視對美外交。但事實上這個主意并非來自蔣介石而是來自王世杰，由蔣介石同意授權王世杰與胡適商談宣傳綱要。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政府安排的胡適團隊是三位教授，既不是專業外交人員，也不是蔣介石親信班底，甚至不是國民黨黨員。蔣介石完全沒有交給胡適團隊任何具體外交任務，難怪當胡適團隊抵達美國后的最初幾個月無所事事而感到百般無聊時，其他教授就吵著要回國。

鑒于美國在西方國家外交界影響力之大，而南京政府竟然派遣如此輕量級客卿類型團隊去美國，很難想象它在上海戰爭中被賦予外交活動的分量究竟有多重？當然，在南京政府中對美國外交政策最具影響力的無疑是蔣介石本人。而他在淞滬戰役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卻在私下厲聲指責美國。他寫道，“美國態度惡劣，而且變為毫無骨格之國。此其現任總統羅斯福應任其咎也。”他對美國的嫌惡，躍然紙上。

至于英國，則確曾試圖介入中國事務。8月初，英國上海商會和新聞界領袖來向王世杰探聽，如果英國政府正式出面調停，以承認滿洲國和平津不許駐兵為條件，中國政府是否愿意商談？

王世杰轉請外交部回答，除非英國法國肯擔任保證和制裁的責任，否則中國政府“斷不能接受此類解決辦法。”

可見中國政府與西方人推測不同，并不是急于尋找外國人參加和談。就在8月13日戰事爆發當天，上海英國商會會長馬錫爾（經過英國外交部門授意或默許之后）多次經過杭立武向中國政府轉達日本和談條件是：

（1）承認滿洲國和華北自治政權；（2）停止排日。根據英國人轉達，日本最擔心中蘇聯盟，因此不得不在華北布置防務。

中國政府的答復是：（1）恢復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態；（2）第三國出面保證和約履行。但是馬錫爾認為第三國保證絕不可能實現。

于是中方就沒有做出下一步回應。過了幾天，英國人再度建議在公共租界設置中立區，中日兩國軍隊同時退出，改由英美負責維持治安。

依照英國人說法，這樣可以逼使日本軍隊撤回日本。中國政府表示，如果日本接受此項安排，則“中國可考慮”。看到中方態度強硬，日本在23日拒絕接受英國人建議，又在24日拒絕了美國國務卿呼吁和平。

根據目前資料，英美這些和平活動似乎并不是出于中國邀請，但是卻因為中國立場堅定而宣告失敗。目前能夠看到的史料顯示，中國政府在引爆上海戰爭時，充滿自信，士氣高昂，最直接的目的不是假借西方勢力和國際正義說服日本放棄侵略，而是要以軍事手段要把日本人從上海地區“趕下海”去。

2、主和派對西方干預的幻想

淞滬戰役的堅持進行顯然和蔣介石本人與其他主戰派將領們有密切關系。因為根據蔣介石日記透露，八月底國軍攻勢銳氣漸消時，已經造成人心動搖，令他感嘆“若輩本非共患難者”。不久之后，議和聲浪逐漸上升，引起蔣介石怒責，“主和派意見應竭力制止”。“時至今日，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又寫道，“除犧牲到底外，再無他路。主和之見，書生誤國之尤者。此時尚能議和乎？”

這些話都可以作為他沒有熱心尋求國際協助的旁證。

至于向國際聯盟提出訴求，當然是無論任何中國人當權的政府都應該去努力探索的途徑。但是國聯在九一八事變的軟弱無力已經是前車之鑒。而南京政府也的確在淞滬戰爭開始就考慮到向西方國家（美、德、意、法駐華大使）征詢召開九國公約會議的可行性。

但是南京政府本身對于向國際聯盟提出指控日軍侵華事件的步調似乎好整以暇，因為它直到淞滬戰爭開打后又拖延了一個月時間（9月12日），才慢吞吞地遞交申訴書，指控日軍侵華，要求國聯予以制裁。

這個動作本身就代表南京政府并不指望從國聯方面可以取得實質性幫助，但是在姿態上又必須做出合理合法的要求，避免得罪西方列強。事實上，即便是外交部長王寵惠本人也從頭就認為希望渺茫。

但是主和派領袖們則對于西方國家干預依然擁有高度幻想。比如說某些國防參議會的成員就對九國公約國會議非常關切，認為英美必然會提出調解。改組派的周佛海甚至認為，如果中國拒絕接受調解時應該預想應付的方法。

在此后戰爭進行的40-50天時間里，蔣介石在日記中所透露的心聲則是他既不能預測國聯將如何反應，也沒有囑咐外交部卯盡全力地去爭取西方列強支持，他個人只是在“研究”和觀察。

3、對蘇聯的重視

毫不奇怪地，此時最讓中國政府關切的外交動向，不是西方國家而是蘇聯。根據外交部長王寵惠報告稱，早在羅文干執掌外交部時，中國就已經提出成立中蘇條約，后來汪精衛兼任外交部長時因為擔心日本人會以為中國聯俄親共而招致猜疑，所以放緩談判步調。

蘇聯其實在1937年5月份已經向中國提議簽訂條約，但是要等到盧溝橋事變和虹橋事件發生后，雙方才不再顧及德國和日本的感覺而加緊速度。8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中蘇簽訂條約，聲明中蘇兩國互不侵犯，并且不與任何侵略中國或蘇聯的國家成立互相協助之協定，用意就是打擊日本人主張共同防共的政策。

此次訂約之前嚴守秘密，就算是最高國防會議也沒有加以討論。蘇聯并且承諾接濟中國軍火，不必支付現款。根據蔣介石向親近幕僚解釋，在盧溝橋事件前后，南京政府面臨兩個重大而方向截然相反的外交選擇，一個是日本所提的共同防共協定，一個是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在他心目中，共同防共將使中國完全喪失主權，是亡國條件。而互不侵犯條約則是互相平等，可以完全維護中國主權。而且除了中蘇條約之簽訂表示中國與日本毫無妥協余地之外，南京政府也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宣示考慮遷都成都，更是傳達抗戰到底的決心。

毫無疑問地，南京政府此時對于中蘇關系的重視，遠遠超過對英美國家的外交活動。蔣介石親自主導與蘇聯的直接談判，又和蘇聯駐華大使頻繁密切會商，而對美關系則只交付外交部依常規處理和任由教授們去打開場面。

事實上，在七七事變之后到1937年底的整個上海和南京戰役期間，蔣介石透過個人代表張沖，赴蘇聯武器采購團團長楊杰，和駐蘇聯大使蔣廷黻不斷和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和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等政府最高級官員保持親密接觸，集中精力想要達成的目標包括提供軍火，蘇聯參戰，蘇聯承諾在日內瓦“國際聯盟”和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對中國的支持等事項。

這一連串外交努力的規格和深度都遠遠超過中國政府此時和任何歐美國家高階官員所能夠商談的程度。而蔣介石個人則更是堅信蘇聯終將對日作戰。在整個10月份時間里，蔣介石個人不但高度關心蘇聯軍火運輸來華的進度，對于蘇聯飛機進駐新疆和甘肅飛機場視為其軍事“東進之基礎”，而且明白指出中國的對俄政策是“使俄、倭戰爭提早發動”。

所以，他在10月份的一個重要外交努力方向是希望說服英美兩國“默許”或“允許”蘇聯對日本宣戰。

因此，中國軍隊在上海戰爭的奮戰不退，與其說是設計拉攏英美干預，不如說是以份外努力展示其戰斗力，去向蘇聯證明中國作為盟友的戰略價值。而西方時事評論員和史學家卻似乎總是跳不出本位主義框架，只曉得夸耀自己國家的重要性和能耐，而忽略了這個更大的國際格局。

依照蔣介石此前多年思路，蘇聯才是日本最大敵人，而中國只是兩大國之間的障礙。日本只有在把中國事務處理妥當而免去后顧之憂之后，才敢斷然處理蘇日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國試圖與日本妥協求饒，也絕不可能幸免于戰禍。依照這個思維，蘇俄也就成為中國外交的重心，而不是歐美國家。

4、撤離時機與外交因素

中國軍隊最后撤離上海戰場的時機，是否可能受到外交因素影響？

根據張發奎回憶，在上海戰爭進入危急狀態時的一次軍事會議上（未指明時間，大約是10月28日），將領們同意應該撤兵，但是此時在會場的宋美齡向將領們宣稱，如果能夠再堅守十多天就會得到國際同情，因為國聯就要開會。但是會場上只有少數人同意她的觀點。

如果張發奎現場聽到的信息果然無誤而且如實報道，他也并沒有追蹤宋美齡的意見事后是否被采納成為政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宋美齡打從七七事變開始就是堅定的主戰派。7月19日當蔣介石還在權衡是否應該發表應戰宣言而滿朝文武意見紛紜時，“惟妻獨贊成吾意也”。

此后她在籌劃空軍作戰時又全力投入，且巡視陣地、慰勞官兵。甚至在10月26日滬戰最危急時，在執行公務時翻車受傷。她向蔣介石報告（28日），她在上海療傷時與西方國家駐華高階軍人談話，后者一致表達對中國軍隊英勇作戰的仰慕和尊敬，英軍司令官甚至“為之聲淚俱下”。

以宋美齡對于美國的了解遠遠超過張發奎，如果她把西方駐華軍官的感性之言當成是可以左右西方國家政府的立場，卻倒是令人無法輕信。

但是問題的復雜性是在1938年初，當蔣介石回顧檢討淞滬戰爭得失時，的確曾經在日記中寫過一段話。他寫道，“去年最大失著為美總統發表蕭嘉谷（Chicago，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于蘇嘉陣地，而于精疲力盡時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以后一敗涂地，無可收拾。若于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駐兵區域嘉崑為止。且可在九國會議席上言和也。”

這段文字看似簡短，其實語焉不詳，如果細加推敲，至少可以提供兩種解讀。

第一種解讀是他只是以羅斯福演說作為一個時間標志，別無他意。按羅斯福演說應該是10月5日（“防疫演說”1937年10月5日）。蔣介石在字面上的意義是，如果中國軍隊在那個時刻就從上海撤退，就可以避免此后的大災難。這個道理十分明白，無需辯難，因為那個時刻桂系軍隊剛剛投入戰場，國軍尚未進入險境，有極大幾率可以全身而退。

第二種解讀是羅斯福的宣言對中國的撤兵時機產生了直接因果關系，但是仍舊沒有指出究竟是正面影響抑是負面影響：是讓他誤以為羅斯福終于明目張膽地伸張國際正義，登高一呼地激蕩列強不可再姑息侵略行為，因此中國也應該在上海繼續抗戰，以鞏固國際支持？抑是讓他看出羅斯福演說在美國國內掀起巨大反對聲浪，而中國顯然無法指望美國主持國際正義，而因此悔恨沒有及早從上海抽身？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蔣介石在10月初已經在軍事上自行部署更多地方部隊（川軍，桂軍）加入滬戰。當他在10月7日得知羅斯福演講內容時，精神大受鼓舞，但是并無法預測羅斯福的演講是否可以“激動人類公憤”，也無法預測國聯與九國公約會議的結果將會如何，但是他當時想得出的對應方法是設法使日本參加九國會議、使美國主持公道、使意大利不要阻礙會議、使蘇聯及早向日本開戰，但是最基本的決定是“滬戰仍應維持到底”，以貫徹中國自己從滬戰開戰以來的立場。

或許同樣重要的是，依他此刻的判斷，10月份滬戰進入沉寂，日軍可能已經表現出“轉攻為守”趨勢，所以眼前并無危機感，國軍沒有趕緊脫離戰場的急迫性。

當然，蔣介石如果不僅是暫時性地受到“防疫演說”的鼓舞，而是持續性地把它當成是美國外交“風向球”，以為單憑美國總統一次演講就可以使國際輿論轉向，進而動員國際組織（九國公約、國際聯盟）采取行動制裁日本侵略行為，那就的確犯了嚴重而幼稚的誤判。

除了他自己難辭對于美國政情缺乏了解之咎外，南京外交部和駐美特使胡適沒有及時向他提供正確解讀，也可視為是嚴重職務過失。但是事實上情形正好相反，因為在10月14日他曾經接到胡適來電，詳述后者和羅斯福總統談話始末，并且申述他個人的判斷是美國仍然懼怕日本，切不可指望它采取積極行動。

5、是否期待美國干預？

這中間還有一個時間差的關鍵問題。羅斯福的演講是10月初，引起蔣介石遐想情有可原，而國軍撤離上海最后的安全期應當是10月25-30日之間。在10月5-25日期間內，羅斯福總統言論在美國國內引起孤立主義強勢反彈的情況，早已有目共睹，而羅斯福面對一片反對聲浪也立即退讓噤聲，更沒有在國際上做出任何譴責國際暴徒（德國、日本、意大利）的具體表現，反而是對日本節節忍讓。

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其后20余日應該有機會看得一清二楚，更會知道在歐美政治制度下，一個派駐遠東次要地區的軍官無論如何被國軍的奮戰感動到“聲淚俱下”，也絕不可能撼動國家外交決策。

然而在這個關鍵時段里，蔣介石對于九國公約的確做了一番估計。

根據熊式輝的說法，蔣介石針對九國公約會議向下屬傳達的應對方針是：

（1）他不指望該會議能夠成功；（2）但是中國政府應該做出一個外交姿態，祝愿該會得以成功；（3）不能只以上海戰爭求取全面性解決中日爭端；（4）凡是九國公約和國際聯盟的一切規約和決議案之關于中日問題者，中國一體表示接受；（5）對日本的任何提案則進行破壞。

換言之，蔣介石此時對于國際干預顯然不抱太高期望，只是想做出支持九國公約的姿態，最后把不成功的責任歸諸日本。與此同時，他持續堅持中國決不與日本直接交涉，而必須通過國際調停。

正因為如此，所以外交部對駐法國和駐比利時大使館（主持國聯控訴事務）也發出訓令，說明南京政府的判斷是國聯會議沒有成功希望，駐外使節們必須認清現實，但是對于西方各國仍需采取和緩態度，勿令它們難堪。

當然，如果蔣介石能夠排除國際因素干擾，而只是基于自己的判斷和部屬的建議，在前線戰士精疲力盡之前就執行總退卻，說不定果然可以保存國軍元氣。

或許蔣介石日記中的私話可以幫助我們看出戰場和外交兩條情勢線路的發展。

就戰場而言，他個人判斷過程大致如下：

10月14日“滬局穩定”，16日“滬局漸危”，18日滬局處于“危急狀態”，23日由于桂軍挫敗，滬局“不可收拾，因之全線動搖”，26日夜間決定“變換陣地，轉移部隊”，成為撤退的開始。

就外交發展情勢而言，他在21日已經察覺英法態度“轉劣”，23日決定對九國會議方針是“不得妥協”。11月1日更進一步說明，如果沒有國際保證而由中日兩國直接談判“則任何條件皆不愿問，惟有抵抗到底，雖至滅亡亦所不惜。”

換言之，即便是蔣介石早先可能短暫被羅斯福演講所迷惑，到了21日，當他看出英法態度轉劣時，也意味著國際干涉美夢破裂。而適在此時，戰場情勢明顯惡化，成為安全撤退的最后機會。但是蔣介石依然決定勇往向前。

果不其然，11月5日，日本委托德國傳來媾和條件，以防共協定為主。雖然當天清晨日軍已經在金山衛成功登陸，滬戰局勢更形惡化，但是蔣介石“嚴詞拒絕”。

11月11日大上海淪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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