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坊間普遍歸咎于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這倒也是古今中外慣常的思維模式。武大、武二鬧分居少不了潘金蓮的功勞，英國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兄弟失和，哈利的妻子梅根也備受王室吃瓜群眾的指責。曾幾何，威廉、哈利、凱特是多好的三人組啊，梅根一進門，家庭關系就完蛋了。

把家庭關系的失敗歸咎于女人，雖然簡單，但也不夠公平。因而，反思者也是有的，比如錢理群就認為不能“把一切罪責（大至國家興亡，小至家庭離合）都歸于女子”。周氏兄弟失和原因推到羽太信子身上，從人情上來說，可以理解；從人性上來說，顯然不夠。

就人情來說，魯迅和周建人并不愿深責自己的兄弟，歸咎于外人總勝過歸罪于自己人。人情如此，圣人也難免護短。

但細究事實背后的人性，似乎又未必如此。

01

1923年7月14日魯迅“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自室吃飯，當然是因為矛盾已經觸發。

1923年7月19日上午，周作人忽然走到前院親手交給魯迅一封信，上面寫著：“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魯迅當然想把周作人叫出來，說清楚，可是“后邀欲問之，不至。”

8月2日下午，魯迅攜夫人朱安離開八道灣，遷居至磚塔胡同61號。

幾十年后，周作人解釋過：“……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1964年10月17周作人致鮑耀明信）。

這解釋倒不是出于兄弟情誼，而是因為財產權利，八道灣本是魯迅三兄弟賣了紹興祖宅和魯迅和周作人兩兄弟的積蓄和借貸才得以購置。就所有權來說，周作人沒權利趕魯迅走。

（八道灣舊照）

不過周作人當年的做法并沒有尊重魯迅對八道灣的財產權利。

魯迅搬離八道灣后，還有不少東西留在八道灣，前往去取，也是人之常情，出面拒絕的是周作人。周作人意思是東西可以送過來，魯迅本人就不必過來了。

1924年6月11日，魯迅去八道灣拿自己的東西，雙方見面，演變成了一場劇烈沖突。

魯迅當天日記是這樣記載：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過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后取書、器而出?！?魯迅日記

周作人日記則寫：

“下午L來鬧，張徐二君來?！?周作人日記

目擊證人羽太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的日記和回憶也已問世，也補充了一些細節，不過基本的事實并無太大的出入。

無非是魯迅去取東西，周作人、羽太信子憤而咒罵乃至動手，等張鳳舉、徐耀辰到來的時候，沖突已經有所降溫。

徐耀辰過去時，

“看見啟明站在那里。二太太坐在那里。鳳舉和豫材并坐在隔一張茶機的背椅上在那里談話。我走進去看，啟明還很鎮靜的和豫材辯論。二太太見我去了，她告我豫材如何蹂凌他。我回顧后面有二太太的老弟，另有一位同居的一個青年。他們都站在后面靜默著。我想我不能靜默著了，于是走到豫材近邊對他開口道，一向擔心已久，不過沒有機會不能插嘴。如果以我們是朋友的話，我想可否由我們朋友之力使你們兩位在某一程度為止得了了解。豫材說他要去了。我和鳳舉送他出門去。我回進去再坐著。二太太歷訴豫材一向對她的無禮。” 徐耀辰日記

02

事實上，兄弟失和事件中，周作人始終處于主動地位，并非羽太信子的配角。

絕交信是他寫的，拒絕和魯迅溝通也是他做的，魯迅上門取東西，羽太信子控訴魯迅，周作人在旁邊補充，或者干脆就是主角，“啟明還很鎮靜的和豫材辯論”。

徐耀辰是周氏兄弟的熟人，就日記內容來看，他顯然更偏向周作人。

“啟明又說豫材的話時時變換。方才說過的話竟至要否定的。既然有勇氣要做惡魔，為什么沒有勇氣公言去做惡魔呢？我接口道，是呀！惡魔未始不可以生存的呀，只要有勇氣公言好了。說得很有力量似的，心頭感到輕快?！?徐耀辰日記

這些記錄雖然用了無禮、蹂躪、惡魔這樣的詞句，但并不必然理解成偷窺洗澡、甚至性騷擾之類的含義。日?，嵤碌姆e累，家庭邊界的被破壞，主婦的權威被挑戰，舊式家長的作風等都足以讓成家的弟弟夫妻深感壓迫，進而發出指責和控訴。

面對周作人夫婦的指責，魯迅回擊：“你們說我有許多不是，在日本的時候，我因為你們每月只靠留學的一些費用不夠開支，便回國做事來幫助你們及以后的生活，這總算不錯了吧？”

許多人覺得魯迅這句反擊過于綿軟，不夠有力。

其實，這恰恰證明了周作人夫婦對魯迅的攻擊主要在于他的大家長風格，而不是許多人想入非非的洗澡啊，曖昧啊，騷擾啊。魯迅說羽太信子述罪狀，“多穢語”，大約也是惡魔一類的指責或者激動之下的臟話。

魯迅對弟弟的愛護，超越了一般的兄長，是像家長一樣犧牲了自己的人生規劃，成全弟弟的人生。他做了家長式的奉獻，難免在家庭中帶出了家長式的姿態。弟弟接受了這樣的付出，不也應該回報相應的尊重和體諒嗎？

可周作人并不是魯迅的兒子，只是小他兩歲已經成家立業的弟弟。朝夕相處，叛逆之心和厭惡之情難免壓過了那感激之情。

這場沖突在所難免。

周氏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在文章里總在發泄怨氣。

1924年2月12 日，周作人在《晨報副鐫》發表了《“還賬主義”》，提到中國舊式家庭關系。

“父為什么是子綱， 夫為什么是妻綱？我以前總是想不懂，現在才豁然貫通了。原來父與夫都是債權人——中國家庭里一毫沒有私欲，只是你放債我還債的過日，何等高尚，真是一片天理流行呀！因此我想到，世間債主與債戶，在債務未了的期間， 這兩者的關系可以算是人倫的極致，中國倫常之象征，因為他們唯一的關連是在于債務這一點上也?！?/blockquote>

父母對子女固然有恩情，可如果只是養兒防老，是兒女的債務人，哪還有什么值得歌頌的??？兄長對弟弟固然有奉獻，可如果總擺出家長的姿態，還是要驅逐出家門的。

周氏兄弟失和，羽太信子充其量不過是一點導火索而已。

如果周氏兄弟娶妻不是朱安和羽太信子，也許兄弟倆的失和不會成為文學史的迷案。他們也許會和許多兄弟一樣，漸行漸遠，又在某些時刻彼此釋懷。沒那么親近，也沒那么疏遠。沒那么多奉獻，也沒那么多憤怒的爆發。

03

羽太信子會花錢重要嗎？這事對周家來說挺重要，一個家庭的主婦往往決定了一個家庭的生態。

說羽太信子能花錢，這話魯迅母親說過、周建人說過、許廣平說過，看起來是確鑿無疑的了。

不過這些說法大都是轉述，比如魯迅母親的評價我們往往是魯迅的小鄰居俞芳那里聽來的，許廣平自然是聽魯迅說的，周建人雖然也在北京的大家庭生活過，但時間不長，再加上前后有些不一致，也有人覺得不太可靠。

不過，周作人雖然能賺錢，但常常訴苦缺錢也是事實。

早年大家庭同居，上有老下有小，經濟緊張不提。

后來，日本人打進來，北大教授紛紛南遷，周作人不肯離開的理由也是家累太重。上有老母，下有兒女，還要負擔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孩子。

到了晚年，母親去世，兒女成年，周作人還是訴苦缺錢。

50年代和周作人交往比較多的王士菁回憶說：“在十多年來我和周作人接觸之 中，最使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經?！卞X用’” 。

“但在當時，卻有一件非常突出的事情，象謎一樣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他經常談到生活的困難。他經常寫信給我，在這些信件中，將近一半是向出版社要錢的。”

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除了每月二百元以外，有時還付給周作人其他稿費。當王士菁訪問他時，談話時間略長一些，恐怕耽誤了他的譯書時間，也給以相當的報酬。如果請他譯一些有關魯迅的資料，也都是給以報酬的。

這部分收入比起當時一般干部的工資不算低。

但周作人還是缺錢用，缺到“把作為文物不準出口的古代字畫寄往香港而被海關扣留下來了”，缺到把秘不示人的《日記》拿出來賣了。他在給魯迅博物館的信中寫道：如果賣不出去 ，他將 “托缽于市矣”。

關鍵是這么缺錢的周作人，日子看起來并不奢華?？嘤挲S布置簡單，周作人本人衣著簡單。

錢都去哪里了？

真像周建人說的，都被羽太信子揮霍了？

“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菜飯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點菜飯退回廚房，廚房里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p>

用現在的話來說，羽太信子和周作人應該都是注重生活品質的人。衣食住行未必奢華，但一定舒適。他們對孩子的各項支出也不少。

文潔若回憶說：“在孔德，就數周家六兄妹引人注目，即周作人的三個兒女（周豐一、周靜子、周若子）和周建人的三個兒女（周鞠子、周豐二、周豐三）。一般同學都到學校的飯廳或附近的小鋪子去吃，中飯周氏兄妹卻總乘包車回八道灣去吃，足見家里對他們的寵愛?！?/p>

追求生活品質固然沒錯，但天長日久下來，必定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比如周建人一個月匯到北京的三五十塊，能完全覆蓋兒女高品質的教育費、交通費和伙食費以及偶爾的醫藥費嗎？兄弟失和后，魯迅尚且資助羽太信子的兄弟羽太重九，難道周作人會不資助嗎？

俗話說：“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一世窮?！敝芗疫@樣吃用講究，人口眾多的家庭是很考驗當家主婦的智慧的。

北平淪陷前，周作人的女兒周靜子已經結婚，她帶著兩個小兒子住在娘家?！八侵芗业莫毰?，父母固然待她很好，但她說，不得不經常給底下人賞錢，否則他們不買她的賬，不肯伺候她。那幾年我們通常只能吃到小米棒子面。馥若告訴我們，她看見靜子的小兒子向廚娘討一團和好的富強粉，捏面人兒玩?！?/p>

維持這樣舒適的生活，積蓄是一件挺難的事情。

50年代，周作人的收入并不算少，但因為沒有公職，隱形支出很多。比如醫療費，沒有公職，自然要自費了。

周作人家的老保姆張淑珍回憶說：“算上我，我家兩代給周家做事。二太太每月給我20塊錢，另加4塊錢買月票?！?/p>

“50年代東安市場里有蘇聯飯館、日本飯館，二先生常叫我上日本飯館給他買紫菜卷兒和其它日本菜。二太太糖尿病，我上醫院給她取藥。就這樣，我邊做街道工作，邊給二先生家當保姆?！?/p>

1957年周豐一被劃成右派，工資降級，周豐一的妻子張菼芳也因為家庭成分，解放后并未加薪，周豐一夫婦一共生了三女二男。一大家子的吃用開支，孫兒孫女的教育費，難怪周作人頻頻叫苦，不斷變賣古磚、香爐、銅鏡、印度縫紉機、珍本舊書等。

不過，那時候他還不知道，物資匱乏一點，金錢緊張一點，不算苦。人生的劫難還未到。

羽太信子是幸運的，她在1962年4月就病逝于北大醫院。

周作人則在1967年5月離開人間。生命的最后歲月里，他躺在廚房北角的鋪板床上，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面糊糊。

壽則多辱，人生實苦。八道灣的苦雨齋也逃不過那場血雨腥風。

作者：劉洋風：愛生活，愛寫作，尋尋覓覓，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