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周末報道，據國際民調機構QuantusInsights于7月3日發布的調查，40%的美國受訪者明確表示“考慮支持”馬斯克籌建的“美國黨”，14%的人直言“會直接投票支持”，另有22%持觀望態度。這一數據遠超2016年第三方候選人約翰遜的12.8%支持率，成為1992年羅斯·佩羅之后第三黨崛起的最強信號。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男性選民中，57%的人對新黨持積極態度，23%表示“非常有可能支持”，顯示出特朗普基本盤出現松動跡象。

特朗普（資料圖）

馬斯克在6月6日的公開演講中提出，新黨將代表“被兩黨忽視的80%中間階層”，涵蓋經濟焦慮的中產、厭惡黨爭的溫和派及科技實用主義者。民調顯示，58%的受訪者認為當前兩黨無法代表自身利益，這與馬斯克“打破紅藍對立”的口號形成強烈共鳴。數據對比顯示，2024年蓋洛普民調中，僅32%的人對兩黨表示滿意，此次新黨支持率恰好承接了這部分不滿情緒，形成明確的政治替代方案。

特朗普在7月5日的“真實社交”平臺發布長文，指責馬斯克因個人商業利益受挫而“背叛盟友”。他特別提及2024年大選期間，馬斯克曾承諾支持取消電動車強制令，如今卻因特斯拉銷量下滑（2025年Q1全球銷量暴跌28%）而“出爾反爾”。特朗普團隊還向媒體透露，馬斯克曾試圖安插親信賈里德·艾薩克曼擔任NASA局長，被拒后懷恨在心。這種“利益小人”的形象塑造迅速引發保守派共鳴，共和黨選民對馬斯克的支持率在48小時內回落12個百分點。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第一波行動即見效顯著。7月1日，與特朗普陣營關系密切的風險投資家詹姆斯·菲什巴克宣布延遲特斯拉相關ETF上市，理由是“創始人過度卷入政治將損害股東利益”，導致特斯拉股價當日暴跌5.7%，市值蒸發545億美元。更致命的威脅來自政府合同審查——特朗普指示“政府效率部”對SpaceX展開財務調查，該部門恰是2024年馬斯克親自參與組建的機構。目前SpaceX手握220億美元政府訂單，占其收入的62%，一旦合同終止，將直接動搖馬斯克商業帝國的根基。

特朗普政府聯合共和黨國會領袖，迅速啟動州級選舉法壁壘。根據美國選舉規則，新黨需在50個州累計收集超2000萬有效簽名，僅得克薩斯州就要求83714個獨立選民簽名，紐約州更需前次州長選舉13萬選票支持。兩黨還通過《選舉現代化法案》修正案，將新黨候選人的辯論資格門檻從15%民調支持率提升至25%，直接切斷“美國黨”通過全國辯論擴大影響力的路徑。民主黨內閣成員也罕見表態，財政部長貝森特公開稱“企業家應專注商業，而非政治投機”，形成跨黨派施壓態勢。

盡管民調顯示中間派支持踴躍，但新黨的選民基礎存在內在矛盾。馬斯克的核心支持者是城市高學歷中產（占其推特粉絲的68%），而特朗普的“紅脖子”選民強調傳統價值觀，兩者在移民政策、科技監管等議題上分歧顯著。6月20日的焦點小組訪談中，55%的潛在支持者表示“僅因厭惡兩黨而關注新黨”，但對具體政策綱領缺乏認同。這種“反建制”共識的脆弱性，在特朗普攻擊馬斯克“依賴政府補貼”后已顯現——30%的搖擺選民開始質疑新黨的“獨立性”。

馬斯克（資料圖）

美國1856年以來的選舉人團制度，讓第三黨幾乎無法染指總統寶座。歷史數據顯示，1968年以來的所有第三方候選人中，僅喬治·華萊士獲得5個州的選舉人票，其余均顆粒無收。眾議院層面，兩黨占據98%的席位，新黨需在單個選區獲得超50%選票才能勝出，而2024年中期選舉中，搖擺州的平均勝選優勢僅3.2%，意味著“美國黨”需精準收割細分選票，卻可能因分流效應被兩黨“漁翁得利”。

盡管馬斯克坐擁2100億美元身家，但聯邦選舉法嚴格限制個人對政黨的捐款——每年單候選人捐款上限為2900美元，政黨委員會接收個人捐款年上限5000美元。這意味著即便馬斯克自掏腰包，也需組建復雜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規避監管，而特朗普陣營已提前建立“保衛美國未來”PAC，首輪籌款即達1.2億美元。更關鍵的是，兩黨掌握著媒體資源與政策解釋權，當特朗普將新黨定義為“破壞美國穩定的實驗”時，馬斯克的社交媒體影響力在主流輿論場遭遇系統性稀釋。

民調機構預測，若“美國黨”在10個關鍵搖擺州推出候選人，可能分流共和黨8%-12%的選票，尤其在亞利桑那、佐治亞等2024年以微弱優勢決出勝負的州，可能改變15-20個眾議院席位的歸屬。這種“關鍵少數”角色，足以讓新黨成為兩黨拉攏的對象，但也可能因立場模糊而被邊緣化——馬斯克至今未明確“美國黨”在墮胎權、醫保改革等核心議題上的立場，導致進步派與保守派均持觀望態度。

歷史經驗表明，第三黨崛起需滿足三個條件：持續的經濟危機（如1930年代大蕭條催生第三黨運動）、兩黨同時陷入合法性危機（如1968年民主黨內亂）、以及配套的選舉制度改革（如比例代表制）。當前美國國債高企（36.2萬億美元）、兩黨支持率均低于40%，具備前兩個條件，但選舉人團制度與州級門檻構成制度性壁壘。馬斯克團隊已聘請選舉法專家發起“公平投票”訴訟，試圖推翻部分州的簽名限制，但聯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數可能維持現有規則。

馬斯克的“政治創業”本質上是科技資本對傳統政治精英的挑戰。他試圖復制商業領域的“顛覆式創新”邏輯，用社交媒體民調替代傳統政黨動員，以個人財富替代政治獻金，這種模式若成功，可能引發全球范圍內的“企業家從政”浪潮。但美國政治的特殊性在于，資本力量需通過政黨機器轉化為政治影響力，而馬斯克的“個人化政黨”能否建立可持續的組織架構，避免重蹈2020年楊安澤“前進黨”迅速消亡的覆轍，仍是最大未知數。

馬斯克（資料圖）

馬斯克與特朗普的對決，本質上是兩種權力邏輯的碰撞——前者代表新興科技資本對制度性紅利的爭奪，后者捍衛傳統民粹政治的領地。民調數據揭示的，不僅是新黨的支持率，更是美國民眾對兩黨制積弊的深層不滿。然而，在選舉人團制度與政黨利益的雙重絞殺下，“美國黨”的命運可能早已寫就：它或許能成為特朗普與民主黨博弈的籌碼，卻難以真正動搖百年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