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敘拉古之惑”，原文載《中州學刊》2024年第7期，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旨在知識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內容提要：趙匡胤在追求長治久安的策略中，盡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貫穿宋初建國、統一、穩定全過程的策略，即歷史上少見的義氣，是他和風細雨卻力挽狂瀾的法寶。包括確立優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并將周六廟列入國家祀典、封柴氏后人世襲崇義公，允許后周遺老遺少對周世宗忠義及表達私人感情；將義用于統一戰略，反對濫殺無辜，優待降王；大量采取江湖義氣辦法統軍，不顧國法；宋太祖仍與諸將領保持義兄弟關系，多加關懷縱容，也多保全式防范。以義為政是“馬上治天下”的新創舉，把江湖之義轉化為廟堂之義，使義政治化，用義治天下。宋初歷史由動亂走向和平，得益于義觀念強大的精神力量。宋初政治文明中有著很大的義成分，遂成為宋代開國體制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趙匡胤，以義為政，開國策略

960年陳橋兵變，趙匡胤建立宋朝。軍隊反叛另立皇帝，在五代經常發生，宋初仍是五代的延續，能否結束戰亂，鞏固政權并統一全國，是最大的政治、軍事問題，事關歷史進程。以弱旅兵變的趙匡胤“權不重”“望不隆”， 也沒有什么赫赫戰功，靠什么開創了趙宋三百余年基業呢？原因固然能列舉很多，但我們發現有一點尚未引起關注。即趙匡胤在追求長治久安的策略中，一反歷史常態，以避免大規模流血沖突為原則，盡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其中，貫穿宋初建國、統一、穩定全過程的主要策略，是歷史上少見的義氣，這是他和風細雨卻力挽狂瀾的法寶。本文對此試作論述，以俟指正

一 趙匡胤義氣的社會和個性基礎

自先秦以來，義就是社會共識性的價值尺度。具體到宋代都城開封，歷史上長期有著俠義的傳統。戰國時期著名的竊符救趙故事，就是信陵君、侯贏、朱亥三位的義舉，其中有國與國之間的義，有人與人之間的義，有貴與賤之間的義，為義無不以命相許。正如李白在汴州專做《俠客行》詩云：“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后，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他們的義薄云天令李白欽佩不已。隋文帝時的汴州，十分“殷盛，多有奸俠”，令皇帝擔憂，以至于限制其商業繁榮。唐代詩人杜甫游訪汴州，看到“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里，報答在斯須。” 為義一擲千金或當街殺人，快意恩仇。高適《古大梁行》也云：“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識夷門道。” 可見，三位在汴州同游的詩人，不約而同地把信陵君、侯贏、朱亥三位的義舉當作地域的文化坐標，感到俠義之風在唐代開封依然濃烈。

宋人延續傳統的義理念，對義有著高度認識，稱之為天下四維即維持社會秩序的四大支柱之一：“四維者何謂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義也者何謂也?……義也者，宜也，行得其宜之謂也。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柔剛，人道之有仁義，義之義大矣哉！” 所謂的義，就是行得其宜，就是合乎正義或公益的道理、舉動，就是合情合理。及至北宋后期，太平繁華已百余年，開封歷史傳承的俠義在新環境中有了更新。開封市民“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之人，為都人凌欺，眾必救護之。或見軍鋪收領到斗爭公事，橫身勸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無憚也。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徣動使，獻遣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兇之家，人皆盈門。其正酒店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 保護弱小、熱心助人、相信他人的習俗，體現了宋代東京人的仗義、大氣、誠信。價值觀反映的依然是民間立場，但更加文明，減少了殺氣。

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趙匡胤本人生長在五代兵荒馬亂之時，自小就有俠義精神，“少游關西，行到處除兇去惡”。當時武人是強勢的歷史主角，而他正是生長于軍人之家，血液里具有軍人的豪爽和令行禁止的誠信。他曾閱視繳獲的后蜀宮內所藏名畫，“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眾觀邪！'于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 如此大方，固然有他武將出身、對此不感興趣的因素，但也不作為財產收藏，不賞賜給高官而是市井商鋪，則體現他的天下情懷和平民情懷。開寶元年（968）修繕大內完畢，趙匡胤“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擁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足見他豁達磊落，反感遮遮掩掩。

這種坦蕩，源自并體現著自信。既有作為出身軍人世家久經沙場、手握重兵的大將軍的自信，更有作為皇帝君臨天下、對天命的自信，正如他早年的《日食》所云：“須臾走向天上來,逐卻殘星趕卻月。”宋人評為“辭意慷慨，規模遠大，凜凜乎已有萬世帝王氣象也。” 自詡旭日東升，盡顯掃蕩星月的志向和所向披靡的氣魄。趙匡胤即位不久，想了解民眾對改朝換代的真實態度，經常微服私訪。有臣僚擔心安全問題，勸諫道：“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他卻笑道：“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亦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由于篤信天命，故而非但不取消微行，反而次數更頻繁，并公開隔空喊話：“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懾服。” 他說到做到。有次果然遇到刺客：“太祖皇帝即位后，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傘，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還內,左右密啟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面對刺殺，不但不躲，反而扯開衣襟，袒露胸懷，笑著連喊讓他射！而且也不追捕刺客，不查幕后策劃。其豁達自信的氣度，史所僅見，令時人不得不屈服。

二、對后周遺老遺少之義

陳橋兵變中，趙匡胤接受帝位之前即說：“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眾將士皆下馬表態惟命是從。趙匡胤頒布的第一道詔令就是：“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輒加凌暴”，否則“當族誅汝”。這個條件也是一個與諸將的誓言。從此確立了優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待以國賓。

宋太祖登極后，遷周恭帝及符太后于西京，易周帝號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 并建造周六廟于西京，遣官遷其神主，命原后周宗正郭玘以時祭享。 開寶六年（973）鄭王去世，宋太祖“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 先后實施了三種待遇，一是將小皇帝和太后遷往西京（后遷房州），改稱鄭王、周太后；二是在西京洛陽新建造周朝的皇家六廟，并把在開封的神主牌位送去，仍由后周的皇家宗正郭玘負責繼續按時祭享；三是周少主十多年去世后趙匡胤穿喪服舉行哀悼儀式，停止臨朝聽政十天，達到輟朝的最高規格，給與恭帝謚號，葬于順陵。基本上還是按照前朝皇帝的規格對待。

具有長效機制的優待有三條。

其一，給后周柴氏以免刑特權。傳說太廟藏有一趙匡胤立下的誓碑，第一條就是后周柴氏子孫享有免刑特權：“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該碑的文字記載有數種版本，首要一條就是優待柴氏。善于發史籍之微妙的清中期文人袁棟，甚至認為誓碑“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兒，原有歉于隱微，故為是誓碑，而其忠厚處實過于六朝、五代遠矣，宜其享國久長哉。” 而且終宋之世，從未妖魔化過后周，以為取代之正當的借口。凡此種種，在歷史上是罕見的，“蓋柴氏之賞延，直與宋相終始。其待亡國之后，可謂厚矣。” 實為古代歷史中的唯一。

其二，將周六廟列入國家祀典，成為制度。宋朝每年有三種規格的國家祭祀一百零七次，其中大祠十七，包括昊天上帝、五岳；中祠十一，包括風師、雨師、周六廟、先代帝王、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另有“有時月而無日者”四十八：包括仲春祀九宮貴神、先代帝王、汾陰后土、周六廟，仲秋祭先代帝王、汾陰后土、九宮貴神、周六廟等，仲冬祭馬步、周六廟等。 除了祭天等主要神祇的大祠外，中祠有周六廟，并序位在先代帝王前，作為前代帝王之一單獨列出，優先祭享；其他祭祀中仲春、仲秋、仲冬各祭祀周六廟一次。總共每年祭祀四次，規格和頻率多于歷代帝王，在宋朝典禮中具有特殊地位，寄托著懷念和感恩。

其三，后代皇帝承襲宋太祖的初心，封周世宗之后世襲崇義公：“以柴氏子為崇義公，給田十頃，令奉周祀。” 此舉比宋朝選自己的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的后代世世封公還早了十年。 同時撥世襲崇義公土地一千畝以保障祭祀費用，延續香火。封柴榮后代為崇義公，既有表彰周對宋的禪讓之義，更有宋對周的感激之義，報本思源、慎終追遠，雙方關系突出在義上，故而謂之“崇義”。《論語·學而》云“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為民心歸向淳厚起到了模范作用。這種厚道，也是義的表現。

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登基以后，文武百官都是周世宗的部下，不同程度地與其有著密切關系。因為一代英主周世宗“駕馭豪杰，失則明言之，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莫不服其明而懷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遠近號慕。” 他們對改朝換代的巨變有適應的過程，對后周和柴榮的忠義之心依然如故，不免流露出個人感情。

翰林學士王著，就是文官的一個典型。他“性豁達，無城府”，因才華和柴榮幕府舊僚，深受周世宗優遇：“眷待尤厚，常召見與語，命皇子出拜，每呼學士而不名。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漸，太祖與范質入受顧命，謂質等曰：‘王著藩邸舊人，我若不諱，當命為相。’” 臨終囑咐要王著擔任宰相。如此知遇之恩，而且在周世宗死后并未能入相，自然多有情緒。一次參加宋太祖的宴會，王著“乘醉喧嘩。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趍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況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為也？’” 當著新朝皇帝的面借酒痛哭周世宗，無所顧忌地表達自己的失落和不滿。但趙匡胤從人之常情看待，并不以為忤，不過是文人酒徒發泄罷了，翻不起大浪。

武將也有同樣的事例。河北鎮州守將、成德節度使郭崇為后周建立、鞏固立下過汗馬功勞，入宋后，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經常哭泣懷念舊主的行為，引起了監軍的高度警惕，提醒皇帝多加防備。但趙匡胤仍然從義的角度理解非常忠實專一、講義氣的郭崇，雖然手握重兵、鎮守邊防，但不會對自己造成危害，所以對他并無責怪。郭崇去世后，皇家一直善待其子女，其子郭守璘官至洛苑副使，娶了宋太宗明德皇后的姐姐，他們的次女后來成為宋仁宗的皇后。

對于這些懷念故主者，由于趙匡胤對其“素知”“素諳”，不以為是對趙宋的不滿和背叛，更不認為能對自己造成危險，而是從江湖義氣角度，理解他們對先主周世宗忠義的私人感情，屬于人之常情，有何罪可治？甚至還透露出一些敬重。體現著他深諳人情世故，順從人性，尊重私情。對前主感恩戴德，總比轉臉就忘恩負義者高尚，這是義的底線。

三、統一戰爭中的義策略

宋初的統一戰爭，是結束五代十國戰亂的關鍵歷程。統一是一個政權把其他政權置于自己統治之下的斗爭，通常是動用大批軍隊強攻猛打，或消滅，或兼并。趙匡胤雖然行伍出身，但并不崇尚暴力，不制造仇恨，其策略或愿景是盡可能不用暴力手段，比如設想用封裝庫的錢財以和平贖買的方式收復燕云十六州。他將義用于統一戰略，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反對濫殺無辜，二是優待降王。

宋軍平荊湖后，割據四川的蜀主曾打算“遣使朝貢”，卻被大臣阻止。江陵城中有后蜀政權派駐的邸吏、將卒，宋太祖命令全部放還，并賜給錢帛路費，以示友好。部署統一后蜀戰役時，趙匡胤一邊派兵西去攻討，一邊令八作司在京師皇宮右掖門南的汴河畔，大興土木為蜀主建造豪華住宅，“凡五百余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以此向后蜀以及世人宣布接納蜀主的誠意。平蜀以后，詔令押送孟昶赴闕，曹彬密奏云：“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余里，請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宋太祖批其后曰：“你好雀兒腸肚。” 批評曹彬小肚雞腸，缺乏大度自信。

平定南唐的前幾年，趙匡胤就在京師熏風門外建造了一座大宅院，“連亙數坊，棟宇宏麗，儲偫什物，無不悉具”，命名為禮賢宅，以待安置李煜。并先禮后兵，派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往南唐，告訴李煜要出兵討伐，希望他歸順以免戰爭。在宋軍節節勝利中，趙匡胤再次敦促李煜投降，讓其使者返回轉達旨意，親自寫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這次勸降比較見效，“國主欲出降”，卻被大臣阻攔。和平解決的努力失敗后只有動武，但嚴禁濫殺無辜。在即將攻陷南唐都城之際，趙匡胤又連續派使者再三叮囑主帥曹彬：“勿傷城中人，若猶困斗，李煜一門，切無加害。” 要求在戰斗中盡可能地減少傷亡損失，尤其要優待南唐皇帝李煜。

盤踞在太原的北漢十分強悍，是割據政權中最難啃的硬骨頭，甚至多次主動攻打宋朝。宋太祖第二次親征時，圍攻太原城極其艱難，傷亡慘重，最精銳的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請戰，趙匡胤說：“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眾皆感泣，再拜呼萬歲。” 把親軍將士的生命看的比太原城還重而撤軍，是對近衛軍的仁義。此役沒有得到北漢，卻得到了將士的忠心。趙匡胤曾通過諜者向北漢主劉鈞傳話：“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也是通過諜者回話：“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為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孝和之世，不以大軍北伐。” 北漢是后漢被后周滅亡遺留的一支，不愿打仗的趙匡胤提出我們之間并沒有仇恨，何必因為戰爭使這一方百姓困頓遭殃呢？你如有意擁有天下，那就下山決一勝負！劉鈞有自知之明，坦陳實力不及宋朝十分之一，之所以堅守此彈丸之地，不過是勉強延續劉氏帝王廟的香火祭祀而已。趙匡胤聞其言動了惻隱之心，決定暫時放他一馬，只要劉鈞活著就不再北伐。曾當眾宣誓：“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宋人贊嘆道：“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另有記載說，“汾晉之俗悍而悖，當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昔太祖皇帝親征，道過紫巖寺，乃焚香自誓，不殺一人。晉人聞之，于是堅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 不食諾言，堅守信義，寧愿暫緩統一。

最典型的要數吳越國王錢俶。他兩次來朝，趙匡胤均高接遠送，待遇極高，而且屢次宴請錢俶及其子錢惟浚。一次宴會上，趙匡胤令錢俶與晉王趙光義、京兆尹趙廷美敘兄弟之禮。錢俶伏地叩頭，再三辭以不敢，才得以推辭。兩人把酒言歡時，錢俶曾自比受制難飛的鳳凰，趙匡胤忙起立撫摩著他的背說：“誓不殺錢王！” 錢俶第一次朝覲即將回歸時，數十位朝臣上疏請將其扣壓，宋太祖皆不采納，說：“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錢俶朝辭時，“力陳愿奉藩之意”，宋太祖說：“盡我一世，盡你一世。”意為只要我活著、你活著，就保留吳越國。隨即交給他御封一匣，指示他回國后再打開看。錢俶到杭州看見里面“乃群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趙匡胤通過這種籠絡方式，既彰顯了義氣，又向吳越國施加感情壓力，等于開出了歸順的時間表。

對于入宋后叛亂的藩鎮，趙匡胤也用盡了江湖義氣手段。建隆初，剛即位的趙匡胤派使者安撫各地藩鎮，其中對盤踞在上黨的李筠加升為兼中書令。忠于后周的李筠不服，意欲拒絕，被將士們勸阻，才勉強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趙匡胤傳話道：“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但李筠自以為“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還是發動了叛亂，最終兵敗自殺。無獨有偶，淮南李重進反叛前，趙匡胤派官前往賜以鐵券，后又召見其在朝廷擔任宿衛官的兩個兒子勸說道：“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兩個兒先是驚恐戰抖后是感激流涕，遂趕往揚州勸說父親，“重進方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具道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聞之，遂皆有向背之意。既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聽為，遂赴火。” 雖然未能使之投降，但和平的努力動搖了軍心。

統一后匯聚在開封的各割據政權首領，無論主動投降還是頑抗被俘者，趙匡胤都沒有斬草除根，反而十分優待，盡顯仁義。南漢皇帝劉鋹原來經常用毒酒殺害大臣，有次趙匡胤賜他喝酒，被嚇得捧著杯子哭求道：“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矣，愿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感到好笑的趙匡胤說：“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隨即接過他的酒喝下，另外給劉鋹斟酒。劉鋹深感慚愧，忙頓首道歉。 曾有人勸宋太祖誅殺降王，恐怕“久則變生”。他笑道：他們“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能為變乎。” 實力和心理的自信，是趙匡胤寬宏大量的基礎。

荊南政權的高官孫光憲，面對宋朝的崛起和咄咄逼人之勢，曾勸諫首腦高保勖說：“宋有天下，四方諸侯屈服面內，凡下詔書皆合仁義，此湯、武之君也。” 趙匡胤的仁義成為實現統一的精神武器，瓦解了割據政權堅守的信心。

四、統領軍隊的義方式

古人云慈不掌兵，歷來強調治軍令行禁止，嚴懲違令者。但趙匡胤卻大量采取了江湖義氣的作法，處理與藩鎮的關系。

鄧州節度使張永德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曾有部下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 謀反是大罪，也是宋初最敏感的大忌，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大禍：張永德或被誅殺，或被逼反叛。但趙匡胤并沒有大驚小怪，反而把告發的士卒綁縛交給張永德，任其全權處理。張永德也不含糊，僅象征性地按輕罪將其打了十板而已。

另一例是洺州防御使、西山巡檢郭進。有部下軍校逃到開封告其謀反，趙匡胤“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不問，使御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該下級軍官怨恨郭進治軍嚴酷，宋太祖將其押回，交給郭進處死。面對誣告者，嚴厲的郭進卻一反常態，既不殺也不打，反而派他遷往河東戰場抵抗外敵，特別叮囑道，如打勝仗立戰功會提升官位，如打敗仗則不要回來，干脆投奔敵軍吧。

這兩例相似的事件，反映了許多問題。從皇帝角度而言，對告反高度重視故而親自接待詢問，十分謹慎故而仔細盤問，在沒有確切證據情況下，既不嚴懲誣告者，也不責怪、密查其長官，而是交還長官處置，表明對將領的信任，籠絡其心。從被告將領而言，對皇帝的作法心領神會，不殺避免了滅口的嫌疑，不處理則部下群起效仿無法帶兵，故而或象征性地予以輕責，或給其將功抵過的機會，甚至明確指出另一條生路，兵敗可以投敵以免回來被治以戰敗之罪，可謂仁至義盡。君臣之間肝膽相照，坦蕩無隱，整個事件遠離軍紀國法，充滿了江湖氣息。君臣關系遭到破壞，軍隊沒有查處真相之騷亂，國防沒有任何損失，反而鞏固。趙匡胤曾令為武將郭進建造一座宅邸，“廳堂悉用?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上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在此，連貴賤禮制也拋棄了，主動讓其僭越。

再一類型，是兩例邊防駐軍將領貪財貪色、欺壓民眾案件。滄州節度使張美，強娶民女為妾，還受賄民財四千緡。民女的父親進京控訴，趙匡胤召見時沒有調查案件，反而為其辯解：“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何如？’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汝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取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敕美，美宜不復敢。汝女直錢幾何？’對曰：‘直錢伍百緡。’帝即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使還所略民家，謂之曰：‘語汝兒，乏錢欲錢，當從我求，無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美惶恐，折節為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謂之滄州張氏。” 張美改弦易轍，治理滄州取得良好業績。

另一例與此基本相同。鎮守關南的李漢超，被人告發強娶民女人為妾、借貸不還的不法行為，趙匡胤召見民女之父問道：‘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于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李漢超被感動的更加衷心耿耿。

在這兩事件中，趙匡胤混攪了搶民女為妾與合法娶妾的法律界限，以及為人妾與為人婦的身份區別，更以兩將領不守邊防百姓連家都不保的歪理，將保衛邊防之功與欺壓百姓之罪相抵，不惜犧牲百姓利益尊嚴，竭力保護武將的利益尊嚴。目的是籠絡武將對其感激流涕，以死報答，而受害百姓則用金錢收買彌補。

五、對結義弟兄的關懷縱容

唐末五代綱常淪喪，人倫混亂，但結義盛行。靠情投意合而非血緣關系結成的兄弟，越是兵荒馬亂越普遍，軍人尤其熱衷于此，皇家也不能免俗。唐昭宗因救駕之功，甚至讓李克用與兩位親王結拜為兄弟，“近古未有也。” 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原李筠曾說：“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 直接與周朝皇帝攀為義兄弟。那么，五代時期生在軍營、戎馬半生的趙匡胤，自然也有不少結拜兄弟。

后周的高級將領趙彥徽，就是趙匡胤的結拜把兄，“與上同事周世宗，上嘗拜為兄，及即位，擢領旄鉞。先是，彥徽自鎮來朝，上為開宴，寵顧甚厚。彥徽飲酒過度，因致病，車駕幸其第，賜錢百萬，遽令歸鎮，仍遣其子閑廄副使繼能侍行。彥徽不恤民事，專務聚斂，私帑所藏巨萬，上聞之，始薄其為人。” 宋太祖登基后，對來朝的趙彥徽非常熱情，筵席中暢飲使之大醉致病，并前往其家看望，賞賜巨額錢財。為避免再次因醉致病，讓他趕快躲開朝廷的酒場歸鎮，特別允許在朝廷任職的兒子（通常起著人質作用）隨行。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去世，“上雅與延釗友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猶呼為兄。” 趙匡胤登極為帝后仍然承認義兄弟關系，按結義規矩稱兄尊敬。多人結義有義社之稱，五代時很普遍，最著名的是趙匡胤的義社十兄弟。李攸記載：“太祖義社兄弟：保靜軍節度使楊光義，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昭義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勛，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中書令、秦王王審琦，忠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后劉慶義，左驍衛上將軍劉守忠，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彰德軍節度使韓重赟，解州刺史王政忠。” 以上九人，加上不便列入的趙匡胤為十人。這是唯一完整、可靠的十兄弟史料，其排序顯然不是按官位，也不是按年齡：查李繼勛（916年生）比石守信（928年生）年長卻排在其后。至于趙匡胤在其中的排位，也不得而知。

結義兄弟的親密關系，至少在社會層面上勝過血緣兄弟，尤其是軍中的結義，多是生死之交，所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正如趙匡胤所言：“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慕容延釗病重時，趙匡胤十分關心：“延釗寢疾，上自封藥以賜，聞其卒，哭之慟。禮官言：‘為近臣發哀，哭聲宜有常。’上曰：‘吾不知哀之所從出也。’” 另一結拜兄弟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審琦，“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邪？’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強飲輒病。”為了讓他享受“天之美祿”，趙匡胤向天祈求賜酒量，私交甚篤。王審琦突發急病，“帝親臨視，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慟。賜中書令，追封瑯琊郡王，賻贈加等。葬日，又為廢朝。” 由此可見，趙匡胤對結拜兄弟感情真摯，為其去世發自肺腑地痛哭，顯示著真性情，而不顧皇帝身份的矜持和禮制的約束。趙匡胤時常流露出的真性情，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或迷惑力。

既然親如兄弟，宋太祖在政治上、生活上自然多有私情關照，縱容庇護。如石守信“鎮鄆州，凡十七年不徙，專事聚斂，積財巨萬計。尤奉釋教，在西京造寺，募民輦致瓦木，驅督峻急，而所給不充其傭直，民甚苦之。” 李繼勛“數典大藩，所至雖無善狀，然以質直稱。性儉嗇，服用樸素，酷信釋氏，每造寺施僧，則不計其費。與太祖有軍中之舊，故特承寵遇。” 韓重赟同樣“信奉釋氏，在安陽六七年，課民采木為寺，郡內苦之。” 他們剝削百姓、荒政亂政以及貪財、佞佛等行為，都是趙匡胤默許的特權。損害的不僅是吏治，更是一方百姓。趙匡胤以部分民眾利益代價，換取了皇位穩固。從另一個角度審視，“然守信之貨殖巨萬……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 他們有意貪瀆崇佛，招惹民怨，未必不是為了消除皇帝的戒心。所謂“太祖善御，諸臣知機”， 多年的兄弟關系，手足之情，莫逆于心，配合的十分默契。

六、對結義弟兄的保全式防范

一時的結義關系通常相伴終生。問題在于趙匡胤當了皇帝，與高級將領的兄弟關系改變為君臣關系，性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顯得非常微妙復雜，成了雙刃劍，必須重新規范。單靠感情用事失去了理性判斷的的趙匡胤自己，其江湖義氣一時難以自拔，置身局外且高度警惕的宰臣趙普，力主敦促防范。

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托以處分之語有侏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符彥卿是趙匡胤尊敬信任的義兄，認為對他非常善待，不會辜負自己，可以掌握軍權，對趙普的猜疑與勸阻很不以為然。最終，被直言不諱的趙普一句“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點破，幡然醒悟，中止了對符彥卿的任命。李燾記載又云：

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衛。普數言于上，請授以他職，上不許。普乘間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茍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上悟。

趙普要求解除石守信、王審琦等人禁軍統帥職務，改換其他非要害崗位。趙匡胤堅信這些義兄弟絕對不會背叛，不料趙普改變策略，從另一角度把皇帝逼醒：問題在于他們不能約束部下，如果被黃袍加身就身不由己了。同時也給了趙匡胤合乎義理的臺階：防范的不是結義兄弟，而是其部下。

既有私人感情問題，又有江湖義氣問題，更有朝廷利益關系，三者的統一協調，必須高度重視與謹慎。當時有兩種選擇，一是延續各種關系，但難保不發生意外；二是果斷消除潛在的兵變因素。以感性的趙匡胤之性格和義氣，如果沒有理性的趙普屢屢勸說，不會選擇解除自己信任的弟兄兵權。既然選擇了后者，仍然有兩條方式，一是以種種罪名誅殺等暴力方式，二是勸說他們主動交出兵權的溫和方式。趙匡胤沒有選擇歷史上兔死狗烹、誅殺功臣那種很“不義”的方法，而是選擇了一條新辦法，在觥籌交錯的義氣場中，既能維護朝廷穩定，又不傷害義兄弟的利益。

他先做了次大膽嘗試：“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后無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建立宋朝后，那些手握重兵的義兄弟搖身一變為皇帝的把兄弟，更加驕橫。趙匡胤采取私人化的手段，帶領他們佩戴武器騎馬郊游，有意選在一片面積廣大的密林中野餐。酒酣耳熱之際，趙匡胤借酒勁一再動員大家誰想當皇帝可以殺他！這一史無前例的舉動駭世驚俗，令眾人驚恐不已，俯首于地簌簌發抖。這是深諳江湖義氣的作法，借酒加濃兄弟情義，故意來到沒有外人的密林中，給他們提供刺殺的機會，表達自己可以不惜生命成全弟兄們的帝王夢，顯得格外義氣。其實用的是反向激將法，完全是陳橋兵變之際所說“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的翻版。結果，受到驚嚇教訓的義兄弟確認了趙匡胤神圣君主地位，一改常態，從此俯首帖耳。

此后開展的收兵權、收財權行動，都是按照這種模式完成的。

先看收兵權。建國的第二年，趙匡胤在趙普的策劃下，將石守信等將領招到酒場：

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曹之德，無有窮盡。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上喜，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庚午，以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侍衛都虞侯、鎮安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復除授云。

在這場精心設計的酒宴中，趙匡胤采用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思想教育。先喝酒造哥們義氣的親密氛圍，表達心聲：首先感謝弟兄們的擁戴；接著抱怨當皇帝的難處，自己整晚憂愁失眠，還不如像過去、像你們那樣當節度使快樂；其三點明原因是擔心帝位不保，你們當然不會有什么二心，擔難保部下不再發生一次黃袍加身；最后灌輸及時行樂的人生觀以洗腦，指出解決的出路：一是解除兵權，到大州府擔任長官；二是多多置買田宅等不動產和歌舞伎樂、小妾，天天飲酒作樂，充分享受富貴人生；三是皇家與他們結為姻親，君臣之間消除猜疑、各自安心，確保交還兵權后人身安全。眾將先驚后喜，接受了人生新安排，全部罷免了實際的軍職，趙匡胤果然“賜賚之甚厚”，大加賞賜。這場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也最成功的酒宴，政治、軍事、義氣的含金量遠遠超過了“鴻門宴”。

再看收財權。沿襲五代藩鎮體制，宋初各地駐守的藩鎮擁有一方兵權和財權，勢必出現肆意增加賦稅、搜刮民戶以滿足奢侈、壯大實力的現象，不利于國家財政和民眾利益。

太祖即位，患方鎮猶習故，常取于民無節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賜飲款曲，因問諸方鎮，爾在本鎮除奉公上之外，歲得自用為錢幾何?方鎮具陳之。上諭之曰：“我以錢代租稅之入以助爾私，爾輩歸朝，日與朕相宴樂何如?”方鎮再拜，即詔給侯伯隨使公使錢，雖在京亦聽半給。州縣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苛斂之患。

趙匡胤召集各藩鎮到皇宮喝酒，互訴衷情。問清他們賦稅收入除了交公上供外、自己留下多少花銷后，提出朝廷代百姓支出這筆錢供他們享用，前提是交出權力離開當地，到京師來天天與皇帝喝酒。從此，州縣賦稅收入一律歸朝廷所有，也免除了百姓的額外賦斂，一舉兩得。

與已經跋扈二百余年的軍閥商談交出權力，幾乎是與虎謀皮，歷史上沒有成功的先例。趙匡胤使在中央的將領到地方，在地方的將領到中央，前者交出兵權，后者交出財權。政治江湖的事還要用江湖義氣解決，趙匡胤既沒有殺氣騰騰地武力解決，也沒有大張旗鼓地整肅解決，而是采取慣用的和平手段，以兩場酒宴為媒介，在江湖義氣的氛圍中，立足人性，充分照顧他們的私人和子孫利益，實現了雙贏。其實是用榮華富貴的生命與武將兵權的一種贖買交易，無疑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善待、保全。酒肉當然沒有這么大的作用，觥籌交錯演繹散發的義氣即濃重的人情味，才是看不見但不可忽視的軟實力。清高宗對此十分欽佩，曾道：“太祖退藩鎮之兵，只在杯酒片言之間，君臣之分，情義兼隆。” 他敏銳地看到“杯酒片言”中的“情義兼隆”。

義的一個原則是恪守信用，所謂“信以成義”， 無信則無義。那么，趙匡胤許諾諸將的優待是否落實呢？上文顯示，豐厚的物質賞賜隨即兌現了，讓他們到各大藩作威作福也是事實，再看與諸將結親一例。

建隆元年（960），趙匡胤就把自己同母妹燕國長公主，嫁給忠武軍節度使高懷德。開寶三年（970）正月，鎮寧節度使張令鐸被罷免了軍職，趙匡胤隨即“令皇弟光美娶令鐸女為夫人。” 讓他成為皇弟、親王的岳父。同年六月，趙匡胤的長女封昭慶公主，然后下嫁給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王承衍，“承衍，審琦之子也。” 開寶五年，皇第二女延慶公主下嫁給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之子也。” 后來的太平興國六年（981），宋太宗又將皇第四女即秦王廷美之女封云陽公主，嫁給了韓重赟之子韓崇業。其中，王審琦、石守信、韓重赟三人是義社十兄弟，從此又成為兒女親家，親上加親，關系更密切。事實證明，趙匡胤兌現了許諾，言而有信，體現了契約精神，從而成功地把江湖資源轉化為政治優勢。

結 語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善待自己效忠過的后周皇室，善待抵抗過自己的割據降王，善待懷念前朝的大臣，善待幫助自己得天下的功臣，以溫和的方式對沖了長期以來的暴力，適應了“天厭亂久矣” 的歷史需要，其義氣貫穿了宋朝的建國和統一，是“馬上治天下”的新創舉，為歷史貢獻了一種新的政治治理模式。時代厭亂求和、厭殺求生，趙匡胤嘗試了和平建國，嘗試了部分和平統一，再嘗試和平穩定并取得成功，把江湖之義轉化為廟堂之義，使義政治化，以義為重，用義治天下，也即宋初政治文明中有著很大的義成分，遂成為宋代開國體制的重要內容。相傳陳摶曾言：“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 便可見義在宋初的作用之大。正是對義的高超運用，顯示了趙匡胤不同尋常的政治智慧，懷柔彌兵，在歷史中留下獨特印記。他基于我們一貫忽略的人性，精通人情世故，恪守誠信，展示獨特的人格魅力，人性的高貴，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人道主義精神。趙匡胤的成功，是江湖道義的勝利，是中國古代契約精神的勝利。

以義為利，以義為政，并非趙匡胤的發明，先賢對此早有論述。如孔子《論語·里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墨子·天志上》：“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耕柱》：“今用義為政于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趙匡胤式的江湖義氣，將這些理念具體化、人格化、平民化，并予以實施。有學者研究了春秋時期義對禮、利、德的統攝，指出義是社會共識性的價值尺度，“正是得益于義觀念的強大精神力量，春秋社會才能在禮崩樂壞的大形勢下，仍然保持了較為可靠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千四百多年以后的宋初雖然早已時過境遷，但基本理念長盛不衰，由動亂走向和平的過程，也得益于義觀念強大的精神力量。宋代推行的崇文抑武、不殺士大夫等國策都源自于此，乃是國家大義、社會公義。

為了皇位穩固，籠絡江湖兄弟等武將，趙匡胤常不惜犧牲部分百姓利益為代價。這正是司馬遷所言的俠義缺點：“其行雖不軌于正義”， 不講理法，只講義氣，將義置于國法乃至禮法之上，更多地體現著人治獨裁。欺壓弱者，正是俠義精神所不容忍的行為。但相比暴力而言，社會成本卻是低廉的。

史籍中趙匡胤的故事未必都真實，難免杜撰、夸張，那也是按原型基本情況塑造的。流傳千古的“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俠義故事，雖非信史，也不會是無源之水。在歷代皇帝中，唯有趙匡胤的仗義最突出，因而被演繹傳頌至今。元代戲劇中的皇帝戲多，歷代皇帝中以趙宋王朝為最，多是有恩必報、助人救人的形象，其中宋太祖的故事占了將近一半的數量。 清代又出現了趙匡胤故事集大成的小說作品《飛龍全傳》，確立了趙匡胤行俠仗義的草莽英雄形象。這種平民化的情感最容易共情，最受歡迎，所以最能流傳久遠，對歷史影響最大。

充滿血腥詭詐的政治歷史強化了人們的思維定式，忽視乃至不相信溫情和義氣，尤其是懷疑兵變起家的武夫皇帝，常常有意無意地屏蔽情義的存在和作用。這其實很可怕，會黑化歷史，消蝕情義，默認冷酷殘暴的合理、必然性。歷史是善惡并存的，絕非惡者永勝。眾所周知的事實已經證明，“崇文抑武”“與士大夫治天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以及把“綠色”引入政治 等等，都是武將建立的宋朝對歷史的新貢獻。辨識并承認、肯定善行，不僅是還原歷史真相的必要，還是溫暖現實、培育未來的需要，刀光血影中的點滴綠色，更值得珍惜。以史實為依據懲惡揚善，也是史學家的責任之一。何為揚善？當然不是虛構、夸大，而是揭示被誤解、掩蓋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