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六十三章云：“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味無味”一句，王弼注云：“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今人陳鼓應先生《老子今注今譯》注為“把無味當作味”，譯為“以恬淡無味當作味”。聯系上下文來看，本句原意應是以身喻國，但對后世讀者來說，這一句本來具有的養身意味更應受到重視。

《說文解字》云：“味，滋味也。”《老子》第三十五章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老子是推崇平淡的，要求在平淡中品出滋味，這個滋味，就是自然之道。后世的玄學、理學、禪學、心學及醫藥之學，均能得“無味”說之滋養。從文學上看，得老子無味之真味的，當以陶淵明和蘇軾為代表。

從陶淵明諸多詩文可見，菊酒之歡、田園之樂、詩文之娛都是他精神所存之處。尤其是酒，又處于其歡娛書寫的核心。根據對陶淵明作品的字頻統計，一千個字里大約就會出現三次“酒”字。那么對陶淵明而言，酒“味”究竟為何？《飲酒》（十四）說：“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這個“深味”，就是忘懷物我得失的平淡真味。陶淵明《止酒》篇說：“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這才是凡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品嘗到的無味之好味。然而對于陶淵明來說，時蔬的好味畢竟還是需要借酒來感受。酒，作為抉擇歸隱的陶淵明用來與其悸動內心相對沖的外物，是不易脫免的，故而無味之好味，也難得品其長味。

蘇軾是真心熱愛陶詩的，他的《和陶集》有詩124首，其中大部分作于晚年被貶惠州、儋州時期。如果說蘇軾的和陶詩在揚州起筆時，是借陶淵明之酒杯澆自心之塊壘，那么貶惠之后，則是舉自家之酒杯致敬通脫之先賢。正如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云：“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蘇軾確實體會出了陶淵明于平淡的田園生活中表達出的深味與好味，也寫出、活出了同樣的風味韻致。蘇軾曾說：“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東坡題跋》卷二）和陶行為本身，也是他與貶謫處境抗衡的心旅印記。

被蘇軾順帶提及的柳宗元詩同有平淡之長，著名的《江雪》《漁翁》即是代表。但在理論上，柳宗元卻是以“奇味”說名世。韓愈曾著有《毛穎傳》，本為滑稽牢騷之文，時人多有非議，獨柳宗元對其稱贊有加。他說：“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按柳文，奇味之用在于張之弛、拘之縱、息焉游焉之所自足。韓愈《毛穎傳》固是以文為戲而有所自嘲，然而憤恚至深的柳宗元，也未嘗不是獨味其奇處而得其深慰。永州山水之于柳宗元，恰如藥與酒之于竹林七賢，都是世事之風雨中未能宅心安處的精神外求，雖至美至歡，然其清寒之處、性散之時，風物侵體之苦楚亦不易承受。

蘇軾又喜韋應物之詩，《書〈黃子思詩集〉后》說柳、韋詩“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這最是“味無味”的寫照。歸根結底，至味不在于奇，而恰在于常。奇實如常，而常亦含奇。常中見奇，更覺韻味悠長。與其獵奇而得常，不如舍奇而從常。

到底還是蘇軾，他在《浣溪沙·細雨斜風作曉寒》詞中，為非圣非哲非賢的普通人指出了“味無味”的一條可行之路。詞云：“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煙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人生不可無歡，然亦不可縱歡，日常風景、尋常飲食帶來的清歡，伴隨著與生俱來、不可能徹底化解的淡淡清愁，恰是人生最常態的熨帖與尊嚴。

回到《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酸甜苦辣咸）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老子反對求色、聲、味于物，舍本逐末的結果只能是感官麻木甚至精神癲狂。蘇轍《老子解》（卷一）此章注云：“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于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蘇轍在此借題發揮，將性與物進行了分離，認為本性含而未發之際，即是至味之時，至于性與物接，甚至沉淪外物，則已是失去本真性味的狀態了。

現代生活中，人們已習慣在豐富的物質供給和感官享受中生活，也習慣以更多更快的美味消費來緩解那些多味之乏味。然而，若不深入體味無味之味，當代人就難以長久承擔大自然的客觀規范。因此在當下，老子“味無味”的思想就顯得非常重要，它啟示我們全面反思當代這個物質社會，尋找人、群、物之間的最佳關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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