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道，“所行道也”。用白話文解釋，即人們所走的道路，直達的大路叫作“道”。《現代漢語詞典》：道作名詞時，指道路；方向，方法，道理。

“道”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本意是道路，引申為自然法則，稱為“天道”，而“人道”則是關于社會和人自身的道理、即社會和人的價值標準。“天道”和“人道”相互關系的研討，與中國古代農業生產密切相關。《周易·賁卦·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關于季節、時令變化的學問，使人們能適時地進行農耕活動；“人文”則是“文明”的同義語，含人的道德情操和社會制度。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一個焦點就是：如何理解“天道”與“人道”。

01

老子獨特的“天道”與“人道”論

老子（李耳）春秋末期人，做過東周王室管理藏書的史官，他在《道德經》中闡述了獨特的“天道”與“人道”論。

《道德經》贊揚“天道”，認為“道”演化為萬物，沒有神力，自然而然。“天道”不爭、不言、不驕，沒有制物之心，它像無形的巨網那樣廣大無邊，將世界上的一切都囊括在其中。與此不同，“人道”自私、偏狹、不公，“損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經·第77章》）。為克服這種社會弊病，老子倡導“人道”效法“天道”。

治國者要有“柔弱”“無為”的品格：淳樸，謙卑，像水一樣與百姓在一起；圣人“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第49章》）。這樣經過“天道”改造過的“人道”，達到“道法自然”，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道德經》關于“天道”與“人道”的論述，展示出中華古代辯證思維的絢麗畫卷，充滿智慧和洞察力。不過，《道德經》用自然“天道”否定“人道”，在理論上也有其偏頗的一面。

02

孔子關于“人道”的理論

這里只談孔子“人道”論，至于儒家《易傳》和荀子關于“天道”與“人道”相互關系的論述從略。

儒學的開創者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顯然，在孔子看來，“道”指人的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是人成為“君子”的必備條件。孔子還說，當“道”與個人的生命沖突時，志士仁人應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生命，以維護“道”的尊嚴。這是可以做到的，因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人有認識能力，有道德自覺，有使命感，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依據孔子的解釋，這種使命感建立在對百姓的關懷上。這被后世稱為“民本論”。子路問孔子：“愿聞子之志。”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又把能夠廣泛地有利于百姓而解除他們患難的行為稱為“圣”。在他看來，即或是堯、舜也沒有完全做到。戰國中期，孔子的民本論為孟子繼承、發展，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百姓最重要，社稷（土神和谷神，象征國家）次之，君主又其次。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年）這500年左右，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劇變的歷史階段，是從血緣宗法社會向統一的封建社會發展的時期，開創了學術思想“百家爭鳴”局面，各家各派都有關于什么是“天道”、“人道”及其相互關系的論述。特別是儒家，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為最高。”

03

中唐時期韓愈

關于“道統”和“文以載道”的理論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祖籍昌黎，世稱韓昌黎。針對佛教的“佛統”論，韓愈在《原道》一文中闡述儒學的傳承譜系：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又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自信他有責任接續這個傳承譜系，稱之為“道統”。

韓愈“道統”論闡述了儒學的“先圣明君”既是治國理政的典范，又是正宗思想的傳承者，宣傳“君”和“師”的統一，體現“內圣外王”的融合。韓愈借此說明：中華人士應尊奉儒學而非其他。

韓愈在理論上還有一大貢獻，就是為士子們學習研究儒學指出了言行統一的道路，他推崇《禮記》中的《大學》，認為其中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個人立志修身到治國平天下，一脈相承，有序可循。

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在中國文學史上作出了很大貢獻。所謂“古文”，指先秦兩漢時的散文，文體自由，表述清晰。魏晉以降，在漢代賦體的基礎上形成的駢文，講究對偶、聲律、典故和詞藻，華而不實。針對此，韓愈倡導“文以載道”，力主進行文體改革，用古文來振興儒學，弘揚道統。韓愈的文章觀點鮮明，說理透徹，對后世有很大影響。在中唐時期，著名文學家柳宗元、劉禹錫等，以及韓愈的學生李翱都是古文運動的推動者。

04

儒、釋、道融合的歷史文化意義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于是提出了儒、釋、道融合問題。這取決于儒學這一主流文化是否能與時俱進，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精華，以充實自身；還要看從印度傳來的佛教是否能實現中土化、世俗化。唐朝時，長安佛教寺院很多，形成了不少佛學宗派，稱之為“中國佛學”。玄奘及其弟子窺基所創立的唯識宗（因他們長住長安慈恩寺，又稱慈恩宗），其論說來自印度，中土化不足，只流行了40年即告衰落，這與中土化、世俗化比較充分、以六祖慧能為代表的禪宗遠遠不能相比。禪宗認為，“心”是最根本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去做。

北宋時期儒、釋、道融合趨于成熟，理學成為儒學的新形態。理學中的關中學派開創者張載（1020-1077年）在鳳翔府（今陜西省眉縣橫渠鎮）授徒講學，提出儒者應有文化的擔當精神，這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天我們重溫張載的上述名言，仍然感受到強大的精神鼓勵。

中華民族歷來重道崇德，這是優良傳統。“道”與“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內涵，但也有共性，由此反映出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05

重視歷史文化研究，

推進文以載道、文以化人

西漢時大史學家司馬遷是今陜西韓城人，他撰寫的《史記》創立了“本紀”“列傳”“表”“書”的史學體例，從五帝之首的黃帝開始敘述中華歷史，為后來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奠定了堅實基礎。《史記》論述治國理政者要有深厚的道德素養，又有治國理政的才干。還認為，西周時制禮作樂的周公和西漢時的蕭何就是這樣的政治家。司馬遷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他在孔子的故鄉曲阜停留日久，進行考察體驗，在《史記》中寫了《孔子世家》，將孔子定位于傳承發展中華文化的“至圣”，這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漢書》的作者班固，今陜西扶風人，他撰寫的《漢書》擴大了史學范圍，政治、經濟、地理、文化、中外交往等都屬于史學研究的范圍。他把《史記·大宛列傳》改寫成《西域記》，敘述了西域幾十個國家的歷史，以及漢朝與西域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歷史，這對我們今天理解陸上絲綢之路有很大幫助。

兩千多年前，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個論點并未過時，至今仍然有現實的教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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