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案人員承認“抓錯人”仍不釋放，“放他走領導就麻煩”，困住無辜者兩年

一個曾幫助破解區塊鏈技術、親手打開項目后臺鎖定主犯犯罪事實的技術人員，為何會以“詐騙從犯”之名身陷囹圄，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湖北省云夢縣一起虛擬幣詐騙案的判決，正牽動著無數關注司法公正者的心。當事人作為推廣代理商，自2023年9月被捕，截至今年9月就將在看守所被關押滿兩年，始終堅稱無罪，其家屬與辯護律師直指辦案機關認定當事人犯詐騙罪沒有證據，程序違法，且回避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等多重硬傷，申訴程序已正式啟動。這場圍繞“清白”的抗爭，不僅關乎一個家庭的命運，更叩問著司法程序的公正。

一、事件核心：從推廣代理到階下囚的轉折

2020年，深圳市星某際節點云計算技術有限公司推出DIP幣項目，對外宣稱是創新虛擬幣投資，實則在交易平臺暗藏“后門”，可擅自操縱幣價、轉移用戶資金。當事人作為一名區塊鏈技術愛好者，對該公司的“操縱”行為并不知情，只是以業余推廣代理的身份，通過社交平臺協助宣傳該項目。

2020年11月，當事人的朋友、項目技術開發人員杜某私下告知：“老板何某濤在后臺偷偷套取用戶資金。”得知消息后，當事人第一時間通知了自己聯系的投資者撤離，并在圈內交流群里披露了項目風險。這一舉動徹底激怒了何某濤，不僅遭到“不要亂說話”的威脅，更被何某濤私下與賈某強等團隊成員約定“若出事就推到當事人身上”，成了預設的“背鍋俠”。

2022年8月，租住湖北云夢縣的一名投資者因被騙受損報案，案件由當地警方受理。2023年9月，警方跨省抓捕，共抓獲4人，其中包括主犯何某濤，兩名技術人員，以及當事人。起初當事人被指認為項目“操盤手”，后經偵查證實僅是眾多的推廣代理商之一。可為何在眾多業余推廣代理及推廣機構中，只抓了他一個人？這難道不是抓錯人后又將錯就錯嗎？

被抓后，當事人積極幫助警方破案，提供技術支持，充當“老師”角色，教辦案人員區塊鏈知識，打開信息庫后臺門等等，相關部門才能看到主犯的犯罪事實和金額，完整掌握何某濤的犯罪事實與操作軌跡。從法律層面看，這種“幫助偵破本案”的行為及效果，完全符合立功要件，依法應認定為立功。需要明確的是，何某濤后續未退贓，是其本人拒不退賠的主觀惡意所致，也是相關部門追贓挽損工作面臨的客觀問題，與當事人無關，更不能以此否定當事人的立功表現。

2025年3月，一審法院認定當事人“受指使宣傳虛假信息致用戶損失”，無視其貢獻，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同年6月，盡管律師和家屬一再提示冤情、公道與公正，沒有證據支撐，且當事人連犯罪金額都沒有，可二審法院仍維持原判。

二、爭議焦點：證據鏈與程序的多重疑點

案件的核心爭議，始終圍繞“證據是否足以定罪”與“程序是否公正”展開：

1.主觀故意證據的矛盾性

公訴機關指控當事人“明知詐騙仍繼續推廣”，但支撐這一指控的核心依據，僅是2020年12月20日他發布的一條微信記錄。然而，這一證據存在明顯的邏輯缺陷：從時間線來看，這條記錄發布于當事人多次示警之后，且不在偵查機關認定的案涉犯罪時間段內。當事人早就多次提醒投資者“老板套錢跑路”，還向機構投資商披露了系統漏洞。一邊是反復示警的記錄，一邊是被孤立解讀的微信內容，兩種行為指向的“主觀故意”截然相反，公訴機關僅以后者作為定罪依據，顯然難以成立。

2.損失關聯的證據空白

本案并無證據證明當事人與何某濤等人具有共同犯意，一審判決認定“103名被害人損失7776萬余元”，卻始終未明確其中哪些人是由當事人推廣的用戶，更未說明這些用戶的具體損失與他的行為存在關聯。家屬痛陳：“他推廣的人經提醒后都沒虧錢，連誰是他的客戶、虧了多少錢都查不清，憑什么定罪？”更令人唏噓的是，當事人本人也是該項目的投資者，同樣蒙受了損失。而且，相關部門至今沒有查到當事人的犯罪金額。

3.關鍵證詞的報復性

何某濤等人在供述中稱當事人是“公司運營總監”，是對他此前披露項目問題的報復，為虛假證詞。偵查卷宗明確記載，當事人不是深圳市星某際節點云計算技術有限公司的員工，只是業余代理，與何某濤無直接工作聯系，僅對接賈某強、古某、何某辰三人，而偵查卷宗卻無此三人的任何供述或證言。這些帶著私人恩怨的證詞，成了逮捕當事人并因司法慣性最終導致當事人被定罪的重要依據，卻難以經得起邏輯推敲。

4.程序合規性的多處瑕疵

抓捕定性錯誤：當事人因被誤指為“操盤手”被捕，后經偵查證實是非公司員工的推廣代理，辦案人員甚至向律師承認“最初搞錯了”，還叮囑律師“別說出去”，卻仍拒絕糾正；

證據提交偏向：公訴機關未提交對當事人有利的關鍵證據，包括當事人在深圳南山相關部門的報警記錄、告知漏洞、勸退用戶的微信聊天記錄等，當事人在一審庭審中當庭指出“對其有利的證據未被錄入卷宗”，卻未獲回應；

二審程序簡化：作為無罪上訴案件，二審未開庭審理即維持原判。辯護律師申請調取當事人手機中與案涉事實有關的完整數據信息（其中包含提醒用戶撤離的記錄），二審法院以“無義務調取”為由拒絕，可當事人的手機自始至終由相關部門扣押，家屬無奈反問：“證據在他們手里，我們怎么拿？”

立功情節漠視：當事人打開后臺幫助警方鎖定犯罪事實，是何某濤案偵破的關鍵一步。但檢察院審查期間，為“幫公安兜底”未予認定；案件到法院后，若法院秉持公正、不相互包庇，本可依法認定，卻同樣不予認可，僅輕描淡寫為“配合偵查”。相關人員曾私下告知家屬：“檢察院不認定，你們可以到法院申請。”可最終，兩級司法機關都選擇了沉默，未認可其立功情節。

三、程序爭議：從“抓錯人”到“不開庭”的連鎖質疑

案件偵辦與審判中的諸多細節，更讓家屬難以接受：

違法不予通知：當事人被拘留后，偵查機關并未依法通知家屬，直至當事人被拘留20天后，家屬才獲悉當事人被拘留的消息，還是當事人請看守所管教告知的，期間家屬承受的煎熬難以想象。

逮捕依據模糊：檢察機關審查逮捕期限的最后一天，公安匆匆送去補充材料，僅以一份聊天記錄截圖作為孤證，檢察院便據此草率地對當事人作出逮捕決定。此外，相關部門提供的其他聊天記錄中，明明有當事人告知騙局、勸退投資人的內容，卻被刻意忽略。

糾錯機制失靈：家屬從知情人士處得知，相關部門內部曾有人透露，因擔心辦錯案被追責，拒絕釋放當事人，辦案警官甚至直白地說：“放他出來，領導就要有麻煩。”這種為規避責任而維持錯案的邏輯，讓程序糾錯徹底陷入僵局。

層級監督乏力：家屬痛陳，當事人是作為“操盤手”被羈押的，在發現當事人不是“操盤手”后，檢察機關、二級法院沒有依法履行法定監督、審判職責，繼續延續相關部門的錯誤。家屬無奈地說：“檢察院幫公安兜底，法院幫檢察院兜底，官官相護，我們找誰說理？”

四、事件反思與申訴訴求

該案的爭議，早已超越個案本身，它折射出虛擬幣案件審理中的共性難題：當技術復雜性遇上司法程序，如何避免“客觀歸罪”？當跨地域偵辦摻雜利益考量，如何堅守證據標準？

目前，當事人家屬已委托律師提交申訴材料，核心訴求清晰而迫切：完整調取當事人的手機存儲信息，核查他通知用戶撤離的記錄，還原案件全貌；明確103名被害人中與當事人推廣行為存在關聯的具體人員及損失，若無法證實，則應排除相關指控；認定當事人幫助破案的行為構成立功；審查公訴機關證據提交的完整性與偵辦程序的合規性，糾正“選擇性舉證”“程序簡化”等問題。

“他幫警方破了案，最后卻成了階下囚。”當事人家屬的這句話，道盡了這場爭議的荒誕。眼看今年9月就將迎來被羈押兩周年的節點，92歲的外婆仍在日日盼他回家，而這場關于清白的抗爭，還在繼續。

只有徹底查清每一份證據，糾正每一處程序瑕疵，才能讓正義真正站得住腳。這場持續兩年的爭議，最終將走向何方？它不僅考驗著相關機關糾錯的勇氣，更檢驗著“以證據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治承諾——畢竟，每一個案件的公正處理，都是公眾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