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會情況

國際層面，科學學正從學術邊緣走向政策前沿，成為各國政府布局科技治理改革的關鍵工具。在Metascience2025倫敦大會的全體會議上，“科學學現狀盤點”成為核心議題。與會專家開展了一場關于科研體系制度、指標與合作的系統復盤，深入探討了科學學發展二十年來的成就與挑戰，包括科學政策研究的理論基礎、實證方法創新、跨學科合作模式，以及科學學研究對科研體系改革的指導作用等關鍵問題。專家們從歷史哲學、實證研究、政策分析和信息計量等多個維度，分享了科學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和實踐經驗，強調在科學研究日益復雜化的背景下，通過科學學研究為科學政策提供循證支撐的重要意義。

會議由Addgene基金會主席兼執行董事Chonnettia Jones主持，喬治亞理工學院公共政策學院Tom & Marie Patton講席教授圍繞“科學學政策二十年發展回顧”作開幕主旨演講。墨爾本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教授、MetaMelb倡議聯合負責人、澳大利亞改進醫學科學組織創始主席Fiona Fidler，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METRICS聯合主任John Ioannidis，薩塞克斯大學SPRU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教授Andy Stirling，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科學計量學》期刊聯合主編張琳教授等四位來自不同國家和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組成主旨小組，分別從科學哲學、醫學研究可重復性、科技政策以及科學計量分析等角度進行了深入的學術對話和經驗分享。

二、主要內容

1.喬治亞理工學院：中國崛起背景下，全球更應合作而非對抗

Sugimoto認為科研投入是評價科學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并指出“國內研發總支出”最能準確反映科研產出情況。Sugimoto強調“盡管美國位于全球研發投入首位，但中國正以驚人的增長速度緊追其后，預計2025年將完成超越。若美國持續縮減科研預算，到2030年中美研發投入差距可能擴大至12%，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或被動搖。”Sugimoto進一步指出，美國在吸引國際科技人才方面正面臨嚴峻挑戰。中國赴美博士留學生畢業后留美比例顯著下降，而諾貝爾獎得主中外裔科學家占比已高達33%且持續攀升。她警告稱，當前實施的簽證限制等“美國優先”政策可能產生反效果，不僅難以維護國家利益，反而會加劇高端人才流失，最終削弱美國的科技競爭力。

針對傳統科研評價體系，Sugimoto教授提出了深刻反思。她認為僅以出版物數量和引用率為核心的評估方式存在明顯局限。“中國自2017年起已成為全球科研論文產出最多的國家，在《自然》指數等頂級期刊發表量及高被引論文（前10%和前1%）占比等關鍵指標上也位居世界前列。”基于此，Sugimoto呼吁建立更全面、更具包容性的科研評價體系。

Sugimoto著重指出，現代科學研究本質上是一項高度協作的事業，數據顯示目前三分之一的國際合作論文由多國聯合資助完成。她主張“科學政策應當以推動國際合作為導向，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疾病防控等全球性議題，而非片面追求單一國家的“科學主導權”。她特別強調，元科學研究應當聚焦于如何實現科學社會效益的最大化，而非糾纏于“科學超級大國”的虛名之爭。

2.墨爾本大學：跨界交叉是元科學的核心

Fidler將元科學界定為系統研究科學規范、實踐與激勵機制的學科領域，其根本宗旨在于通過評估開放科學等干預措施，提升科研實踐的透明度與自我修正能力。

她強調：“元科學的跨學科特性在其融合歷史學、科學哲學與生命科的研究實踐中展現得尤為突出。”Fidler通過repliCATS項目具體論證了跨學科方法在解決復雜問題時的獨特價值。該項目對社會與行為科學領域（包括商業研究、犯罪學、經濟學、教育學、政治學、心理學、公共管理學及社會學等）數千項已發表成果進行了系統性可重復性評估，為提升科研可靠性提供了堅實的實證基礎。

3.斯坦福大學：強制重復驗證與數據公開

Ioannidis強調“當前科研體系存在的系統性缺陷，包括研究偏見、統計效力不足以及陽性結果發表壓力等因素嚴重影響了研究結論的可信度。”他結合先前研究成果指出，在先前研究較少且主觀性判斷較強的領域，大量所謂的“顯著發現”實際上是不可靠的。

Ioannidis強調“建立系統性的重復研究機制是提升科研可信度的關鍵措施”。他以參與的癌癥生物學可重復性項目為例，“在193項嘗試復現的實驗研究中，最終僅50項成功復現，平均耗時長達197周，這一數據充分揭示了當前科研可重復性危機的嚴峻程度。”此外，他主張全面開放原始數據、研究材料和算法代碼以提升研究透明度。他指出“盡管全球科學出版物年產量已達700萬篇（累計超過2億篇），但缺乏透明度的現狀使這些成果大多淪為‘學術廣告’。”

4. 薩塞克斯大學：元科學要有民主和批判精神

Stirling系統剖析了元科學在科學實踐中的發展歷史，著重闡釋了科學的不確定性、政治屬以及與民主的關聯。他指出“科學本質上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域——這種不確定性既來自學科本身，也源于人類認知的固有局限”。他認為當前科學界迫于外部壓力，常將這種復雜性簡化為確定性的單一結論以滿足各方需求，而非客觀呈現科學的真實情況。

Stirling指出，當前元科學研究過度關注量化評價指標，卻忽視了其對社會的實際影響，導致元科學本應具備的批判功能未能充分發揮。這種傾向不僅削弱了元科學的理論價值，還在無形中助長了科學實踐中的權威主義傾向。以科研評估體系為例，Stirling特別強調“學界對科研活動背后的政治目的缺乏深入分析，例如當前研究多集中于經費使用效率等技術層面，卻鮮少關注公共科研經費過度向軍事領域傾斜這一重要現象。”

Stirling指出，現行科學治理體系普遍存在壓制不確定性討論、限制研究方向社會協商的問題。他主張構建更加開放的科研文化，強調元科學研究應當突破量化指標的局限，促進科學民主化進程。在他看來，科學不應單純追求“最優”技術或創新，而應致力于為社會提供多元化的選擇與可能性。他特別強調“元科學研究不應僅關注技術創新指標，而應真正發揮橋梁作用，促進科學實踐與社會需求的協同發展。”

5.武漢大學：組織化開展科學學研究與實踐

張琳教授深入探討了中國科學學的演進，聚焦其發展歷程、與國家科技政策的互動以及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她強調中國科學學的發展具有顯著的組織化特征。她以1982年創建的“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為例，該組織下設多個機構建立了完善的組織體系，并持續舉辦年度全國學術會議——2024年參會規模已達1600余人。此外，北京、上海等地相繼成立科學學研究中心，有力推動了學科的縱深發展。

中國科學學始終與國家科技戰略保持緊密互動，致力于解決不同發展階段的關鍵問題。張琳教授強調，中國科學學研究者不僅關注科研經費、國際論文數量等量化指標，更注重提升研究質量、創新能力和中國在全球科學體系中的定位。他們深度參與國家戰略規劃工作，如“國家五年計劃”的制定，為政策決策提供學術支撐。在政策實踐層面，中國科學學通過多元化渠道實現與政府決策的良性互動。張琳教授結合其參與科研評價體系改革、牽頭制定負責任同行評審框架的實踐經驗，深刻闡釋了研究者在學術生態中的橋梁作用。

張琳教授在展望學科發展前景時強調，中國科學學的未來將秉持開放包容的理念，深化國際合作與知識共享。她指出，積極參與國際研究項目不僅能促進學科發展，更能為國家科研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參考。這種國際化發展路徑將顯著提升中國應對科研挑戰的能力，并在全球學術界發揮更重要的影響力。

本文由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產業創新研究室吳文偉助理研究員執筆，李輝，吳琪，高繼卿參與潤色。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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