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輝煌歷史中，1955年的大授銜無疑是一個重要節(jié)點。然而，授銜過程復雜而微妙，難以做到絕對公平。在五大野戰(zhàn)軍中，就各有一位將軍，他們戰(zhàn)功赫赫，本應授上將，卻最終只獲中將銜。但歷史的公正，往往體現在他們后來的成就與貢獻上。

首先提及的是西北野戰(zhàn)軍中的廖漢生。他與賀炳炎同為賀龍麾下的愛將，且在資歷上更勝一籌。在紅軍時期，廖漢生便已是師級將領，而賀炳炎當時僅為團級。1955年授銜前，廖漢生原本在上將名單之列，但因毛主席認為上將人數過多，賀龍主動將廖漢生的名字撤下。盡管如此，廖漢生在建國后的職業(yè)生涯中，先后擔任北京軍區(qū)和南京軍區(qū)的政委，實際上承擔了上將的職責，其卓越的領導能力和政治智慧得到了充分展現。以廖漢生為例，我們可以看到，軍銜雖低，但并未影響他為國家和軍隊做出的巨大貢獻。

再來看劉鄧大軍中的王近山。他以其勇猛無畏的戰(zhàn)斗風格被譽為“王瘋子”，為劉鄧大軍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然而，在授銜時，他卻只獲得了中將軍銜。這主要是因為，在第二野戰(zhàn)軍番號成立時，他未能成為兵團司令員，這一職位被楊勇所得。盡管如此，王近山的軍事才能和戰(zhàn)功得到了廣泛認可。建國后，他擔任了重要軍職，其麾下的將領如尤太忠和李德生，后來都成為了大軍區(qū)司令員，并在1988年授上將銜。王近山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才能不會因為一時的軍銜低授而被埋沒。

華東野戰(zhàn)軍中的王必成，也是一位被低估的將領。他是粟裕手下的“攻堅猛虎”之一，與葉飛、陶勇并稱為“葉王陶”。在戰(zhàn)爭年代，王必成以其出色的指揮能力和殲敵數量，贏得了廣泛的贊譽。然而，在1955年的授銜中，他卻只獲得了中將軍銜。這曾引起一些傳言，說他對此不滿。但事實上，王必成從未公開表達過對軍銜的不滿。建國后，他先后擔任昆明軍區(qū)和武漢軍區(qū)的司令員，這些職位通常都是上將所擔任的。王必成的經歷證明，軍銜只是外在的榮譽，真正的價值在于對國家和軍隊的貢獻。

在此，我們可以插入一個積極正面的歷史案例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有一位名叫左權的將軍，他原本只是八路軍的一個師長，但由于其在戰(zhàn)爭中的出色表現和對黨的忠誠，后來被提拔為八路軍副參謀長，實際上承擔了更高的職責。雖然他的軍銜并未因此提升，但他的貢獻和影響力卻遠遠超出了他的軍銜所代表的范圍。左權將軍的事跡告訴我們，無論軍銜高低，只要對國家和軍隊有貢獻，就能贏得人民的尊敬和歷史的銘記。

最后提到的是東北野戰(zhàn)軍中的吳克華。他作為四縱司令員，在遼沈戰(zhàn)役中的塔山阻擊戰(zhàn)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為錦州的解放和整個遼沈戰(zhàn)役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在授銜時，他卻只獲得了中將軍銜。這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遺憾。但吳克華并未因此氣餒，他在建國后的職業(yè)生涯中，先后擔任了多個重要軍職，包括炮兵司令員、成都軍區(qū)司令員和廣州軍區(qū)司令員等，創(chuàng)造了開國將軍之最。吳克華的故事告訴我們，軍銜只是暫時的標志，真正的榮耀在于對國家和軍隊的忠誠與奉獻。

綜上所述，這五位將軍雖然在大授銜時未能獲得預期的上將軍銜，但他們在建國后的職業(yè)生涯中，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和才能。他們的事跡告訴我們，軍銜并不是衡量一個人貢獻和才能的唯一標準，真正的英雄和領袖，是那些為國家和軍隊默默奉獻、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