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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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大風新聞7月16日報道，廣西河池的韋先生，在廣東打工，2020年1月1日凌晨5時，剛剛出生6個月有的二兒子，因出現咳嗽、咳痰、流鼻涕癥狀，前往佛山市南海區第七人民醫院就診。由于遲遲等不到醫生，7時56分左右，孩子狀況惡化，醫護人員這才介入搶救，最終因搶救無效死亡。

韋先生說，此前，他認為孩子的夭折與此前在家附近診所開的藥有關，便投訴診所。維權大約兩年時間，最終法院判診所賠償2萬元。

2022年6月17日，他向南海第七醫院投訴。次日，他便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一名律師，姓鄧，稱可以幫忙去處理。最終，醫院賠了88.8萬元，律師拿走了55萬元。對此，韋先生認為，律師好像騙了他。

而面對記者的采訪，韋先生代理律師鄧某表示，案件起初沒收費，但不是風險代理，案件按照司法鑒定，本應給次責賠償，他們努力讓韋先生獲得了主責賠償。案件處理差不多了，雙方簽訂了正式協議，確定了55.5萬元律師費，結果后來韋先生反悔了。

很顯然，鄧某的收費行為，已經遠遠超過風險代理的最高收費比例30%，達到了62.5%。即便鄧某不認可是風險代理，其行為也屬于風險代理，必須執行風險代理的相關規定，按照最高風險代理比例執行，退還向被代理人多收的費用。如果其中有一些特殊費用開支，則可以視情況處理，但風險代理費用不能超過賠償款的30%。

由于此案已于2024年8月27日投訴到廣州市律協，律協也已經受理，相信會給韋先生一個公正的處理結果的。

那么，此起案件，除了鄧某違反規定高收費外，還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問題呢，是否隱藏著比鄧某高額收費還要可怕的問題呢？

毫無疑問，這起案件，反映的不只是鄧某的高額收費，還有法院在處理此起案件中的行為，以及調解委做出這種調解的依據，亦即如果鄧某不介入，韋先生就只能得到醫院的2萬元賠償，而鄧某介入后，為什么一下子達到88.8萬元這么高的賠償呢？難道只是鄧某有能耐嗎？

韋先生說，他文化水平低，不太懂得怎樣要求賠償，也不會打官司。縱然如此，醫院可以耍賴，法院應當維護公平、維護正義、維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呀，為什么判決與調解的結果相差如此懸殊呢？

這就需要回顧一下，法院的判決結果，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有沒有對案件進行深入調查和全面了解，特別是對孩子的死亡過程有沒有進行認真調查與鑒定。按照2萬元的賠償結果，就應當是醫院方面沒有責任，而只是同情性地給予慰問，而非賠償。

而鄧某介入之后，相關的鑒定過程卻完全向著有利于韋先生的方向發展，最終的賠償結果，也與法院的判決結果有天壤之別。那么，必有一方是存在問題的，或法院方面不認真負責，或調解方面為了息事寧人，給對方放水。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必須把事實說清楚，而不是只關注律師收費。

我們說，律師高額收費的問題，可以由廣州市律師協會解決，也相信廣州律協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但是，法院與調解委之間結果相差懸殊的問題，則遠比律師高額收費重要。因為，它事關公民在法律面前能否受到公平對待的問題，事關司法機關形象和公信力問題。如果法院的判決嚴重不公，那公民守住公平底線的基礎在哪里呢？最后一道防線都被撕碎了，還如何讓公民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呢？如果不是法院的問題，那調解委做出這樣的調解，又想傳遞什么信號呢？是鄧某糾纏衛生行政管理機關和醫院了，還是醫院原本就沒理，應當予以賠償。

所以，希望當地有關方面能夠介入，就法院的判決與調解委的調解進行再審，看一看到底哪個環節有問題，問題有多大，如何糾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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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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