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戰略、四川部署與成都建設，展開一幅宏大畫卷。

7 月 14-15 日，七常委齊聚一堂，出席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城市轉型戰略：從增量擴張→存量提質。

這場最高規格的城市政策定調大會，印證了四川此前一個重大部署的前瞻性。

6 月 9 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印發《關于支持成都做優做強極核功能加快高質量發展的意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支持成都加快建設 “三中心一基地”（西部經濟中心、西部科技創新中心、西部對外交往中心和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持續做大經濟總量、做強核心競爭力、做優功能品質，打造超大城市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治理新標桿。

這份文件更以制度化的協同機制，有力回應了長期以來關于成都發展的“虹吸論”，明確成都不是資源的"黑洞"，而是帶動全省發展的“主引擎”。

站在今天回望，這幅畫卷展現出一種精準的戰略預判和部署節奏。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部署了城市工作七大重點任務，《意見》有著相應落實。

一是著力優化現代化城市體系。

著眼于提高城市對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承載能力，發展組團式、網絡化的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類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繼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國家要求“發展組團式、網絡化的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意見》強化了成都作為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極核城市” 的角色。文件旨在 “推進成德眉資同城化發展”，并編制實施新一輪 “成都都市圈發展規劃”，展現了中央政府要求的區域協調發展重點。

二是著力建設富有活力的創新城市。

精心培育創新生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不斷取得突破；依靠改革開放增強城市動能，高質量開展城市更新，充分發揮城市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樞紐作用。

國家要求“精心培育創新生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不斷取得突破”。《意見》在第二部分專門闡述如何建設 “西部科技創新中心”。文件要求實施 “前沿科技攻堅突破行動”，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領域 “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同時支持建設天府實驗室等高水平創新平臺，并促進科研成果就地轉化。

三是著力建設舒適便利的宜居城市。

堅持人口、產業、城鎮、交通一體規劃，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穩步推進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大力發展生活性服務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線。

國家要求“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穩步推進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優化城市空間結構。《意見》計劃“深化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文件具體提出改善公共服務，包括 “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支持本地大學發展，以及提升 “‘一老一小’服務能力”。規劃還旨在通過優化城市布局，形成 “多中心、組團式、網絡化的功能體系”。

四是著力建設綠色低碳的美麗城市。

鞏固生態環境治理成效，采取更有效措施解決城市空氣治理、飲用水源地保護、新污染物治理等方面的問題，推動減污降碳擴綠協同增效，提升城市生物多樣性。

國家要求“推動減污降碳擴綠協同增效”，“提升城市生物多樣性”。《意見》承諾“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目標是建設 “國家碳達峰試點城市”，并爭取 “設立成都國家植物園”，這直接響應了國家在環境和生態改善方面的目標。

五是著力建設安全可靠的韌性城市。

推進城市基礎設施生命線安全工程建設，加快老舊管線改造升級；嚴格限制超高層建筑，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強化城市自然災害防治，統籌城市防洪體系和內澇治理；加強社會治安整體防控，切實維護城市公共安全。

國家要求“推進城市基礎設施生命線安全工程建設”，“加強城市自然災害防治”。《意見》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表述，要求 “推進城市基礎設施生命線安全工程建設”。文件還規劃了具體的抗災韌性項目，如規劃論證 “沱江（金堂）分蓄洪工程”，并通過 “構建 500 千伏‘立體雙環’網架” 來加強電網。此外，文件還涉及金融韌性，旨在 “防范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隱患”。

六是著力建設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

完善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完善城市風貌管理制度，保護城市獨特的歷史文脈、人文地理、自然景觀；加強城市文化軟實力建設，提高市民文明素質。

國家要求“完善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保護城市獨特的歷史文脈”。《意見》計劃“打造‘文旅 +’消費新場景，推進天府文化公園等重點文旅項目建設”。同時支持 “推動川劇、川菜、蜀錦蜀繡” 等本地文化遺產 “走出去”，從而加強城市的文化認同。

七是著力建設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

堅持黨建引領，堅持依法治市，創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用好市民服務熱線等機制，高效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

國家要求“創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運用科技 “高效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意見》提出“探索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體系”。將通過 “深化‘智慧蓉城’與‘微網實格’聯動治理”，并在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領域拓展數字技術應用場景來實現此目標。

四川的決策者敏銳地把握了國家戰略轉向的脈搏，通過將中央頂層設計轉化為地方實踐路徑，四川為全國探索城市現代化新路徑貢獻 “成都經驗”，體現了其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責任與擔當。

傳統城市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拉動和規模擴張，而《意見》清晰地勾勒出一條城市發展的新路徑。

其核心邏輯不只是做大經濟總量，還要“做強核心競爭力、做優功能品質”，通過提升現有經濟基礎和要素能力的 “質量”，來培育一種更具韌性、更富創新和更可持續的經濟形態，這正是 “存量提質” 的深刻體現。

需要注意的是，做大經濟總量與 “存量提質” 并非對立，存量提質可通過效率提升做大總量，這是存量提質的自然結果。

在經濟動能、空間結構、治理能力和生態價值等關鍵領域，《意見》系統演繹了從 “增量擴張” 到 “存量提質” 的變革。

從經濟動能轉換看，《意見》描繪了三個層次的深刻轉變。

首先，在內需結構上，它從依賴投資轉向了由消費驅動，但重點并非簡單的刺激消費，而是通過培育夜間經濟、首發經濟等新業態，提升現有商業空間的經濟密度和活力，實現城市存量資產的活化增值。

其次，在產業升級上，它從追求規模轉向了培育 “新質生產力”，通過設立 “有根產業、有效投資、有稅源” 的精密投資標準，篩選能優化城市產業結構和財政韌性的高質量項目，對工業和財政存量進行精細化管理。

最后，在城市功能上，它致力于升級整個經濟的 “操作系統”，通過建設西部金融、算力、人才中心等，打造能賦能所有產業的 “元要素” 平臺，對城市全部經濟存量產生倍增效應。

如果說經濟動能的轉換是高質量發展的 “引擎”，那么空間結構的優化則是承載這一發展的 “骨架”。《意見》通過三大策略為此提供了清晰路線圖。

首先，它以 “嚴守城鎮開發邊界” 為基石，從根本上限制了城市的無序擴張，并將發展重心由 “向外要地” 轉向 “向內挖潛”。

其次，在這一硬性約束下，通過推動“中心城區有機更新”“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 以及 “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等組合拳，旨在將內部低效、低質的空間轉化為高價值、高效率的區域，實現存量價值最大化。

最后，為應對內部密度提升帶來的挑戰，《意見》提出構建 “多中心、組團式、網絡化” 的功能體系，并通過加密和提速都市圈內部的軌道交通網絡，在不擴大物理邊界的前提下，提升整個城市的運行效率和宜居性。

“存量提質” 不僅關乎經濟和空間等 “硬件” 的升級，更深刻地體現在城市治理這一 “軟件” 的現代化上。《意見》著重于提升城市運行的效率與韌性。

一方面，通過深化 “‘智慧蓉城’與‘微網實格’聯動治理”，將數字技術作為存量資產管理的 “效率倍增器”，在不增加硬件投入的前提下提升公共服務和管理的精細化水平。

另一方面，它系統性地增強城市韌性，在物理層面，將基建重心從增量建設轉向存量安防，通過推進 “城市基礎設施生命線安全工程建設”，保障核心系統的穩定可靠。

在新的發展范式中，生態環境不再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外部約束或成本，而是城市核心競爭力和永續發展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綠色低碳轉型上，《意見》將生態環境本身視為一種需要精心維護和價值實現的寶貴 “存量”。

它一方面通過建設 “國家碳達峰試點城市”，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與增長，并嚴守耕地紅線以保護基礎 “綠色存量”；另一方面，則前瞻性地提出探索 “國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

這一機制的核心在于，試圖科學量化并市場化運營公園、綠地等生態資產所產生的經濟社會價值，從而將傳統觀念中的 “成本中心” 轉變為能持續創造回報的 “核心資產”，為生態保護提供強大的內生經濟激勵，是 “存量提質” 理念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高級體現。

長期以來，關于成都發展的 “虹吸論” 不絕于耳，認為其高速發展是以犧牲省內其他地區的資源為代價。四川省委、省政府此次出臺的《意見》，以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制度化協同機制，對此做出了強有力的回應。

《意見》開篇即確立了成都的國家級戰略地位，明確其為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極核城市”，肩負著 “帶動全省、輻射西部、服務全國的重大責任”。

文件清晰地表明，做強成都 “極核” 并非目的本身，而是手段 —— 旨在打造一個強勁的 “主引擎”，通過其產生的巨大動能和溢出效應，帶動全省 “五區共興”，形成 “先進帶后進、中心帶周邊” 的良性發展格局。

要理解這一提法的深刻背景，我們必須再次回到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會議為新時代的城市發展列出了 “新 KPI 清單”，其中首要任務便是 “著力優化現代化城市體系”，要求 “發展組團式、網絡化的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四川的《意見》，正是對這一國家級 “新 KPI” 的響應。

《意見》的理論基礎是經典的 “增長極” 理論。政策明確要求成都 “發揮經濟大市挑大梁作用”，并設定了 “年均經濟增速保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的量化目標。只有當核心引擎的轉速足夠高、能量足夠充沛時，才可能產生足以輻射帶動廣闊腹地的溢出效應。

更高的增長率并非 “虹吸” 的證據，而是其履行 “引擎” 職責、為全省 “編織網絡” 提供動力的前提。

《意見》超越了以往對 “涓滴效應” 的模糊期待，著力構建了一套制度化、可操作的協同發展 “傳導體系”。通過深化 “成德眉資同城化”、推廣 “總部 + 基地” “設計+轉化”等跨市域產業協作模式、建立聯合招商引資項目跨市域流轉機制，以及延伸輻射帶動鏈條惠及川西高原等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確保核心引擎的動能能夠高效、有序地輸送到全省各地。

這些機制的組合，構成了一個精巧的區域經濟 “循環系統”。通過基礎設施的 “硬聯通” 和產業分工、利益共享機制的 “軟聯通”，使得成都這個核心引擎的強勁動力能夠順暢地輸送至各個四川經濟體，從而在實踐層面有力地消解 “虹吸論”。

近期經濟數據為這一模型提供了支撐。2025年第一季度，成都都市圈的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2%，高于全省0.7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9.5%，遠高于全省5.5個百分點的增速 。這表明成都都市圈作為增長引擎的動力強勁，為帶動全省經濟穩定增長貢獻了關鍵力量。

在風云激蕩的時代浪潮中，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如燈塔般照亮轉型航向，四川以《意見》為筆，繪就成都 “極核” 崛起的新篇章。

當我們將目光從追求規模轉向追求質量，從擴張邊界轉向優化內涵，從單極突進轉向協同共進，城市發展便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成都不是資源的 “黑洞”，而是能量的 “太陽”—— 通過做強極核功能，構建起覆蓋全省的發展網絡，讓先進帶動后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必然。

這條路徑的意義超越了成都，超越了四川。它為全國探索著一種可能：在資源約束日益趨緊的時代，如何讓城市成為創新的策源地、幸福的棲息地、永續的生命體。

這是中國智慧對世界城市化進程的貢獻，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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