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件新聞作品出來，讀者看到的都是稿子前面記者的名字，永遠不會知道稿子背后那個至關重要的人——編輯。

新華社早年流傳著一句名言：“大編輯，小記者”，其含義一目了然，正如那句“好新聞后面必有好編輯”，編輯的水平直接影響到稿件的質量。那些具有大家風范的編輯們，有著遠高于記者之上的功力與智慧，包括政治水平、思想深度、境界情懷、文字修養，在他們手中常常使得一篇如粗糙毛坯的稿件或畫龍點睛煥發生機，或化平庸為神奇，甚至在看似無望處抓到星點火花開掘出新的生命。

回望我的記者生涯，每一篇能留下的稿子，無不滲透著稿子背后那些“大編輯”們的心血。

何為“大編輯”？

我大學畢業進新華社初期，在國內部值班室做“第一讀者”，兼做晚報編輯助手。有一天得到一個信息，15歲的彝族小歌手曲比阿烏要在工人體育場參加一場大型演出，我想這可以寫一篇晚報稿，編輯說你去試試吧。我知道誰也沒在意，對于我這個對新聞一竅不通的中文生，就當一次練習。

那天晚上是如何鉆到工人體育場后臺采訪的，我都忘了，記得的是，連夜趕回社里寫出一篇300字的小稿，興奮不安地交給了當晚值班的值班室主任舒人。舒人是那個年代全新華社僅有的兩名編審之一，他編稿的功力無人不贊。當年新華社那篇推動了歷史進程的消息《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就是舒人從1萬字的會議稿件中火眼金睛抓出來的。

不到20分鐘，稿子回到我手上，定睛一看，300字的小稿子改得密密麻麻，段落打破，文字精簡，幾乎重新寫了一遍，原來啰里啰唆條理不清的稿子變得簡潔明快生動有趣，題目改得更亮，原來是——《彝族的小歌唱家在北京》，改為——《彝族的小百靈鳥在北京》。我第一次被“編輯”這項工作震撼到了。稿子發了晚報稿，意外地被幾十家晚報、日報采用，貴州日報甚至用在了頭版的報眼。舒人拿著報紙，在值班室的大會小會上表揚這篇小稿子寫得好，卻只字不提他的修改。我心里再一次對“大編輯”升起由衷的敬意。

之后，在我的記者生涯中，一路都是在這樣的“大編輯”手下成長進步的。李峰、李耐因、黃正根、徐心華、鄒愛國等，都是我經歷過的給我以巨大幫助與啟蒙的“大編輯”。其中徐心華是當時我所在的政治編輯采訪室主任，那時期我的大部分稿子都是從他手上出去的。那年，我接到采寫一群研究黨史的老同志整理撰寫烈士傳的稿子，我采訪了好幾天，獲得很多素材，但無力駕馭，稿子寫得昏天黑地，毫無章法，既不像通訊，也不像訪談，稿子的題目是《英魂豐碑》。徐心華拿到稿子后，皺著眉頭編了整整一天，稿子的每一頁都被改成了大花臉，最后稿子以題為《在億萬人心中樹豐碑》播發，署名“新華社記者張嚴平”。各大報紙紛紛刊用，《人民日報》在顯著版面一字未動用了大半個版。這篇稿子受到社里的表揚，國內部編前會上更是多次被表揚肯定。我又欣喜又慚愧。徐心華高興得不得了，他對幾位同志說：“小張的稿子確實是需要編輯編輯的，枝枝杈杈太多，但是她的稿子一搭眼就總有那么一點讓人心動的東西。”這句話傳到我耳朵，給予我莫大激勵。

幾十年過去了，當年老徐說的“那點讓人心動的東西”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越來越確信，我所經歷的每一代“大編輯”們，一直在矯正、提高我稿子的質量種種問題的同時，亦在努力地呵護著我那一點“讓人心動的東西”。

的確，一個“大編輯”的功力智慧，不僅表現在他對稿子作出的改動，還表現在他對一篇稿子任何一點閃光之處的識別與呵護。就像舒人說過的一句話：“編輯不應該按著自己的喜好或者一成不變的格式把不同記者的稿子都修剪成一個模式，而是要了解尊重他們各自的特點，小心翼翼地去保護這種特點。”

我記者生涯的后半期，更多從事人物典型報道，也更多更集中地感受到了“大編輯”們給予我的引領。

30多萬字的《穆青傳》，是由前任副社長馮健，時任總編輯南振中，時任副總編輯何平殫精竭慮精心修改而成，字里行間凝聚著他們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文字修養。

我曾在時任社長李從軍的指導下寫過《走向希望的春天》《永恒的召喚》等稿子，在每一篇稿子的反復討論修改過程，從軍社長的意見都讓我獲益匪淺。

曹紹平、劉思揚、張宿堂、唐小可等，同樣是在我的一篇篇稿子中留下了讓我領悟很多、學到很多并給予我最大發揮空間的“大編輯”。其中《索瑪花兒為什么這樣紅》這篇榮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的稿子，就是由時任國內部主任張宿堂連夜精心修改、編輯簽發的。我在政文采訪室工作時，室主任劉思揚深知我的長處和短處，便把我從日常的跑口采訪中抽離出來，只負責人物報道，并決定對我不按常規稿子數量考核，只需完成手上的人物報道，就視為完成考核任務。這樣就給了我發揮專業長處的最大空間和安心環境。

何平同志是我記者生涯中經歷時間最長的一位“大編輯”。就像他在新華社總編輯這個崗位上十年寒暑春秋編輯簽發的難以數計的稿件一樣，十多年中，我采寫的大部分重要稿件都滲透著他的思想、智慧與心血。新華社名專欄《新華視點》首任負責人陳蕓曾經說過：“何總看過的每一篇稿子，都給我們留下寶貴的啟發與思考。”

人們通常會認為，已經經過部門編輯看過的稿子最后送給領導審閱簽發，領導在上面畫個圈簽個字就可以了。是的，完全可以。但是，我經歷的新華社兩任總編輯南振中、何平從來不是這樣，送到他們手上的每一篇稿子，他們都會從頭至尾逐字逐段地精心修改。

我的記者生涯中只有一篇稿子經由南總審閱簽發，就是那篇《農民為鄉村醫生立碑》，這唯一的一篇稿子，讓我收獲無窮，受益一生。

在何總手里經歷的稿子最多，幾乎每一篇稿子的改動都在記憶中閃亮，那些行文中的改動實在太多太多了，難以記述，常常幾個字的改變，一句話的增刪，就會讓稿子有了新的生機。至于每篇稿子標題的改動，更難以忘懷，每一個改動后的標題都令人滿滿回味與收獲。

《永遠的向日葵》，三個小標題的重寫——

“他站在鐵軌上，聽著死亡列車的汽笛，心中十分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替換了原來的“選擇題的簡單答案，使他學會了與狼共舞”；

“生命真是個奇跡，不管在哪一個段落，都有最美麗的風景，只要不輕易地關上夢想的窗戶”替換了原來的“在生命的賽場上，他終于撞線了”；

“我努力維持著日記的美麗，不讓疾病的顏色沾染，更不想讓死亡的氣息把它滲透”替換了原來的“他給自己畫上了句號，卻把問號問到我們每一個人心里”；

對比原來庸常的表述，改后的標題可謂化平庸為神奇，使得這篇稿子的意境、氣質得到全新的升華。

《寫給英雄母親的信》，這一標題樸素、真摯，替換了原來概念模糊的《英雄淚》，讓這篇稿子有了目光深摯的“眼睛”，以及直抵內心的感染力。

《一位老人與300名貧困學生》，這一標題突出了稿子最重要直接的兩個元素，替換了原來空洞不著邊際的《他有顆太陽的心》，使得這篇稿子的人物形象有了雕塑般的根基與力量。

《用愛點燃愛》，這一標題替換了原來的《“麻風村”的愛心使者》，高下一眼可見，使得人物內涵有了本質的升華。

《他用生命留下一片光明》，這一標題替換了原來的《他的身后留下一片光明》，僅僅三個字的改動，給人的感染力是完全不一樣的。

《明天，太陽照常升起》，這一標題在原來的《太陽照常升起》的基礎上，增加了兩個字“明天”，使得稿子更具有鮮明的新聞性、現實性與意境。

《穿越時空的呼喚》原來的大標題和四個小標題全部廢棄重寫，行文更是全部打亂重新整合，幾乎是在一塊毛坯中重新雕刻出的一件嶄新的作品。

《嚴平走近》欄目開辦后，每一篇稿子無論大小，都經過何總的精心審閱修改，從標題到行文，改動之處不勝枚舉。每一篇從總編室拿回來的稿件，都如經歷爐火淬煉，煥然一新。

但無論怎樣改動，何總對每一篇稿子的特點風格總是精心呵護，很多在第一道編輯手里被刪去的文字，到了他這里又被完全恢復。他曾在國內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的記者要努力培養自己的風格，比如張嚴平的稿子一拿來，不用看名字，一讀就知道是她的。我們的編輯要努力保護記者的風格。”

一生的記者生涯，讓我深深地體會到，“大編輯”對于記者就像園丁一樣，有一雙慧眼發現他們的長處，同時還深知他們的短處；一邊不斷地修剪打叉矯正，一邊讓他們的長處更長。他們又像是一錘定音的雕塑家，每一篇稿子的毛坯到了他們的手里，就會在刀筆起落之間，剔除冗雜，凸顯神韻，畫龍點睛，煥然一新。有什么樣高度的“大編輯”，就能培養出一支與此相呼應的記者隊伍，新華社自不待說，我特別喜歡的《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年輕的新人走馬燈似的，但水準從不掉線，最關鍵的保證，就是他們有一群卓爾不凡的“大編輯”。

新華社一代代杰出的“大編輯”很多很多，在此我只是僅就自己稿子的經歷記述一二。據老同志們說，老社長穆青就是新華社頭號“大編輯”，他改稿子常常在辦公室通宵達旦，抽煙抽得煙霧騰騰。早晨人進去都看不清他的臉。有一次他改郭超人同志的稿子，為保留一段還是刪除一段兩人發生爭執，穆青又氣又急，扔下一句話：“改你的稿子就像割你的肉！”正是在穆青等前輩“大編輯”們的手下，誕生了新華社90多年來燦若繁星的經典名篇。

深深感恩。30年的記者生涯，我完全是在“大編輯”們的引領培養下成長進步起來的。沒有他們，就沒有我所收獲的一切。讀者們在我的稿子上只看到署名“新華社記者張嚴平”，我想告訴他們，稿子的背后有一行更大更奪目的名字——“新華社大編輯”。

（本文摘自《時代面孔：新華社領銜記者筆下的人物肖像》一書）

《時代面孔：新華社領銜記者筆下的人物肖像》

張嚴平 著

新華出版社 2025年4月

定價：96.00元

ISBN：978-7-5166-7894-7